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六）
极少人在文革期间依然一如既往地写日记，北大中文系王力教授是其中之一。其中的原因也许很多：那时他是一级教授，铁定了的“反动学术权威”，文革重点打击对像，日记这样的事情反倒不会成为他被清查的重点；他1966年时60岁，写日记的习惯更为悠久深厚，不易改变。另外，他的日记非常简短，客观，中性，好像会计的账簿。他不发议论，不臧否人物，不谈个人感想。这种类型的日记如被拿走审查，相对比较安全。他的行动表明他始终拒绝接受一种不准记录的生活，虽然他没有说及这一点。
在他的日记里，记有：
1966年1月14日，下午1：30入城参加市政协文教组讨论《海瑞罢官》。
从这一记录中，可以看到，在年初的时候，作为一个整体，教授们专家们还并未都被当作革命对像来扫荡，他们被发动跟着上面的指示“讨论”京剧《海瑞罢官》。虽然那篇在1965年10月发表的批判该剧的文章（曾被江青自豪地称作文革的发端）根本不像“讨论”，而是横加罪名，不容被控者辩解，也不许别人发表不同看法，但是至少在此时，还是用了这样比较缓和的动词“讨论”，而不是如后来所发生的那样直截了当地要教授们去“批倒批臭”某书某剧某理论甚至他们自身。
五个月以后：
1966年6月18日，工作组张小山同志说，我不是名位思想问题，而是牛鬼蛇神，和陆平黑帮勾结。
这时候，教授们已经变成了“敌人”，就像1950年代的地主和资本家。
1967年7月20日所记的是，他、吴组缃、魏建功、王瑶“被宣布停止劳动”。这几个名字都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从中可以看到，从1966年夏天到1967年7月20日，这些教授一直在校园“劳改队”中。这次放出来不久以后，他们又被关进了“牛棚”。关进去的日子没有被记下。
1968年12月9日的日记写道：
今天是12月9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韩指导员宣布从今天起，恢复我们五个人的自由（王瑶，章廷谦，阴法鲁，林焘）。上星期五（12月6日）已经恢复了魏建功，吴组缃，朱德熙，岑祺祥四人的自由。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他还写道：“我虽然没有喊‘毛主席万岁’，但是我心里喊了。”
笔者读到这段日记的时候，王力先生已经去世。对最后这两句话可以作几种解释或猜测。也许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感受，也许是为了写些这样的“套话”以保护自己也保护自己的日记。也许是一种机智的讽刺，因为那时这种高喊万岁已经成了一套真假难分的仪式，而说这种话也成了一种常用的修辞方式。不管怎么解释，有一点是无疑的，这真实记录了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你被审查被关押被打被折磨，然后你不仅不能反抗或者抱怨，你还得喊万岁谢恩。
当时王力先生在行动上难有选择，但是他记录下来这一点，表达了他自己的一种保留评价余地的努力，也留给了后人一个可供分析思索的图景。尽管记录的内容是重要的，但是记录这件事本身也非常重要。记录是一种态度。
日记还记录了他“恢复”自由后所经历的：
12月11日，在东操场参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晚上11点，有人来查户口。
12月12日，写了“关于我家拆钢琴的经过”，又誊写“补充交代我的罪行”。
12月13日，领导上要我们写一篇参加东操场大会后的感想。
12月14日，上午九点一刻，中文系全体师生对我们九人进行批斗。（指上文所记的分别在12月6日和12月9日“恢复自由”的中文系的九名教授。）
如果没有这些日记，后人不可能知道被宣布“恢复自由”的具体含意是什么——半夜“查户口”，“补充交代罪行”，继续被“批斗”；也很难知道当时日复一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教师，以及领导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做什么。
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延续了一年多，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方法最为细密残酷的一场整人“运动”。其中有一项是整“反动言论”。当时的人已经说话非常非常小心，而且，那时候人也根本没有录音机（录音机是在文革后才出现在商店里供普通人购买的），为了要坐实人们的“反动言论”，“专案组”的打手们使出各种手段，昼夜连续逼供，恐吓讹诈利诱，使用刑罚，还制造伪证。他们更高兴的是发现人们手写的东西，因为这样容易给人定罪。所以，他们搜寻人们的私人通信和日记，试图发现可能和“反革命”连挂上的词句。他们把这样的发现称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阶级斗争的伟大胜利”，抓到的东西越多，他们的功劳也越大。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同时也因为这种严厉和残酷，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当时的记载也是最为稀少的。
在王力先生一生的日记中，独独缺了1968年初到12月9日期间的一段，显然是因为被关押在北大“牛棚”里面。“牛棚”中几十个人一间，都在地上打通铺。和王力先生在地铺上相邻的教授说，夏天的一天晚上王先生被看守人员叫出去，过了很久才回来。他看到王力脱下身上穿的圆领白汗衫，背上布满了一条条紫色的血痕。
王力先生的妻子夏蔚云告诉我，他抗战时期曾经在昆明西南联大，知道“云南白药”的功效，就带了一盒“云南白药”进“牛棚”，还曾经给一起关在那里的同事服用。“白药”用草药制成，传统上用于治疗金创外伤，抗战期间曾经为军队大量制造，文革时成为北大教授的生活必备品。
1968年6月18日，所有被关在“劳改大院”里的人被押到校园里，排列成队，从“临湖(必品文章www.bipin.org)轩”走到大饭厅也就是现在“百年讲堂”。这段校园中心的甬道两侧站满了人，有的还拿着棍棒和竹篾，殴打从中走过的“牛鬼蛇神”。多年以后，王力先生跟家人说，那场大规模的毒打，是他一生中身受的最大的奇耻大辱。但是这些殴打都没能写在他的日记里。
发生在1966年和1968年的校园暴力迫害高峰，不但狂暴肆虐，主宰一时，而且有效地遏制了留下写实记录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使得当时留下文革的真实记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四十年后我们也没能发现当时秘密写成的为将来的人阅读的文革记录。）这些大规模的迫害不但控制当时人的生死，而且因其记录缺失的特性而影响相对当时来说的将来——即今天和以后，因为对历史的评判以及对惨剧的防范，需要建立在对事实真相的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之上。
（七）
对那些因为日记而已经丧失了生命的人来说，生活和关于生活的记录都变成了无法逆转的死亡和毁灭。当经历者依然活着，日记纵然失去，往事仍可补记，如果还有这种心思的话。
王复新，1964年大学毕业。1966年文革开始时，他是长沙湖南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的工程师。他的女朋友是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中学老师。王复新在大学里学的是工程专业，毕业后又做工程工作，他读过的文学作品非常少，文学修养确实不高。有一次女朋友曾经批评他“文学水平低”。王复新说，为了要女朋友高兴，他决心提高自己的文学水平，具体的方法之一是开始写日记。他希望通过写日记来“提高文学水平”。而且，他把他的日记都给他的女朋友看。他前后一共写了四本日记。
1970年，一个新的名叫“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运动开始了。与前有所不同的是，这个运动不但在各单位关押很多人，而且把不少人正式逮捕，送进拘留所，再由法院（当时在“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下）判刑，最后关入正式监狱或者送上死刑场。其中第一步在各个工厂学校进行，由这些单位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和“公检法军管会”商定抓谁。
王复新的日记曾经放在女朋友的集体宿舍里，被她的同学读到，而且被认为有“反动内容”，揭发出来。因此，他在他的单位里被“隔离审查”。他的日记里有一首表现思念之情的诗，被解释成“盼望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王复新说，这首诗甚至不是他自已写的，因为有时候他无话可写，或者是为了学习别人怎么写作，他会从书报杂志上抄一些诗文在日记里。再说，如果他真的“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他与其写在日记里，不如设法匿名寄到境外去，还有可能逃过信检，送到国民党那里去。他说他写日记主要是为了取悦女友，跟台湾没有任何关系。
王复新年纪轻，不可能在历史上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工作过，也不可能参加过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重点追查这两个“反动组织”的成员，不可能成为所谓“历史反革命”。日记的事情，他在被“隔离审查”之后仍然觉得是可以解释清楚的。所以他虽然被关，却一直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严重问题”。
跟他关在同一间房里的人，比他年长很多，被指控为“历史反革命”。当王复新被通知去参加大会并且听说可能要逮捕人时，他还以为是要逮捕那名“历史反革命”年长者。他劝那位年长者多穿一些衣服在身上，准备好直接从会场被公安警察抓走，那样，身上多穿的衣服进了监狱可以有用。他是个关心别人的人。
他没有想到，结果是他自己被逮捕了。在群众大会上，他当众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送到长沙拘留所。以后他既没有过自我辩护的机会，也没有过审判过程，甚至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判决书，他被口头宣布判了九年徒刑，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王复新被押解到湖南省北部津市的涔澹劳改农场服刑。在那里，犯人从事高强度体力劳动，而且吃不饱饭。他服刑期间，没有任何监狱外的人和他来往。没有人来探监，也没有人给他写信。只有他的一个在小县城里当小学教师的姐姐，不时给他寄钱，每次5元。这在监狱中很受其他在押犯人的羡慕。因为犯人家属经济上的窘困和被要求在政治上“划清界线”，所以监狱中的在押犯人，尤其是政治犯——当时被称为“反革命犯”以和刑事犯相区别，很少得到外面的接济。五块钱对一个小学教员来说也是个不小的数字。但是，王复新的姐姐虽然给他寄钱，却从来不给他写信。他写信给姐姐问监狱外边的人的情况，姐姐的回信是不要谈这些，并警告他如再这样写信，她将中断寄钱。
毛泽东去世两年半以后，1979年3月底，王复新的十年刑期立即就要满期的时候，王复新被通知“无罪释放”并得到了法院的一纸平反释放通知书。
请看附录的判决书和平反判决书。“日记”在判罪中作用，可以从中看得非常清楚。对历史来说，这些是重要的资料，显示了文革造成的比较深层的社会变化。
王复新的遭遇，不是他一个人的遭遇。从这些法律文件，可以看到文革如何通过司法机构以日记治罪以及治罪程度之重。“反动日记”的罪名，不但如上文所述出现在北京官方举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的大报表上，而且出现在判决生死的法律文件中。也就是说，日记罪已经进入了法律领域，体现了社会中最强有力最全面的控制和镇压的常规。
从1966年到1970年，文革已经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四年。从中学生红卫兵打死写日记的陈沅芷老师，到“公检法军管会”对“日记罪”的宣判，日记恐怖越来越系统化和严密化了。
（八）
日记恐怖是在文革结束后才渐渐结束的。1978年8月10日，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组工通讯》上发出了一份《关于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的指示》。“恶攻”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缩略语。1971年林彪突然失势以至暴死之后，“恶攻”的宾语剩下了毛泽东一人。称为“恶攻”，是因为频繁使用，才产生了简称。文革中，遭到这个罪名危害的不知其数。“现行反革命”罪是文革中最严重的罪之一，而“恶攻”罪又是“现行反革命”罪中最严重的之一。“恶攻”可以被判处长期徒刑以至死刑。这个《指示》规定了有五种被指控为“恶攻”的人可以“甄别”“纠正”。这五种“恶攻”人的第三种和写日记有关。《指示》写道：
第三种是，有的人对某些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在一定的场合或者书信、日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种情况，在党和国家生活中是正常的。即使说错了，也可以通过民主讨论、说服教育、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不能乱扣帽子。至于有的同志反对林彪、“四人帮”在思想理论上制造的混乱，坚持正确的观点，反被定为散布“恶攻”言论，那就更不对了。
这个《指示》对一个很大数目的中国人来说可真是性命攸关啊。一大批因“恶攻”而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戴上“敌我矛盾”“帽子”的人，一直被认为再无希望翻案了。在这个《指示》下达以后，才有了王复新这样的人被释放出狱的新景象。对没有被栽上这一罪名的人，那时候也松了口气，知道悬在头顶上的利剑终于解除了一把。
这个《指示》发出之时，正是胡耀邦当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时候。邓小平和胡耀邦在文革后给千千万万受害者平反，人道方面的贡献很大。这一定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平反，因为文革迫害面的深广也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们把这不正确地称作“纠正冤假错案”。“冤假错案”是在执法中发生的个别问题；文革发生的则是系统性的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和虐杀，所据之“法”为非法。其实，把文革迫害称之为“冤假错案”并不符合事实，只是一个掩饰性的说法。所以胡耀邦先改了据以定罪的“法”（按理，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指示”不能算法，但是当时也就是法）本身，才来纠正一个一个的“冤假错案”。
当时胡耀邦新法的贯彻过程并不容易。党治国的案例可以证明。他是陕西人，1957年时是清华大学水利系学生。《文革受难者》书中的陈祖东教授和李丕济教授都曾经教过他，这两位教授在1968年“自杀”。党治国在1958年2月被划为“右派分子”（清华大学有571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作为惩罚被送去煤矿劳动两年，回到清华大学当工人，每月只有31元工资（一般毕业生为56元），处处受歧视。后来他回了老家陕西韩城农村，1962年“摘帽”，到铜川矿务局当了工人。
党治国在1970年2月16日被逮捕，正是毛泽东在那年批示、1月31日开始的“打击反革命”运动的高潮之时。他被捕当天，还未审讯，就被当作死刑犯上报陕西省。上面认为数目够了，批准了名字排在他前面的四个人，没有杀他。1971年他被判处20年徒刑。判20年徒刑不需要经省里批准，市里上报备案就可以了。
党治国的罪名是“企图组织反革命集团”。他说，就是和几个年龄相彷的谈得来的青年在一起聊天读书。他写有日记并存放在朋友处。文革开始后，1966年，他想到日记里写了些有个人情绪的话，怕出问题，请朋友把日记销毁了。本来是为了安全才销毁日记，但是这个销毁了的日记一样造成灾难。他的朋友和他自己，翻来覆去被强迫“交待”已经烧毁了的日记的内容。强迫他们互相揭发，编造他们有一个“反革命网”，逼他们陷害亲友。“小集团”中有一个女青年名叫李华莹，高中毕业后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能上大学，当了饭店服务员，仍然喜欢读书。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被“隔离审查”时，从“五一饭店”的楼上跳楼自杀身亡。她死时28岁，她的女儿才八个月大。文革后这个孩子去了澳大利亚。到了1970年的“打击反革命”运动，迫害更加升级。如果不是死刑上报名单上党治国的名字前面还有别的“现行反革命”，他也会被判了死刑。
文革后开始“纠正冤假错案”时，党治国提出申诉。（文革时，被判罪的人一律不准上诉。）结果是，1979年“铜川市人民法院”把二十年徒刑改判为十年。法院写道：
原判党治国五八年二月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因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定为右派分子，不思悔改，坚持反动立场，从六三年混入基建公司当工人后，长期书写反动日记，偷听敌台广播，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我党各项方针政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耻吹捧赫鲁晓夫，为帝、修、反涂脂抹粉，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党治国对其原判不服，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向我院及有关单位申诉其反革命言论不属事实，原判定性量刑不当。经复查认为：党治国自六二年以来，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由不满到仇视，攻击言论是恶毒的，对党历来的各项运动和方针政策攻击言论是反动的。原判对党治国以反革命定性是正确的。其右派问题，清华大学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予以改正。偷听敌台、谈论林彪、江青、姚文元等不属反革命罪。原刑期二十年偏重，故依法改判如下：
1．对党治国以反革命定性不变。
2．判处党治国有期徒刑十年（刑期自一九七○年二月十六日起至一九八O年二月十五日止）。
可以看到，在这份法律文件中，“书写反动日记”仍然被当作重罪。铜川法院没有完全执行胡耀邦的上述《指示》。党治国再次申诉。在1980年他得到了平反。下面是判决书。
陕西省铜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铜中法（80）刑复字第02号
申诉人：党治国，男，四十四岁，陕西韩城县人，原系铜川矿务局八十九工程处工人。
上列申诉人一九七一年因反革命一案经铜川市公安机关军管组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铜川市人民法院复审仍以反革命定性，改判有期徒刑十年。本人仍不服，提出申诉，我院现审理查明：
原判党治国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八年当工人期间，书写反动日记，仅系本人交待，证据不力。散布反动言论，未构成反革命罪。故判决如下：
一、撤销铜川市人民法院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刑事判决书。
二、对党治国宣告无罪。
铜川市人民法院（公章）
一九八〇年元月二十八日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在关于“恶攻”的《指示》发放两年后，日才终于不再是罪证了。党治国遭遇的痛苦虽然不能挽回，总算法律制度有了这一点进步。应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九）
胡耀邦的“规定”发出之时，已经是文革开始12年之后了。而实际上以日记治罪却在文革前就开始了。1964年7月毛泽东和他的侄子毛远新的一段谈话，高等教育部曾作为文件下达（1964年11月9日）。这个谈话的传播对发动文革起过很大作用。
毛泽东：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盟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的，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是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哪里都有反革命，工厂怎么没有？国民党的中将、少将、县党部书记长都混进去了，不管他改变成什么面貌，现在就是要把他们清查出来。什么地方都有阶级斗争，都有反革命分子。陈东平不是睡在你的身边吗？你们学院揭发的几个材料，我都看了。你与反革命睡在一起还不知道？！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的陈东平，就是“反革命分子”，当时最严重的罪犯。这就是他作为中国最高权力者的定罪观念。这篇讲话的中心是强调“阶级斗争”应该是年轻人的“主课”。在阐述这个主题的同时，毛泽东显然也传授了他的这种对日记的定罪观念。可以说，文革中对日记的严厉惩罚，正是毛的这种观念推广实施的结果。
陈东平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毛远新的同学。当时哈军工因从事军事技术研究而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大学，学生中有大量共产党高级干部子弟。1963年9月，公安部编印了一份材料，题为“干部子弟蜕化变质九例”，陈东平是其中一例。
陈东平的一名校友告诉笔者，那时候学校开除了陈东平，而且把他当作“反面典型”教育全体学生。校方宣布的陈东平被开除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陈东平在家养病的时候，收听“美国之音”广播，书写了反动日记。至于日记内容，从来没有向学生公布过。他们一直不知道究竟如何“反动”。
我问起陈东平的日记怎么会被报告上去的。这位受访者说，那时候学校宿舍里八个人一个房间，睡上下床，没有个人私密空间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一些人以告密为荣，而不是为耻，日记内容被同屋报告给上面，不是令人惊讶的事情。
这名受访者还说，陈东平的父亲有上将军衔，当时担任大军区司令。他被开除以外，听说还受到监禁。不过如果普通家庭出身的孩子犯了同样的事情，必定遭到更严重的处罚。不知道陈东平在文革中怎么样了。再也没有听同学中有人说起他。
另一位哈军工当时的学生说，写日记的人其实不是陈东平，也不是毛远新的同屋，而是另外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因为他的日记，受到了处分和迫害。那是毛泽东记错了人，把事情张冠李戴了。然而，毛泽东跟毛远新说的话表明的意思是清楚而严重的：写日记，就可以是“反革命”。
在把写“反动日记”当作“反革命”罪的同时，那时候当局大力提倡学习“雷锋日记”。雷锋日记通篇是革命的豪言壮语，从内容到语言，都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日记”。在文革前夕，掀起过一股写雷锋那种“日记”的风气。那种“日记”在写的时候就是准备给别人看的，也会拿到“政治学习会议”上说。除了内容和语句方面绝对符合当局的革命宣传之外，没有隐私性也是雷锋式“日记”的特点之一。
聆听毛泽东这些教诲的侄子毛远新，在文革中飞快上升为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1969年，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在小组会上对文革的一些做法说了不同看法，9月24日被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张志新在狱中受尽折磨，精神失常。她被指控为“坚持反动立场”而加罪。1975年4月3日张志新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在张志新被送往沈阳大洼刑场枪决之前，她被反绑双手拉出牢房，还被用刀子割断了喉管，使她在所谓“公判大会”上绝对发不出任何声音。决定张志新死刑的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毛远新参加了张志新等人的死刑讨论。
毛泽东和毛远新的这个谈话，当时由教育系统传达下去。在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校当局还特别召集只有干部子弟参加的会议学习讨论。在1990年代笔者采访一名该校1966年红卫兵领导人时，他也谈到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对后来产生的红卫兵在思想上的作用。红卫兵是毛泽东推进文革，尤其是在施行暴力迫害方面的重要工具之一。
（十）
在所有的写作形式中，日记是很特别的一种，因为不是写给别的人看的。写日记，可能是人的所有行为中最为个人化的一种，并不是意在影响外界。当写日记会招致迫害和监禁，人们停止写日记。在这方面，文革成功地剥夺了人们思想自由的最后一角空间。西方学者用“极权主义”来称呼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治制度。至于权力可以到达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极端程度，可能在各处有所不同，因此“极权主义”的实际含义也各有特点。这种对日记的摧毁，显然是中国文革“极权主义”的特色产物之一。
从古代以来，人们就写下了各种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的想像。这是人类对理想未来的构思和追求。我想不起来在种种理想社会的蓝图中，有没有作家提到过日记的位置，但是在可以称为“反乌托邦”，即对未来的坏社会的想像的作品中，《1984》确实写到了日记。在书的一开头，主人翁温斯顿躲在他的房间里一个电子屏幕照不到的壁龛里写日记，虽然他知道被侦查到了的话可能判处25年刑甚至死刑。
在“1984”的世界中，“老大哥”的电子屏幕时时处处在监视着人们；一群专职干部天天都在从事篡改历史记录；那里有“思想警察”当然也一定有“思想犯”。那里甚至不存在以身殉道的可能，因为“党”根本不会让你到中世纪宗教法庭那样的地方去慷慨陈述你的见解然后才把你杀死，党在把受难者送去公审之前就先用严刑拷打摧毁他们的尊严，然后让他们交待什么就交待什么。温斯顿只有偷偷写日记。是为了谁呢？他想是为了将来，为了还没有出生的人。他写了日记，记录和批评他所经历的。在书的最后，他被逮捕了，被毁灭了。
1948年用英文写成的这本政治幻想小说里，竟然能看到二十年后在中国文革中发生的种种故事，绝不是愉快的事情，但是毕竟也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知道有预见和认识这种恐怖和迫害的可能，也就有制止的可能。
回顾并思考文革历史的时候，那些千万人的集会，大人物之间的冲突和勾心斗角，重大事件的发生，暴力和死亡，总是首先抓住人们的注意力，甚至引起新的争论。而像那个时代的人写不写日记这样的问题，也许因其安静和细小，可能就逸出了视线。
当没有了日记，没有了对一个时期的个人性质的记录，媒体里又充满了大量的谎言和空白，文革时代留下的真实记录实在很少很少。这种历史事实不被记录的后果之一是，离开了事实与经验，对文革的评价都变得空疏而且没有依据，所以也就无从进行。
事实上，被烧掉的并不只是日记，而且还有个人对生活和自身存在意义的积极感受与反应的方式。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喜乐、愤怒和悲哀，人对事物的道德判断，如果被认为失去了被记录的价值，人就可能漠视了对人自身价值和意义的追求。
我曾经和被访者讨论，一个社会，如果别的都还好，比如，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人身安全，有基本的社会公平，但是，却不准写日记，这样一个社会是不是可被我们当作一个好社会接受呢？也就是说，如果可以有机会进行讨论和选择，我们会不会愿意牺牲写日记的自由，以此去换取温饱安全，就像用一片又冷又硬的银子去换一包糖果？实际上，当文革进行之时，宣传的理由之一就是可以通过这样的革命，来达到一个理想的“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于是，不仅是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和镇压，而且对“人民”的居住和就业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包括对写日记在内的自由的剥夺，都可能被解释成是为了一个美好社会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美好社会真的需要这样的代价，而且允许我们选择，我们是否愿意做这一跤换呢？
然而，经历过文革的人们应该会清楚地了解到，这不是一个需要费思索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个可能性不存在。经历了文革这样一个不能写日记的时代之后，人们已经看到在那样的“新世界”中，吃穿住以及安全，都并不曾因日记的消亡而改善，却分明是日益恶化了。那个时代没有日记，也缺乏食品、服装和住房，也难见信任感、友谊和道德。人们生活在贫困和恐惧中，精神和物质一样匮乏，头脑和肠胃同时空虚。
我们还找不出一个钳制思想和精神、不准写日记但是生产发达、物质丰富而且平等互助的人类社会。正因为如此，关于日记的历史，需要严肃认真的记录和讨论。
──转自《中国文革受难者纪念园，www.chinese-memorial.org》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成文时间：2015年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