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何清涟的故事 – 逃出中国

【新唐人2004年8月22日讯】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丹, 谢宗延报道) 在上两次《透视中国》的《奇书共赏》栏目中, 我们为您介绍了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主要内容, 以及它的修订本《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的最新内容。

【林丹】每一本书的背后都有它作者的故事, 每一位学者学术价值观的形成, 又都与他(她)的人生经历分不开。 在今天《透视中国》的节目中,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何清涟女士的故事。

【何清涟】 我觉得我个人的故事,其实不完全是我个人的故事。确实这本书是改变了我的命运。其实我本来也只是想根据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兴趣做一点研究。 由于我的这个研究领域,在中国是一个太敏感的领域,所以这本书出来以后,很多事情就由不得我个人把握了。

就是为了其中对腐败的批判,中宣部禁止我在国内任何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也禁止任何出版社出版我的书,国安部对我采取了日夜监控的方式。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通过各种方式,警告过我, 要我不要再写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从西安回深圳的时,在飞机上碰到一个人,她说, 你这本书在香港发行的时候,我接到了国安部七局给我的一个密令, 说香港出了一本内容极为反动的书,叫作《中国的陷阱》, 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每人一本。 她说, 当时你住在深圳的什么地方, 在什么单位工作, 你的儿子多大,你当时正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 住在亚黎宾馆的几号房间我们都掌握了。 我一听就说,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 ? 她说, 中央政治局的意见也不统一。一种是认为这本书的内容极其反动,要把作者立刻抓起来。 还有一种认为无所谓,她讲的也是事实,她没捏造什么啊。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本书极其深刻地揭示了改革以来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和矛盾,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应该让全党干部都学习这本书。她说, 因为是三种意见,所以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很快要开十五大,以后就没时间讨论了。 等到了九八年一月时候,这本《现代化陷阱》出来了,铺天盖地,这时候再讨论这个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从她这里我才知道我的处境还曾经非常危险过。

【林丹】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他们监控的呢?

【何清涟】 从两千年三月,我发表了那篇《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以后,我就遭受到撤职的待遇。他们要我单位找我的什么经济犯罪问题,逼迫他们找个借口开除我 。他们讲的理由就是说,中国的记者都收红包,我既然在报社干过那么长时间,又做过几个部门的主任,想必也有这样的事情,找到一个就抓住这个借口开除我。 结果我们单位实在是找不到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收过什么红包。后来他们要我们单位逼迫我辞职,然后就在我家的隔壁派了十二个人,每天分几班守着,我走到哪里都有人跟梢。 然后还不让我出去演讲、开会等。反正那一番经历,我都不愿意多回忆,因为那是一种很没有尊严,而且让人生活在恐惧中的生活。所以后来我就想选择到美国做一段访问学者,等到形势缓和以后再回去(中国)。但是就在我办理签证的过程中,我家里被他们秘密搜了三次,拿走一些东西。 我记得最后那一次是六月十三号,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我家的玻璃窗被打破,卫生间的天花板被拉下来。我就感觉到了,他可能不会让我出去。 在那个情况下,我面临被逮捕的危险, 我可不想去坐牢。 我觉得我对中国尽一个知识份子良心,我可以不要任何好处, 不要加入到他那个集团中去。我可以批评,批评付出这些代价我都愿意,但是要我坐牢我实在不愿意,因为共产党的牢房我知道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当时就决定逃,能逃出来算是我的万幸。至于在中国讲这些真话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我也知道,不过当时确实没想到政府会这么卑鄙。

在九八年以前,政府主要还是通过宣传部给你处分,不让你发表文章,不让你出书,还有就是在单位里得不到晋升;但是九八年以后国安局的特务越来越多的介入这种社会公共生活,所以确实使知识分子的处境变的很危险。而且江泽民在上海曾经说过: 要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处理。就是说你明明是因为言论,但是他们不找你文章的岔子,而是给你栽别的赃。比如男的他就给你栽嫖娼的赃,还有就是说你有贪污腐败问题,这样的例子已经有好多起了。所以我记得在国内时我们一些朋友私下也交谈过,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到后期我出去的时候,常常把我的小儿子带在身边。一到了晚上我的宾馆是不接待人的,就是怕发生这种栽赃等乱七八糟的事情。我觉得一个国家到了这个样子就……,说实在是太卑鄙了。 所以在中国讲真话不容易,这也就是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中国特别稀缺,特别可贵的原因。

【林丹】 在您的成长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事情,对您的一生产生了一些影响呢?

【何清涟】 其实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一九六八年文革的时候,我们湖南省的大屠杀。现在网上流传的道宣大屠杀是我亲眼所见的。邵阳在支江河的下游,邵阳县在我们的上游,那个时候有那么十几天,每天从河上面要漂下来几百具尸体。他们杀了这些属于“地、富、反、坏、右的二十一种人”以后,有的就地掩埋,有的丢到山里,有的丢到河里面,漂下来的只是其中一少部分尸体。我们当时就去看,看了后非常非常痛心。当时我就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这个政权天天说自己是一个人民政权,说自己是如何如何的“人道、伟大”,好像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政权,为什么做的这些事这么邪恶?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对共产党的宣传发生了深刻的怀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我记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十二岁。

【林丹】 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生长环境?

【何清涟】 我们家是一个祖传三代的老中医,我父亲是当地一个很有名的人,但是到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们家处境确实是非常惨。我父亲被下放到农村,后来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半瘫痪,半疯癫的人。他是被文革磨成这个样子的。我们家的兄弟姊妹是大一个就被迫下农村,我记得我是去修铁路。 我当时带了几本书:《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词选》,另外还有几本小说。我被我们同房间的一个女孩偷去检举,我们那里批判我,而且大字报都贴到我的门口来了,压力是非常大的。这些我后来都写在一篇《心灵深处的坟墓》里了。我个人不喜欢去回忆这些让我特别不愉快的事情。我有一个特点,就是白天我是可以不回去,但是晚上作梦我常常要回到过去。开始我跟你讲,九八年写了这本书以后的经历,我真的是很不愿意跟人家谈,但是梦里面确实常常回去,回去后就是受惊吓。因为在国内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你也不能跟人谈这些,现在也还是不方便跟人家谈,所以我觉得就让这些东西腐烂在心里。但是我个人确实觉得,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只要他不是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就会对我们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有深刻的反思,只不过每个人的反思程度,根据自己的知识、教养,还有看问题的深刻度而有所不同。但是我想只要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就不会认为这个政治体制是合乎人性的, 是合理的, 是应该存在的。

【林丹】最开始您在大学里学的是历史,在研究院的时候您又读了经济。您为什么一开始选择历史,后来又选择经济呢?

【何清涟】我倒是觉得历史应该作为每一个大学开设的一门基本课程,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系统地了解一下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世界历史。但是中国这方面的教育是很欠缺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育,本身就是一种经过阉割和窜改的历史,并不真实。而且它用党史教育取代了历史教育。对我来说,我认为大学四年的历史教育,使我具有了别的经济学者没有的一种历史的眼光,我考虑问题就喜欢把它放到一个大历史背景下去考虑。那么为什么我要改学经济学呢? 我记得八三年我毕业的时候,正好是社会上在讨论农民离土不离乡,就是农村改革怎么样转移农村城市人口。我那时候是在湖南财经学院任教,当时我们一些青年教师,爱聚在一起说说问题,后来我就发现很多问题用历史解释不了,所以我就决定去读经济学。我觉得有这两门学科的涵养,对我作学术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林丹】 您在中国应该说是有非常好的职业,同时又有很好的生活,那为什么您选择了风险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研究课题来做研究呢?

【何清涟】 我们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中国士大夫传统中,确实也有为了国家不计较个人利益的这种传统,林则徐的两句诗就很有代表性。我记得林则徐写过这么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它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利于国家,那么我个人的生死,我就不在乎,可以不计较。那么,我也不会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去考虑讲什么,不讲什么。我觉得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来说,学术良知是他的一种内心的需要,所以我特别不赞同中国的某些经济学家说:经济学道德中立,经济学家不讲良心。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尤其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他至少要知道几条:一个是这个政策执行以后是对哪个阶层有利? 哪个阶层没有利益? 第二个就是那些人获利又是通过什么手段获利的? 这些东西都要经过一种道德考量。作为中国人来说,知识精英毕竟还是少数人,我觉得总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我就做了一个知识份子应该做的事情。

【林丹】何清涟女士目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访问学者, 继续从事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她在《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本的《前言》中写到:“我希望有一天, 我以及与我命运类似的其他流亡者, 都能够在免除恐惧的状态下, 有人格尊严的回到中国,因为那样一个中国正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们祝愿何清涟女士的这个愿望早日实现。

点击进入
透视中国Youtube官方网
新唐人透视中国栏目网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