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出生二百年带给华人社会的窘迫(上)

马克思及其意识形态,即马克思的世俗化的宗教学说——观念论,即一般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已经是当代中国人及中国历史不能够回避的问题。这是因为一百年前的“五四”之后,一大批中国的所谓“知识人”,在世界正在经历的基督教世俗化过程中,基督教及其世俗基督教的文化,强有力地迅速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蔓延之时,借势、借力,挟持了中国社会走向这个基督教世俗化,并且继而利用权力彻底地粉碎了中国传统社会、传统文化的基础,彻底地改变了华人社会的现状。因此,时下的华人及华人社会,无论其走向是何处,首先遇到的都一定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思想问题。且不说已经被彻底地意识形态化的大陆中国,就是台湾,老一代的台独人士史明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狂热信徒,而且自己就曾经是共产党员;新一代时下民进党籍的文化部长郑丽君,则至今还公开宣称自己最喜欢的哲学家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书是《共产党宣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的到来,当代华人无法回避。而由于对于这个所谓纪念日,中国政府试图充分利用它,一方面巩固自己国内的权力,另一方面扩大在世界上的影响,为此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思想,如何让华人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在纪念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的影响究竟是什么,就也成为在谈论马克思出生二百年问题时,华人社会必须要面对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

一.被西方彻底冷落的马克思及其思想
1.

一八一八年五月五号,马克思出生于德国的特里尔。他出生后对于世界的影响在上个世纪,二十世纪中期到达顶峰,而这个顶峰的一个标志就是世界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共产党集团和西方世界,冷战开始。而他出生二百周年的所谓纪念,其实可以说是他在西方彻底被冷落,或者说已经毫无影响的标志。

马克思及其学说进入中国的历史,可以用毛泽东的这句话说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为此,研究马克思及其思想与华人社会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了解这一百年来,马克思及其思想在欧洲及国际社会的地位,并且以此为参照系对比随之而发生的它在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有何一致,有何不同。对此我以为,一百年来马克思及其思想在欧洲及世界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大约三十年。这三个时期大约分为:

第一个三分之一世纪,延续十九世纪,伴随意识形态问题在西方的产生及发展,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响在欧洲及世界各地扩展蔓延时期。这一时期具体对应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前。

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马克思及其思想影响的蔓延不仅让它的思想影响变为党派存在,而且在很多国家攫取了权力,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极权主义制度。由此它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及恶劣影响,并且也为思想文化问题带来了巨大的争议。这一时期具体对应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

第三个三分之一世纪,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思想被彻底排除出当代严肃的学术界,马克思基本上被社会舆论一致地认定是,一位曾经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负面影响的人物。这一时期可以说开始于六十年代,具体对应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乃至可以说延伸到了今天。

2.
要了解认识马克思及其思想,首要的是明确学术思想,及其所属的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和意识形态的根本性的区别。这个区别其实马克思自己早就明确地说出来,即以往的哲学寻求的是“解释”世界,而马克思主义寻求的是“改造”世界。说白了,它所意味着的是,以往的哲学,或者说学术,是一种探究,是可以讨论、修正乃至否定的。但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的潜台词是,自己正确,它是一种自己掌握了真理、实现对世界的改造的指导思想及工具。一门思想观念的这个要求过去是宗教、神学的要求,而不是发生于希腊,以及文艺复兴后重新在西方觉醒的哲学及学术的要求、启蒙思想的要求。

马克思的这个自白道明了十九世纪初期才在西方产生的意识形态问题,ideology问题,是世俗观念、世俗思想、世俗人物的宗教性的要求。为此,人们在认识马克思及其思想,认识它的历史作用的时候,首要的是明确“神学与哲学及学术思想的区别”,明白了这个区别你就会继而明白“世俗神学”,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意识形态、观念论与哲学、经济学等学术研究的区别。这也就是马克思及其思想和发生于希腊的,文艺复兴后复兴的西方的学术研究——启蒙主义思想的学术研究的根本区别。而对于这个区别的辨识则贯穿了这一百年来对于马克思问题的争论,从而决定了马克思在当代社会中的起伏地位。它是理解马克思及其思想问题的一把钥匙。

3.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在西方产生了一句名言,“如果一个人三十岁之前不是左派就是没有良心,三十岁之后仍然是左派就是没有大脑。”

这大约也可以反映上个世纪第一个三分之一世纪,四十年代之前的社会现象,以及当时人们对待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态度。因为马克思及其思想几乎可说是统治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左派的思想。为此,这句话清楚地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三十岁前的这个倾向是以充满直觉的良知来反抗社会;第二,三十岁后的倾向则是用头脑、思想来思考社会问题、人生问题。马克思及其思想是反对已经存在的社会的工具,马克思及其思想也仅仅是满足反对需要的工具。

世界上的事情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为反对而反对甚至可能带来更为恶质的结果。所以一个人是左派,受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响,说明的不是“马克思及其思想代表了公正和正义”,而说明的只是人们对现实不满,并且曾经“用它”来“对抗已存在的”、他们所不满意的社会的不正义和不公正。

用来对抗不正义和不公正的东西,并不能够说明它自己就一定是正义的和公正的。因为就在用它来进行对抗之中,尤其是在用这种思想建立的政权的统治中,它让人们清楚地、无可否认地看到,用它来对抗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公正和不正义不过是“以毒攻毒”,而它最终被人们发现,它是一种比现存的资本主义还要邪恶的,无可救药、无法治愈的“毒”,一种人类肌体上的癌。而这就导致了一直从事对抗这种左派及马克思思想影响的法国自由主义学者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的另外一段名言。

4.
一九一七年,以马克思思想为基础的俄国共产党攫取了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极权主义国家,第一个共产党政权。这使得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影响在马克思出生一个世纪后达到高峰,如日中天。这也是中国五四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国际背景。但是几乎就在于此同时,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共产党及其政权放到了反省和思考的显微镜下。二三十年代的文化史、思想史告诉我们,很快,早期或者说年轻时受到马克思及其思想影响,受到共产党影响及迷惑的知识分子就清醒过来,并且针对马克思思想、共产党及其政权进行了反省及解析。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在二、三十年代,接触后很快抛弃它的有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1902.7.28-1994.9.17),文化社会学家弗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以及法国自由主义学者阿隆等,全心投入后又彻底反叛的代表人物是作家纪德(Andre Gide,1869.11.22-1951.2.19,法国作家)、凯斯勒(Arthur Koestler,1905.9.5-1983.3.3,匈牙利犹太裔英国作家),奥威尔(George Orwel,1903.6.25-1950.1.21,英国作家)等人。

中学和萨特同班,并且成绩一直在萨特之上的阿隆,从三十年代末期后一直和法国陷入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知识分子对抗,其中当然也包括萨特。阿隆的著名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即是对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力作。这一对抗一直持续到他八三年去世,可以说构成了他的终生的工作。为此,对于曾经被部分知识人作为学术及一种社会批评的工具的马克思,阿隆有一段和我在前一节引述的第一段话一样有名的话,他说:

“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在什么样情况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列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一个人可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并且拥有才智,但是他不会是正直的。也有不缺乏真诚正直的马列主义者,然而这类人却都缺乏才智。”(笔者根据英文本,468页,德文本,483页,订正了中文本,922页的译文)

这就是说,那些不能够迅速从马克思及其思想中走出来的人,要么是缺乏才智,要么是品质有问题。对此,积我五十多年在大陆生活及追求的经验,也就是以我自己从一个被真理部彻底地扭曲了思想及精神的中学生从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反叛出来的经历,体会尤其深切。而我反叛的半个世纪的经历,和真理部的缔造者及子弟们的冲突让我同时也看到无数具体证明的案例。

5.
阿隆那段话所断言的绝对不是凭空而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念论作为学术研究,而看不到它的荒谬性,在正常社会中,除了那些把它作为自己影响社会的工具来利用,如萨特那样精明的知识人外,只有那些能力非常有问题,却又非常想出名的三四流学者,才会深陷于此,走不出来。反观这一百年来的历史,尤其是马克思及其思想在西方最近半个世纪在西方社会及文化思想界所遭到的冷遇,或者说出局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点。这一百年的历史让人们看到,除了在社会极为不公平的时候,动乱及经济危机时期,人们可能会受到马克思及其思想的迷惑,或者明知它的问题,还依然企图自欺欺人地借用它来打鬼,否则的话是很容易看到它的问题、它的悖谬。所以马克思及其思想虽然在这一百年来的第一个三分之一世纪在世界上引起巨大的混乱,从第二个三分之一世纪开始,从冷战开始,甚至可以说从三十年代末期开始,就由于学术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及对于不同政治问题的讨论,使得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它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在文化思想史上的定位。

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的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产生于十九世纪初期的“世俗基督教神学”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各类问题引起了当代人的关注。基于这个关注及讨论,意识形态时代的结束问题,化解意识形态问题,共产党社会的文化思想的根本问题是彻底地意识形态化问题的提出,意味着经历了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当代思想及学术,已经开始充分认清了政教分离后,新的历史时期中披着新的世俗外衣、物质化外衣的各类世俗神学思想,各类新的准基督教宗教的反弹。这些思想及团伙族群,不仅在形式上、内容上,而且在实质上试图全面地取代退出去的基督教的地位。而在这种意义上,五六十年代的化解、驱逐马克思及其思想在学术界、知识界的影响,几乎重演了十八世纪前人们对于宗教及神学的态度——迫使它们退出去。。

事实上,任何稍微懂一点哲学的人都会发现,在任何一本文艺复兴后,即当代西方基于希腊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史教科书上,不仅马克思及其思想几乎毫无地位,而且也没有唯物和唯心主义问题的地位。对此,英国著名哲学家艾耶尔(Alfred Jules Ayer,1910.10.29-1989.6.27)在八一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哲学》一书中,开卷就说,马克思在西方的哲学领域中影响很小。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八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中文版,从来没有在西方学习、生活过的翻译者们却居然针对于此,在译者序言中信誓旦旦地强调说,“对于马克思的哲学潮流,作者显然怀着很大的偏见,在本书中,不仅未列专门章节加以介绍,而且在偶然提到的寥寥数语中,也极力加以贬抑,这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一个重大的缺陷。”(《二十世纪哲学》,艾耶尔着,李步楼、俞宣孟、苑利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3页)

始于十九世纪中叶,止于二十世纪中叶的马克思及其思想对知识人及学界的干扰性的影响,基本上是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以及相应的社会学、政治学及宏观的所谓政治经济学领域。而这个现象本身又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非学术性,它的社会现实性、世俗神学性、替代性的世俗宗教性。而它的社会现实性,则由于二十世纪的历史事实,让人们很快地看到它的灾难性的负面影响。因为它完全继承了基督教文化中的一神论的排他性,所固有的宗教征伐性及其残酷性。为此,这个没有神,却自认为是占有了人间绝对真理的马克思及其思想,就把人所固有的最残酷的一切带到了当代世界:阶级、族群、一党对于世界权力的要求,以及彻底的党同伐异。始于二次大战纽伦堡战犯审判的反人类罪的提出,正是人类看到了这个族群排他性的危害,试图避免克服这个灾难性的危害的产物。所以由此可以看到,马克思及其思想,在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当代文明看来,毫无疑问它是建立在族群征伐基础上的一种反人类思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所生活的德国埃森市中心的犹太教堂中,在该教堂最重要的一块展示对人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犹太人照片展板中,它甚至包括阿伦特等作家,好莱坞电影明星艾伦(Woody Allen,1935.12.1-)等名人,但是唯独没有马克思。

这个犹太教堂建成于一九一三年,毁于三八年十一月九号的水晶夜。因为是德国最重要的犹太教堂,所以单只是八十年代中期后就重新修建过两次。最近一次二〇一〇年修建后,这个展板在新的展览安排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据管理人员介绍说,不选入马克思是经过委员会及专家极为慎重地考虑做出的决定。为此,这同时可以充分说明,在马克思出生二百周年的时候,马克思在西方社会中影响极为负面,在学术领域中除了干扰性的影响外,在根本的学术研究的基础的方法论、认识论上,在学术问题的具体研究成果上几乎毫无影响。马克思可以说在今天已经百分之百地被排除在现代社会主流以外,并且这个人及其思想的影响和人类巨大的灾难联系在一起,具有相当负面的意义。(待续)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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