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十九大后需要直面的一大问题

中共十九大政治大戏在激烈博弈后,落下了大幕。尽管习近平有所妥协,但从公布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以及中央委员名单看,还是利好其未来施政的,因为当选的这些人绝大多数或是属于习阵营,或是派系背景以及与江派人马牵连不明显。这对于习当局拟进一步推行“依法治国”和继续反腐,应该说少了不少掣肘。

按照官方的说法,“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而与“旧时代”切割的“新时代”却无法回避以往留下的诸多问题,其中必须直面的一大问题就是目前大陆器官移植界的非法强摘器官仍很活跃,即便在十九大召开前以及期间,而背后的层层黑幕,包括杀人灭口都尚未揭开。最新的来自海外追查国际的调查报告证实了这一点。

10月20日,追查国际公布了新的调查报告,报告指今年7月至9月间,该组织调查员针对中共卫计委今年公布的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的173家医院中的65家医院和3个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进行了电话跟踪调查。调查的结论是:器官移植数量仍旧很大,患者等待供体时间很短,捐献器官很少,大量移植器官来源不明。

而对于外界最为关注的器官来源问题,接受调查的医院称:异体移植供体来源,主要是脑死亡捐献器官。再追问下去,对方或闪烁其辞,或三缄其口。同时,针对三家红十字会的调查表明,公民自愿无偿捐献的器官仍旧是少的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没有纳入红十字会人体器官捐献系统的各医院的器官供体绝大部都不是公民自愿捐献的,各医院都有自己的多个供体渠道。

此外,从医院获取和移植器官的过程显示,供体器官已变为有偿捐献或变相有偿捐献。在院方报出的移植手术价目里,有明码标价的肝源费肾源费,从十万起价,上不封顶。对供体质量和手术时间,患者也可提要求,但价格当面另议。

报告称,由此引发的质疑如下:一、大多数医院称供体主要来源于车祸、意外事故的脑死亡者,然而按概率推算,车祸导致脑损伤、但大内脏器官未受损伤的应只占一部分,再排除伤者患有其它原发病,剩下的能达到捐献状态的会再递减,而他们大部分是没有做过器官捐献登记的公民。待找来家属,劝捐成功,最终能有几人捐成?靠他们能撑得起目前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吗?

二、在调查的医院中,被调查者表示,除少数亲属器官移植外,异体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是脑死亡器官。这表明,在中国大陆针对脑死亡尚未立法的前提下,大陆移植界就已全面推行使用脑死亡器官供体。而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全国统一的由国家行政部门发布的脑死亡诊断标准,也没有“脑死亡立法”, 中国大陆所有从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的行为,按照中共的法律都是非法的。那么,是谁给了医院如此的胆量?

三、器官移植市场供体应另有黑幕。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14年底所言,公民自愿捐献已成为中国器官移植的唯一来源,目前中国全部医院都已停止使用死囚器官。然而,根据2016年6月23日美国CNN的报导,鉴于2012年到2013年期间,只有约1400人签署了捐赠协议(相比之下,每年有超过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因此,2014年年底,中共宣布将转换到一个完全基于自愿的器官捐赠系统只是一个“语义上的把戏”。

在中共玩的这个“把戏”中,声称现在有30万人登记器官捐献,如果考虑到7/1000的死亡率等因素;捐献人患病、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年龄问题、死亡和器官摘取之间的时间差等原因,最终只有1%-2%的曾登记过的死者,即21—42个器官捐献人,符合器官移植的条件,而中共却声称在2016年有4,000个器官捐献人。这意味着,中共的器官捐献人有其它的来源。

来源究竟来自哪里?无疑,基于脑死亡供体的来源和过程均不透明,我们有理由质疑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仍旧在继续,背后依旧有着一只巨大的黑手在推动。

自2006年有证人在海外曝光中共强摘被迫害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后,且在多地存在器官库,国际社会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样前所未有的罪恶的确存在。欧盟、美国议会等都先后通过要求中共禁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而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因不愿在迫害问题上为江泽民集团背黑锅,而展开了与江派为期五年的博弈,并通过拿下江派众多参与迫害高官,废除劳教制度,禁止军队实行有偿服务等对外传递了自己的态度。不过,由于当局并没有公开表明自己的态度,致使江泽民残余势力仍继续在多地维持迫害,致使中共体制内的众多缺乏政治敏感性、但追逐利益的各类人员,也在继续行恶,包括强摘器官。

如果说这样的行径在当今最高层尚没有达到高度集权的情况下,深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本着善意表示理解,那么在十九大最高层已经完成高度集权,且党务、政务系统绝大多数官员已能紧跟自己的情况下,再不直面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究竟意味着什么,已不言而喻。因为每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千秋功罪一念就已注定。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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