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饿殍惨象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受饥荒影响的所有地区,铁路票的销售都被立即暂停,并由格别乌设置特别的路障,来防止农民离开所在地。1933年3月初,秘密警察的一份报告指出,在一个月内,就有21万9,460人被拦截,作为限制饥饿农民大批迁往城市的行动的一部分;18万6,588人被押回原籍;其他人被逮捕并被判刑。对于被逐出城市者的命运,则未提及。

在这一点上,意大利驻哈尔科夫(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领事的以下证词透露了更多内情:

“一个星期前,设立了一项特别服务,来保护被遗弃的儿童。和因农村没有生存希望而涌向城市的农民一起,孩子们也被直接带到这里,并被父母抛弃。之后,父母们回到他们的村庄死去。他们希望,这座城市里有人能照顾他们的孩子……现在,一个星期了,穿白色制服的看门人(dvorniki)一直在该市巡逻。他们把孩子们收集起来,带到最近的警察局……午夜时分,他们都被用卡车运到北顿涅茨克(Severodonetsk)的货运站。所有在车站和火车上发现的孩子,以及农民家庭、老人和所有在白天被发现的农民,都被聚集在这里……一支医疗队进行了一种选择过程……凡还未肿胀、仍有机会活下来的人,都被送往霍洛德纳亚.戈拉(Kholodnaya Gora)的建筑里。那里有稳定在8,000左右的人口,奄奄一息地躺在大型机库的稻草床上。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已经开始肿胀的人被用货物列车运出去,丢弃在城外约40英里处,以便他们能够死在人看不见的地方。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巨大的沟渠挖好了,死者被从货车上抬出来。”

在农村,死亡率于1933年夏季达到顶峰。仿佛饥饿还不够,斑疹伤寒很快变得常见起来。在有数千人口的城镇里,有时幸存者不足20余人。格别乌的报告和来自哈尔科夫的意大利外交公报,都记录了吃人的案例:“每晚都收集到超过250人的尸体。这些人死于饥饿或斑疹伤寒。其中很多尸体的肝脏,都通过腹部的大裂缝被移除。警察最后从这些神秘的‘身体残缺者’中挑选出一些。他们坦承,他们在用这些肉作馅儿,夹进他们在市场上卖的肉馅饼里。”

1933年4月,作家米哈伊尔.萧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路经库班市时,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详述了地方当局以何种方式折磨集体农场的所有工人,迫使其将剩余储备粮全数交出。他要求这位第一书记提供某种粮食援助。这里是从他4月4日的信件中摘录的一些内容:

“韦钦斯基(Vechenski)县和北高加索许多其它县,今年都未能完成其粮食定额,不是因为某些‘富农破坏活动’,而是因为当地党总部领导不良……

“去年12月,党的地区委员会为了加速政府的征收运动,派出了全权代表奥夫钦尼科夫(Ovchinnikov)。他采取了以下措施:(1)他征用了所有可利用的粮食,包括集体农场领导人预先给所有集体农场农民的、用于播种今年收割之作物的粮食;(2)对于集体农场农民应上缴国家的全部配额,按家庭予以分摊。这些措施的直接结果是,当征用开始时,农民们就把粮食藏起来或埋起来。发现的总量达到5,930英担……以下是一些找回这593吨的方法。其中一些粮食自1918年以来一直被掩埋。

“‘冷冻’方法:工人被剥光,丢在外面寒冷的天气里,在机库里一丝不挂。有时是整队的集体农场工人被以这种方式对待。

“‘热烧’方法:女工的脚和裙子底部被浇上汽油,然后点火焚烧。火焰被扑灭,并重复此过程……

“在纳波罗夫斯基(Napolovski)集体农场,某个普洛特金(Plotkin)──该地区委员会全权代表,迫使集体农场工人伸直四肢平躺在火炉上,加热至它们变白,然后把他们赤身裸体地丢在机库里,让他们冷却下来……

“在勒比亚岑斯基(Lebyazhenski)集体农场,工人们全部靠墙站成一排,模拟被处决。

“我可以给出许多类似的例子。这些不是这一体系的‘弊端’;这是目前的征粮体系。

“如果在你看来这封信值得中央委员会关注的话,就请派给我们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可以揭穿那些给农业集体化制度造成致命打击的人。你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在5月6日的回复中,斯大林并未尝试假装怜悯:

“尊敬的萧洛霍夫同志,

“你的两封信,我都收到了。我给予了你所要求的东西。我已派遣什基里亚托夫(Shkiryatov)同志去解决你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会请你协助他。但是,同志,这并不是我想说的全部。你的两封信描绘了一副极不客观的景象,我想就此说几句。

“我已就这些信件向你表示感谢。这些信件注意到了我们体制中小小的缺陷之一。在这个体制中,虽然我们努力去做好事,去解除我们敌人的武装,但我们党的一些官员却袭击我们的朋友,有时可能对此非常残酷。但不要让这些话愚弄了你,让你认为我认同你说的一切。你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且颇有力地予以了描述,但它依然只是事情的一个面。为了避免在政治上犯错,你的信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文学,而是纯粹的政治。也必须看到现实的另一面。在这种情况下,另一面是,你们地区的工人,不只是你们地区,还有很多地区的工人,都举行了罢工,从事破坏行为,并准备让来自红军的工人没有面包!这种破坏无声无息,显得相当和平(没有流血),但什么也没改变──这些人蓄意尝试破坏这个苏维埃国家。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萧洛霍夫同志!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工作人员的一切虐待行为都是正当的。极少数有罪之人将被迫因其行为受罚。但显而易见,我们受尊敬的工人远非阅读你的信后可能想像的无辜羔羊。

“望你保重,与你热情握手。此致,J.斯大林”

1933年,尽管这数百万人正濒临饿死,但苏联政府“为了工业化的利益”仍继续出口粮食,向国外运送了1800万英担的粮食。

使用最近才解密的人口档案及1937年和1939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评估1933年饥荒的规模是可能的。从地理上看,饥饿区覆盖了整个乌克兰、黑土区的一部分、顿河和库班河及北高加索三地的肥沃平原,以及哈萨克斯坦很多地区。近4,000万人受饥荒或粮食短缺的影响。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如哈尔科夫周边的农村地区,1933年1月至6月的死亡率比正常情况下高出10倍:1933年6月有10万人死亡,相比之下,1932年6月则有9,000人死亡。很多例死亡都未被记录。农村的死亡率高于城市,但城市也几乎没能幸免:哈尔科夫一年内失去12万居民、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4万、斯塔夫罗波尔(Stavropol)2万。

在即刻面临饥饿的地区以外,由食物短缺导致的人口损失,绝非可以忽视。在莫斯科周边的农村地区,1933年1月至6月,死亡率攀升了50%。例如,在1932年成为饥饿骚乱中心的伊万诺沃(Ivanovo)市,1933年上半年死亡率就上升了35%。总的说来,1933年全国的死亡人数比平时多出600万。由于这些死亡案例绝大多数可直接归因于饥饿,因此整个悲剧的死亡人数一定接近600万。乌克兰农民受害最惨重,有400万人丧生。哈萨克斯坦有100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属于游牧部落。他们此前因集体化被剥夺了牛只,并被迫在一个地方定居。此外,北高加索和黑土区也有100万人死亡。

1932年至1933年的大饥荒,比打击知识分子、工业管理者和党本身的大恐怖(译者注:即1936年至1938年的大清洗)早5年出现,表现为镇压体系创建中一个决定性的情节。该体系后来消灭了一个又一个阶级,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由于暴力、酷刑和对整个人口的消灭,大饥荒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都是巨大的退步。土皇帝和地方恶霸激增,随时准备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迫使农民放弃其财物和最后一点存粮。野蛮行为盛行起来。勒索成为家常便饭,儿童被遗弃,人吃人再现,流行病和盗匪活动猖獗,新的死亡营设立了,农民被迫面临一种新形式的奴役,即党国的铁腕统治。正如1934年1月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对谢尔盖‧基洛夫所明言的,“我们见过1932年至1933年的情况并挺过来的人,现在锤炼得像钢铁一样了。我认为,有这样的人,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

应当把这场饥荒视为是“对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吗,正如今天众多乌克兰史学家和研究人员那样?无可否认,乌克兰农民是1932年至1933年饥荒的主要受害者;在这起“袭击”之前,1929年发生了数起针对乌克兰知识分子的攻击,1932年以后又发生对一些乌克兰共产党人的攻击。这些知识分子被指控出现“民族主义偏差”。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正如安德烈.萨哈罗夫所指出的,斯大林患有“乌克兰恐惧症”。但从比例上看,饥荒在顿河和库班河的哥萨克地区以及哈萨克斯坦,同样严重。自1930年起,在这个最后的共和国,对土着游牧民族强制实施集体化并强迫其定居,造成了灾难性后果。两年内有80%的家畜死亡。由于被剥夺了财物并沦为饥荒状态,200万哈萨克人移居他乡,近50万人去了中亚,约150万人前往中国。

在许多地区,饥荒成为布尔什维克国家与农民对抗中的最后情节,包括乌克兰、哥萨克地区,以及黑土区的某些地区。这场对抗始于1918至1921年。1918至1921年对强征、1929至1930年对集体化发起强烈抵制的地区与受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存在惊人的巧合。在1930年格别乌记录的14,000起暴动和农民反抗中,85%以上发生在受1932至1933年饥荒“惩罚”的地区。这些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农业区,对国家贡献最多,却也在强制集体化的勒索体系中损失最多。它们恰恰成为1932至1933年大饥荒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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