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天奇:苏联逼债致大饥荒 毛提前还债真相出人意外

中共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四五年之久的大饥荒,令神州大地生灵涂炭,超过四千万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在1980年代以前将大饥荒归咎于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历史记录显示,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饥荒完全是中共造成的彻底的“人祸”。

曾在1959年担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荷兰历史专家冯克(FrankDikotter)表示,强迫、恐怖和系统的暴力是“大跃进”的根本,“大跃进”是人类历史上有动机的最致命的大规模屠杀之一;“大跃进”饥荒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由学者宋永毅主编,哈佛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库(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档案资料,二千多万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内部档案。宋永毅在总导言中表示,大饥荒的本质,是中共对中国农民进行的一场“粮食战争”。

上接:大饥荒年代中共高官享特供北京流传一民谣

八、大饥荒三年风调雨顺

对于造成大饥荒的原因,“中共共产党党史”第二卷声称:“由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的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

然而,根据气象资料,这几年全国范围内,风调雨顺,根本没有大的自然灾害。

《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1895—1979)》是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清楚地记录下了这80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该资料表将每一年度的旱涝状况统一划分为5个等级,即1度为涝,2度为偏涝,3度为正常或旱涝相当,4度偏旱,5度为旱。

数据显示,不论是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2度和1度站、2度站和-2度站所占的比例看,也不论是单独看其中一年,还是看三年平均值,1959至1961年都可以说确实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1957年和1958年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不涝的正常指标。

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透露他在写作《墓碑》时,五次跑到国家气象局,找了专家个别请教,也翻了一些资料,最后的结论是:天灾年年有,这三年是常年。

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呈现了跟农业生产、跟粮食产量有密切关系的五条气象曲线。1959至1961年期间每条曲线的偏离中线程度都不是最大的,相反,那三年是偏离很小的,而八十年代偏离比那三年大得多,但八十年代没有饿死人,更早的也有偏离很大的,也没有饿死人。

九、“苏修逼债”真相

1959年中苏领导人出现了一系列争吵,尤其是赫鲁晓夫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批评激怒了毛泽东,庐山会议出现的党内争议也被怀疑与之有关,两党关系趋向恶化。1960年6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又出现激烈争执,赫鲁晓夫为施加压力,于同年7月16日以政府名义突然通知中国,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并违反合同停止供应许多建设项目的设备。

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共曾以干部宣讲和群众口传方式出现了“中国为抗美援朝欠债,苏修逼债造成挨饿”之说,并在多年间被一些文章和文艺作品引用,致使许多人长期信以为真。

可是,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文献能够证实“苏联逼债”的存在,中共官方正式文件也从未正式谴责过“苏联逼债”。

那么,苏联当年是否逼债了呢?实际上,1960年7月份,苏联撕毁科技合同、武器合同,跟农业合同没关系,而1960年7月份大饥荒已经发生了一年半,所以1960年7月份的撕毁合同跟大饥荒的产生肯定没有关系。

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回忆说,1960年7月16日,苏联决定召回在中国的苏联专家,但是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

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清苏联的欠账。周恩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要10年才能还清。”毛泽东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与此同时,大批的中国人正在死于饥饿。

苏联不仅没有逼债,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苏联借给中国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但中共当局没有接受小麦,只接受了食糖的援助。

毛泽东说:“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

事后毛泽东向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啥大不了的事呀!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人,过几年又不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磋来之食?”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其曾向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当面提出支援,周恩来答复说:领导上已经讨论过了,决定对苏联表示感谢,但对援助表示拒绝,说自行去解决。

美籍华裔经济学家、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曾撰文《中国三年大饥荒的触发及加剧之原因》。文章分析称,中共官方当年用“苏联逼债”来解释饥荒的触发,是十分拙劣的遁词。首先,出口的粮食来自征调粮,所以,说粮食出口增加大饥荒,其实与强调粮食征调过大是一回事。对农民而言,无论被征调的粮食是用于出口还是别的目的,过度征调粮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即饥馑乃至饿死。

其次,当时是中共政权主动决定“提前偿还欠苏联的债务”,为此增加了粮食出口,由此引起的饥荒其实并不是“苏联逼债”造成的。

而毛泽东之所以要“提前还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苏联、东欧各国政府及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对中共疯狂的“大跃进”多次提出批评,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经济规律,而毛泽东为了证明自己的“大跃进”政策是成功的,就用“提前还债”的方式,通过增加粮食出口以“事实”来反驳这些“兄弟党”的批评,试图挽救中共坠落的声望。

“提前还债”的结果是农民的口粮被搜罗殆尽,从而大大地增加了因饥馑而死亡的人数。

文章还表示,毛当时说过“要为中国争气”的话,其实这是以成千上万农民的生命为代价,来为他本人及其支配下的中共领导层“争气”;等到大饥荒造成全国农村大范围的非正常死亡之后,“提前还债”所换来的其实只是丢更大的脸,同时向其它共产党展现了毛支配的中共政权的反人性的一面。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结果,毛泽东才在60年代前半期发动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其动机无非是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斗来转移“兄弟党”对他的经济社会政策的耻笑。(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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