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两次被打成“右派”的思想者顾准之死

1968年4月8日,顾准的妻子汪璧喝消毒用的来苏水自杀,死状极惨。直接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家中帮顾准销毁积存多年的手稿、笔记一事被揭发,因为她的遗书上有“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的字样。

大约是在1966年底,顾准收到一封寄自北京百万庄的薄薄的来信。信封中只有一纸简短声明“和顾准断绝父子关系。”下面是他的4个子女的签名(当时他长女不在家)。此前,妻子汪璧已向他提出离婚。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肿瘤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临终前,他唯一的心愿,是能见上子女一面。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经朋友们反复劝说,顾准含泪忍痛用颤抖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流着泪对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然而,直到临终的那一刻,他的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12月3日,风雪夜,顾准含恨离世。

顾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顾准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

他是一个旷世奇才。12岁,到潘序伦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实习生;15岁,以其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19岁,出版中国第一部银行会计学教材。20岁出头,在担任高级职员的同时,还在圣约翰、之江、沪江三所教会大学当教授;1956年到中国科学院之后,在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取得不同凡响的研究成果,被称作“中国的哈耶克”(奥地利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1935年,顾准加入中共,后又到“沙家浜”当专员,在延安当学员,在山东当游击司令。1949年5月,34岁的顾准掌管了远东最大城市上海的财政税务大权,当过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与陈毅等同为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

(一)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撤销所有职务

1952年,毛泽东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顾准既不贪污,也没浪费,更没有官僚主义,却在“三反”中被打倒,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奇怪的是,顾准所受处分,在上海市委的档案里,没有任何记载,只有一份当年2月29号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顾准到底犯了什么错?其实,没什么错,就是他敢说真话。当时,中共财政部部长薄一波主张发动工商联成员以民主评议的方式征税;而中共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认为,上海企业一般都有健全的账册,完全可以依率计征。顾准在征税问题上顶撞薄一波,是他挨整不便言说的原因。而顾准才华横溢,使他早就成了那些妒嫉心极重的人的眼中盯,肉中刺,一天不拨掉,一天不舒服,这才是顾准第一次挨整的真正原因。

(二)1957年,第一次被打成右派

1956年,顾准调入中科院经济研究所,正式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57年,他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顾准写道:“那篇文章已经写起了,历史上第一次写东西没有像这一次这样费劲的……反复改稿,都更加强调价值规律的作用,直到它明确地与一切经济工作中都应该政治挂帅的指示相对立为止”。

1957年,顾准参加中苏联合考察团,就黑龙江共同开发水利资源与苏方专家共同考察与谈判。对苏方专家损人利己的做法,顾准据理力争。这些言行却被时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陈剑飞记录下来,悄悄报告北京。

顾准人还没有回北京,一份有关他的反动言论集已整理在案。公开见报的罪名是这样一句话:“现在,让老和尚出来认错已晚了。”顾准回京,立即新账、老账一起算,反复批斗。中科院范围内,还印发了辑录他的“反党言行”的专题材料(他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言论也被辑录进去了),开过好几次批判会,然后正式戴上“右派”帽子。

之后,顾准先后被下放到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郊区清河、河北商都等地劳动改造,承受肉体上的摧残和精神上的折磨。这样的摧残与折磨,在《顾准日记》中随处可见。挑砖、担粪、种地等繁重的惩罚性劳动使他变得脱了形:“我的容颜憔悴之至。镜内自望,都不认识了。”“精神折磨现象现在开始了。下午栽菜上粪时,思及生活像污泥,而精神上今天这个人、明天那个人来训一通,卑躬屈节,笑餍迎人已到极度。困苦、嫌恶之感,痛烈之至。”

1959年3月至1960年1月,顾准下放到河南商城。从1959年秋冬起,4个月内,这里饿死农民近百万。他的日记中不断出现"哀鸿遍野"的字眼,记录了劳改队和农民被饿死,甚至全家饿死的情况。在精神和肉体都受到极大折磨的情况下,他在日记中写道:“(从现在开始)潜心研究十年,力争条件逐渐好转,以利于我的研究工作。这才是我真正努力的方向。”“至少应该记下一个时代的历史,给后代一个经验教训。”

(三)1965年,第二次被打成右派

1962年,顾准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但讲真话的秉性难移。他对欢迎他的家人说:“我不反对‘三面红旗’?胡说八道!我就是反对‘三面红旗’!”

1964年,在经济所批判所谓“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会上,当别人一边倒的或划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时,顾准却站起身来,铿锵有力的宣布:“我自己顽固坚持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经济思想”,“我等着挨整!”话音刚落,顾准便被当作“孙冶方的幕后狗头军师”、“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黑干将”遭到批斗。

顾准有一外甥,在清华大学念书,在同学中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会”。在学校清理思想运动中,这个研究会的头头主动坦白交待,引起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的注意。康生想从顾准的外甥下手,顺藤摸瓜,把同在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的顾准、孙冶方、张闻天,打成有组织的“反党集团”。顾准因此被隔离审查4个多月。查来查去,没有查出顾准与孙冶方、张闻天有什么秘密的“组织”联系。但是,鉴于他态度顽固,1965年9月,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而且是“极右派“!

1966年“文革”爆发,“双料右派”顾准在劫难逃,一次又一次挨批斗。9月1日,正当烈日炎炎时,红卫兵又把顾准单独抓来,拳打腿踢一顿,觉得还不过瘾,又抓起一块方形砖头,狠狠朝他脑门砸去,“砰”的一声,顿时鲜血直流。谁知,顾准竟然一声不吭!红卫兵见他如此强硬,挥起几拳,又把他打翻在地,在地上使劲拖过来,拖过去,一边拖,一边踢……仅仅穿着汗衫和单裤的顾准,被拖打得遍体鳞伤。

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后,顾准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劳动改造。由于他是“极右派”,脏活、重活、累活都属于他。有一次,造反派在田头批斗他,说他“偷奸耍滑”。顾准就吐一口痰出来给他们看,痰里有血丝。他说,我这样干活,你们还说我偷奸耍滑,我就是不服。于是,好多人上去摁他的头,打他的头,打也不认,那就再打,一直打的他伤痕累累。然后,造反派揪住他,恶狠狠的问:“你到底服不服?”,顾准大声喊道:“我就是不服!”

(四)在苦难的沙漠中开出思想的鲜花

顾准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被苦难压垮,“学术研究”和“复兴中华”这两个使命引领着他在漫漫长夜里,一直在积累、思考、升华。

他曾一再批评中国人正因为没有笨劲,懒得穷根究底,所以,“中国有天才,而没有科学上系统的步步前进,不停滞、不倒退的前进。中国人善于综合,都是根据不足的综合。”顾准是一个勤快人,他思想不停,记述不停,终于使自己的部分思想得以冲破网罗而留存于天地之间。

1972年回到北京后,妻子死了,孩子们都不理他,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自知来日不多的顾准,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查资料,做卡片,写笔记,终于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字的论著。

1974年9月,弟弟陈敏之到北京,与顾准相处了半个月。顾准劝陈敏之,不要为时势所动,从头研究西方史、中国史,并商定了京沪两地的通信讨论方式。《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辑录的顾准思想,就是后来兄弟俩通信答疑的结果。

顾准思想的火花,正是在这风雨如磐、万马齐喑、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迸发出来的。顾准说:“不许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执政期间变成皇帝及其宫廷。”;“唯其只有一个主义,必然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

(五)顾准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

在顾准去世10年后,他的儿女们终于有机会看到由他的日记和通信整理成的书稿。1984年2月,他的大女儿顾淑林大声追问:“为什么我们都有强烈的爱国心,都愿意献身于比个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标而长期视为殊途?……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准则,为什么容不进新鲜的,可能是更为科学的内容?究竟哪一部分需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以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

为什么?只因为中共不许有独立思考的空间,不许有讲真话的环境,谁敢独立思考,谁敢讲真话,就打倒谁。1952年是这样,1957年是这样,1965年是这样,1999年至今,还是这样。

转自“希望之声”,文章略有删节。 本文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明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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