钟和:满朝文武藏绿卡 半壁江山养红颜 ──中国特色的“颜色革命”

近来,中国大陆最流行的名词非“颜色革命”莫属。所谓“颜色革命”(ColorRevolution),是指二十世纪末开始的一系列发生在中亚、东欧、中东、北非的以颜色或花朵命名,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进行的政权变更运动。中共近年来提防“颜色革命”,精神高度紧张,动不动就觉得草木皆兵。众多御用工具也跟着起哄。如二○一四年十二月六日北京《环球时报》举行年会,主题就是“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当天先播放了一条短片,然后军中“战略家”们就大放厥词,攻击“国外敌对势力”。但许多人持不同看法,特别在民间。例如,网上正流传着一副对联,其横批标明是“颜色革命”,却是以这样的上下联作注解:“满朝文武藏绿卡;半壁江山养红颜”。这幅对联真切反映出目前中共官场怪状,道出了这种“颜色革命”的“中国特色”,令人拍案叫绝。

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裸官”

“藏绿卡”者即“裸官”是也。据考证,“裸官”一词诞生于二○○八年,但在此以前“裸官”现象早已存在一些年月。从媒体曝光的情况看,一九九五年到二○○五年,中国就有一百一十八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如果统计到更后时间则更多了。裸官常和贪腐相连,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鱼和熊掌力图兼得,极具中国特色,防不胜防,多年来愈演愈烈,可谓官场严重腐败的一个缩影。二○○一年,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许国俊和前行长许超凡、余振东三名裸官盗窃银行近五亿美元潜逃北美,举国震惊。现今人们更知道,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妻子有新加坡绿卡,儿子在美国、法国有别墅。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儿子定居国外开公司,利用其父的影响做生意。周的亲家、妻妹也在北美,专门做中国生意。震动整个中国官场的王立军,在生命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是往美国成都总领事馆跑,要求政治庇护……。

中共官员平日满嘴“共产主义信仰”、“爱党爱国”、“反美反西化”,意识形态的调门很高,但私下却将妻子儿女二奶情人以及贪污得来的大量钱财转移到国外,自己在国内当裸官。一旦大船将倾,揣着绿卡或化名护照,随时开溜。有个段子辛辣地讽刺说:中共官员凝视着俄国人发明的镰刀斧头,高唱着法国人谱写的国际歌,默颂着德国人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悄悄地在瑞士银行开立户头存钜款,又把家属妻小送到美英澳加,然后心安理得地对民众大声呼吁:要警惕境外敌对势力!

养红颜:中国腐败官员的标配

“半壁江山养红颜”,说的是中共腐败官员道德堕落的私生活。在这方面,官方用语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刚开始,被查出的官员只是笼统地归为“生活腐化堕落”;后来薄熙来案改为“长期与多名女性发生与保持关系”;到周永康案,则更为具体,“长期与多人通奸”、涉嫌“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最近落马的山西两个女官员,中纪委通报里也有“通奸”的罪状,说明红颜不分性别,男女贪官通吃。

“养红颜”已成为中国腐败官员的标配,其普遍、严重直叫世人咂舌。其中更有许多“出类拔萃”者,网民评选出九项桂冠的得主,分别是:一、数量奖:江苏省建设厅长徐其耀(共有情妇一百四十六位);二、素质奖: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常年在五星级酒店包养漂亮未婚本科女大学生十七人);三、学术奖: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性日记九十五本,标本二百三十六份);四、青春奖:四川省乐山市长李玉书(二十个情人年龄都是十六到十八岁);五、管理奖:安徽省宣城市书记杨枫(用知识有效管理七十七名情人);六、挥金奖:广东省深圳市沙井银行行长邓宝驹(仅“五奶小青”,八百天花了一千八百四十万元,平均每天二点三万元,每小时一千元);七、团结奖: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为其二十二名情人办群芳宴,并设三十万元的佳丽奖);八、和谐奖:海南省临高市城管大队长邓善红(有六个情人六个孩子,对此原配夫人根本不信);九、干劲奖: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面对五位情人立誓:保证到六十岁时,每人每周性生活不少于三次)。

不过,从地位及影响力来说,他们均无法与有“百鸡王”封号的周永康相提并论。盛传他性好渔色,在北京就有六处“行宫”可淫乐,曾与四百多女人上床,包养至少二十九名情妇,其中多非等闲之辈,有歌手、演员、大学生,更有央视主播。证据还指他一九八五年担任石油部副部长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央视女主播贾晓烨,指使手下制造车祸,将元配撞死。这样的人当上了中共政治局常委,成了党国领导人,也真够匪夷所思了。

中共党内已发生“黑色革命”

绿卡红颜,交映生辉,让整个中国官场空前腐烂败坏。这些贪官前仆后继追求“绿卡”和“红颜”,是负面意义的“颜色革命”。这种颜色,从政治角度来说,应称之为“黑色”。就是在《环球时报》那个年会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王占阳舌战军中鹰派,指出,如果从负面意义上使用“颜色革命”这个词,颜色革命在中国不仅已经发生,还已经进入骨髓,已经非常严重,那就是“周永康、徐才厚、谷俊山等腐败分子搞的让共产党从红党变成黑党的黑色革命”。他指党内腐败分子特别“带枪的”腐败分子比颜色革命更可怕。

“带枪的”腐败分子!这话多么形象多么贴切。军内的腐败比地方上的腐败更让人触目惊心。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就是典型的“带枪的”腐败分子。从他家中搜出十六亿人民币,体积三十五立方米,重达二十吨,七吨大卡车也要拉三车,这些钱如果堆放在他家的双人大床上,可以堆成三层楼高。他在十六家银行里还分别有三十九个账号,共有十亿左右存款……。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真让全中国民众恨得咬牙切齿!另一位“带枪的”腐败分子可举出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他涉案金额超过三百亿人民币,一次行贿就有过上百公斤黄金!

这些党内军内位高权重者的贪腐内幕,以及其升迁之路,充分说明这个党有多黑。

颜色革命是不错的选择

中共长期以来有一种非常僵化的执政思维,就如毛语录所宣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认为凡批评中共、凡持不同政见就是拆共产党的台、砸共产党的锅,就是敌人。还是这种思维,习惯性地把造成社会问题的原因,推给敌对势力和外部势力,以推卸或规避执政者的政治责任,回避政治变革。它宣称“国外敌对势力”对它搞“颜色革命”,惟恐“颜色革命”能够毁掉千里之堤,那它是不是要先查一查自身的蚁穴?中共广大官员的绿卡和红颜,即“裸官”和“二奶”现象,到处泛滥;大大小小的老虎和难以计数的苍蝇,从共产党内部侵蚀共产党,颠覆共产党。其严重程度,连胡锦涛和习近平都承认,几乎到了亡党亡国的地步。这比那些官方抨击的所谓外力推动的颜色革命,难道不是更接近政权变更吗?!

说到这里,我们倒可以从其正面意义来谈论一下“颜色革命”。所谓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颜色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内部的现实基础,而外部势力的影响铁定不可能成为颜色革命的发起者。王占阳说得好:“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都富裕了,你怕什么颜色革命?”他又说,“这个社会那么黑暗,那么腐败,老百姓受了那么大的苦,有那么大的反抗情绪,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是有合理性的。”当下的中国,社会矛盾相当剧烈。单说因各种冤假错案、因各种矛盾冲突而引发的上访、集会、请愿、游行、示威、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数量多、人数多、规模大、频率高,已经世界少见。一个简单的导火索,便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共怎么应对社会矛盾的普遍性以及随时可能被激化的可能性呢?过去许多年来就是掉进了“周永康陷阱”──一味防范,维稳、镇压,把批评中共、持不同政见者都看作敌人。其实,现行体制的最大敌人,是体制自身。是贪官加重了体制的败坏,更是败坏的体制造就了贪官。今天,法办周永康、徐才厚等大小老虎的同时,尤须反思养成这些老虎的官场生态即政治制度问题。正如忧国忧民者常挂在嘴上的话,这是一场改革与革命的激烈的赛跑。

现代社会,有两种政治,一种是战争的政治,一种是和平的政治。如果中共着了“敌对势力”的心魔而无法解脱,陷入了体制的“周永康陷阱”而无力自拔,不思进行彻底的政治改革,那么,以和平、非暴力方式进行政权变更运动的“颜色革命”,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原载争鸣杂志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