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十）

【新唐人2013年11月20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河南省成了“大跃进”的旗帜

自一九五七年河南揪出七万名右派分子以后，知识界已经噤若寒蝉。一九五八年又揪出“潘杨王反党集团”，在党内和干部中形成了政治高压气氛，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中共全国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就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讲假话更是异想天开。河南省演出了一场场闹剧，不仅给河南老百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给全国起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

打倒了潘复生，吴芝圃就成了河南省的第一把手。他是反右有功而升官的，上台以后继续反右。以激进的态度推行“三面红旗”的政策。使河南成了全国注目的地方。

粮食产量放高产“卫星”是河南最先搞起来的（注七十一），人民公社是河南最先创造的（注七十二），不讲科学地兴修水利，深翻、密植也起自河南。河南不断地出经验，《人民日报》经常介绍河南的经验。在当时人们的眼中，河南省已经成为全国“大跃进”的旗帜。

（一) 水利建设不讲科学，劳民伤财（注七十三）

水利事业不是单个人能够完成的，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而极权制度正好有这个优势。因为它掌握了全社会的资源，它可以调动全国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平心而论，在毛泽东主政的时候，中国的水利事业还是有成绩的，有的水利工程在邓小平时代还在受惠。但是，当时把事情做过了头，让老百姓作出了难以承受的牺牲。在搞水利工程时，不讲科学，只顾蛮干，对持不同意见的人加以迫害，使得不少水利工程实际成了大祸害。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是最典型的祸害。三门峡水库由于没有充分考虑泥沙问题，抬高了黄河上游的水位，使渭河成为高出地面的悬河，造成了二零零三年巨大的渭河水灾。

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一九五七年十月，河南省召开水利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水利会议精神。会后吴芝圃召开座谈会，要求立即迎接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谭震林亲自赴会讲话。十一月到十二月初，省党代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吴芝圃分析阶级斗争形势，批判省委指导思想的“严重右倾错误”，提出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达到经济建设全面大跃进。谭震林再次赴会讲话。十二月七日，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委的《情况简报》，称全省一千五百万人参加抗旱种麦，掀起以大兴水利和大搞积肥为中心的冬季生产运动，投入劳力达九百九十一万人，农村出现了大跃进局面。于是，一九五八年元旦刚过，河南省、地、市、县领导、农林水利负责人开会，吴芝圃组织讨论一九五八年农业大跃进，提出全省改种水稻七百万亩、灌溉面积增加到三千万亩的高指标。一月底，吴芝圃在省常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中共中央南宁会议精神，决定两年实现水利化，三年实现无“四害”，五年实现农业纲要的粮食生产目标，五年消灭文盲，普及初中、小学教育。

据吴芝圃说，河南省投入一九五八年苦战水利的人有一千五百万，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共完成土、石方八十八亿立方，蓄水能力二百六十二亿立方……灌溉面积共达到一万二千五百四十六万亩”；完成的土石方相当于“开挖四十八条巴拿马运河”。实际上，一九五七年度（一九五六年十月至一九五七年九月）全省的正常水利建设只能完成土石方二千九百零九万立方，后来持续跃进的一九六零年度（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零年九月），也只完成土石方一点三四亿立方。八十年代末，河南的蓄水能力只有一百五十亿立方，到八十年代，全省灌溉面积也只有五千万亩。全省地方资金大量投入水利建设，一九五八年度是一点六亿元，一九五九年度是二点一亿元，至于群众投入劳动折资、集体投入的资金物力就无从计算了。

一九五八年同时有九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六百亿立方米（其中七个省办大型水库库容达四十六亿立方米），库区主要在河南境内的丹江口水库，投入河南民工三万人。一九五九年，同时施工的大型水库已达十一个，加上几十个中型水库，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的承受能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科学态度被“敢想敢干”所代替。昭平台、鸭河口工程居然只有一年工期，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六十年代后期或七十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一九五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八年七月），宣传可灌溉一千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十二万亩，后又全部报废。兰考—商丘修三义寨人民跃进渠（一九五八年三月至一九五八年八月），计划利用黄河故道蓄水四十亿立方米，也未达到目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十三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一九六零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由于强行突击达到灌溉面积指标，河南大引大灌黄河水，造成田地严重次生盐碱化，一九六一年盐碱化面积达五百一十九点八八万亩，严重破坏农业生态。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河南平原地区还大肆开挖人工运河，企图把海河、淮河、汉江与黄河串联起来；此外又大搞“长藤结瓜”灌溉体系，甚至平地堆土作蓄水池，搞所谓“一块地对一块天”。可是在瞎指挥和行政命令之下，经常是图纸未出，大样未放，民工已挥锹破土。铁佛寺、白果冲两座水库在没有建成导流工程的情况下，就将大坝合龙，在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七日夜突降暴雨时，大坝冲毁，近二千人被淹死。

在水利工地上的农民，从事极其繁重的体力劳动，头两个月还能吃饱饭，到一九五八年十月以后，以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基本上饿着肚子从事繁重劳动。水利工地上的干部作风极为恶劣，对农民任意打骂和摧残，在水利工地上饿死、打死无数。中央调查组王从吾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在河南省讲话中说，仅固始县三个大的水利工地上就饿死一万七千多人。上蔡，新蔡，罗山，遂平和豫北共产主义渠等水利工地上打死饿死人也很多。（注七十四）

（二）大放“卫星”， 农民遭殃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的成都会议上肯定了河南，也肯定了吴芝圃，对河南省的高指标和大跃进起着关键的作用。吴芝圃代表河南参加成都会议，提出完成前述指标的时间，比元月时的省委决定再大大提前。他对毛泽东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泽东在三月二十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作者注：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这是毛泽东在农业发展纲要中提出的长远目标，河南说一年就完成），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会议过程中，毛泽东讲到：“河南的水利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达四千八百万亩”。被毛泽东肯定的数字，已是一九五七年实际指标的二点四倍。当然，毛泽东也曾几次对河南省的高指标表示担忧，但对吴芝圃还是鼓励多于批评。（注七十五）

四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提出粮食总产达到二百七十五亿-三百亿公斤，三年实现水利化。于是，在全省范围内很快掀起了浮夸风。一九五六年苏联放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所以，一九五八年，中国农村就把农业取得很高的产量称为放了“卫星”。“放卫星”就是“浮夸风”最突出的表现。

浮夸风是从一九五八年夏收开始的。遂平县嵖岈山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开始叫卫星人民公社）韩楼大队队长陈世俊、妇女队长曹玉娥等种了二亩九分地的试验田，小麦确实长得不错。正准备收割的时候，公社社长钟德清来了。把陈世俊、曹玉娥等叫到大队部，开了一个紧急会议。钟德清说：“上级叫咱们弄一颗高产卫星，咱是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国内外影响都很大，不放卫星会中？只有放了高产卫星，才能说明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放卫星是为公社争光，为党争光，也为咱们国家争光。现在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办好事情。”陈世俊问：“亩产多少才算放卫星呢？”钟德清说：“至少亩产三千斤。”听了这个数字大家一下子沉默了。过去一亩才打一百多斤，一下子打这么多，是不是太离谱了。钟德清说：“我看你们这块试验田不错，打打试试吧！”曹玉娥说：“这块地再多也不过亩产七、八百斤。”钟德清说：“大家都想想办法，总不能辜负党的期望啊！”大家想了一会儿，就是想不出办法。陈世俊最后说：“要放恁大卫星，除非把那十亩地的麦子放到一起打。”钟德清说：“对呀，弄到一起打不就中了吗！”曹玉娥说：“那不是哄人吗？”钟德清说：“你没看全国现在的形势，不跟上趟行吗？再说，这也是为人民公社争光，为党争光的事，我们吹点也是好心，要从政治上考虑嘛！”就这样，他们连夜割麦，割完就打。打完过秤，总共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斤，按二电九亩算，平均亩产三千八百五十四斤，最后扣点麦余籽，按三千五百三十斤上报（注七十六）是第二天（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方徨的报道：

卫星公社放出第二颗卫星——二亩九分小麦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

……

方徨是本书作者的同事，是前辈，她已离休多年，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眼中，她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好老太太。在她七十五岁的时候，本书作者向她问起这件事。谈起这段历史，她唏嘘不已。“我是奉命下乡寻找卫星的，下去后听县里的领导同志说韩楼放了一颗亩产三千五百八十三斤大卫星，将信将疑。到了现场一看，真看到了好大的麦囤，又是当着县社的领导过的秤，心里虽然有点嘀咕，也不敢提出疑问，只好如实报道。谁知是假的！在这种体制下当记者，留下的只是惭愧和遗憾。”是的，在专制体制下，新闻只不过是专制者的喉舌。写什么，不写什么，记者是不能作主的。方徨一直对我说她有责任，对不起人民。其实，当时派谁去也得这样写，除非不工作。

《人民日报》为放卫星的消息配的社论更是加油添醋：

社论一开头就引用了一首诗：“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接着写道：“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就这样富于浪漫主义的色彩！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当作美丽的幻想和神话的东西，于今一桩桩地变成了现实！人们歌唱着的，就是已经实现了的或者很快就要实现的。”“ 全国小麦高产的最高纪录出现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有二亩九分小麦亩产达到了三千五百三十点七五斤。这好像只是一个理想，但是不然，这是现实，这是已经拿到手的实物！”（注七十七）

当年在公社搞展览的原遂平县一中教师魏玉超对康健回忆说：报纸登了高产消息以后，省里来通知要办粮食丰产展览，要我们公社派人去。公社党委让我和曹玉娥去。展览布置好后曹玉娥回来了，我还留在展览会上。记得八月初，天很热，通知说中央领导来参观展览。原来是周总理来了。大伙儿很激动，手都拍红了。周总理来到遂平县人民公社展室时，讲解员江玉兰激动得忘了讲解词。周总理笑着对她说：“别着急，慢慢讲。”江玉兰才恢复平静，讲起了亩产三千八百五十三斤的经过。周总理说：“你们放的卫星不小啊，听说西平县比你们胆子更大一些，放了亩产七千三百二十的卫星。”

周恩来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和八月六日两次参观丰产展览，当他看到西平县和平社二亩小麦平均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和猛进社一亩七分地的小麦平均亩产七千二百零一斤时，非常重视。他说：“西平在你们那里，西平是第一的，是状元。”（注七十八）

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小麦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是更大的浮夸典型。人们用常识作出判断：七千三百二十斤，在一亩面积的打麦场上平铺将近半米厚，这是不可能的。在人们的怀疑中，地委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去核实。王秉林回来说是真的。一九九九年，早已离休在家的王秉林在信阳市狮河宾馆同本书作者谈起了这段经历，他说，那是麦收后一个月才报的产量，我们看了装在箔屯子里的麦，也量了土地面积。当时我心里怀疑不是一亩地打出来的，在那种政治气氛下谁敢说呀？只好说是真的。我还没回来，《河南日报》就登了。（注七十九）

对这些卫星开始有人怀疑。但是，谁要提出怀疑的看法，谁就会成为“辩论”对象。下面引用康健先生记录的一场“小辩论”的情况：

嵖岈山公社有一位叫刘金占的生产小队长，在生产队长扩大会议上，听公社社长钟德清传达信阳地委会议的精神，当他听到明年小麦要亩产一万二千斤时，他觉得太离谱,说：“亩产一万二千斤，是神仙也得累垮了，把牛皮吹炸才过瘾哩。”这一句话使他马上成了辩论对象。他被人拎着脖子拉到会场中心，站好，弯腰，低头，接受辩论。刘金占慌了手脚，忙说：“老少爷们，别动手哇，你说说这亩产一万斤中不中？”没有人回答他，在会议主持人的发动下，人们不由分说，先是一顿拳打。不一会儿，刘金占鼻青脸肿。他吐了一口血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还讲不讲理呀，你们都是种地的，一亩能产这么多小麦吗？”也许是良心发现，参加辩论的人们退缩了，有的人找地方吸起烟来。见辩论会冷场，主持人急了，说：“怎么？刘金占的反动言论你们还同情？谁不和他辩论，大家就和你辩论！”这么一说，人们不敢怠慢，又冲了上去，一边打一边说：“这就是理！跟你就是不讲理！”刘金占的三根肋骨被打断了。主持人问：“服了吗？”刘答：“服了。”问：“能打一万二千斤吗？”答：“真能打一万二千斤。”辩论会就这样胜利结束。（注八十）

康健先生就是信阳遂平县嵖岈山人，一直在当地工作，他这本书的材料都跟当事人谈过，是可信的。说假话受到鼓励，说真话受到打击，浮夸就成为风气。而浮夸一旦成为风气，就会产生互动效应，那些本来不说假话的人也会发表助长假话的言论，从而使浮夸风愈演愈烈。

秋收期间，河南省委宣布河南是全国第二个水稻亩均千斤省。而此时，农民在干部的威逼下，正把几块田、十几块田甚至几十块田的庄稼割下，再把它们堆立到一块田里供人参观。到十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七千三百斤、芝麻五千六百斤，单产增长七十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全年粮食总产量至少可以达到七百余亿斤”。他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泽东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河南》。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表一•一中的计算有两点说明：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计算，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一点一五即是）。二，此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河南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一月-十二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七月一日到次年六月三十日）。例如，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二百四十四点三五亿斤（贸易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一九五八年的秋收与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河南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本书其他各省的粮食表格都同此注，不再另注。

一九五八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二百八十一亿斤（粮食部这个数字也是偏大）,却浮夸到七百零二亿斤。一九五九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二百一十七点六亿斤，又浮夸到四百五十亿斤。高估产的后果是高征购，一九五八年全国粮食征购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点二三，河南则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六，达到九十九点七九亿斤！征购量占实际产量的百分之四十点八四。一九五九年征购六十七点六五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七五，此外公社还征了五点五亿斤自筹粮和周转粮。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而吴芝圃不相信农民没有粮食，认为生产队干部受富裕中农的影响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认为“拆屋掘地，批斗干部，致使大量干部群众被摧残致死。前面介绍的信阳地区血腥地反瞒产私分情况，仅是河南省的一个局部。

（三）“大跃进”花样翻新

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先搞“车子化”，即用手推车代替肩挑；为了让车子推得更快，又要求在车子轴上安滚珠轴承，实现“轴承化”。轴承是一种精度很高、用硬度很高的合金钢制造的机器零件，一般工厂是没有条件生产的。而河南省要求农民自己做。仅商丘地区投入人员达一百万，“户户是工厂，家家叮当响”。当然，这样用手敲出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即使这样，“轴承化”的经验在《人民日报》的鼓动下在全国迅速推广。种红薯与土地深翻是另一个热点，河南省在长葛县召开红薯生产现场会，要求全省种红薯二千五百万亩，深翻土地一点五尺，每亩施肥三万到五万斤。七月二十七日，农业部在长葛县召开全国深翻土地改良土壤现场会。吴芝圃吹嘘全省深翻土地八千万亩，每亩施肥五万斤。七月到九月，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嵖岈山，而参加各种各样现场会的人更是川流不息。八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三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农业社已合并成一千三百五十五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七千二百 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五。商城县人民公社的规模达二万户，七月二十日，在城关镇召开成立大会，有十万人参加，除了国内多家新闻单位以外，还邀请了外国记者。苏联驻华使馆官员也应邀到会。会后，《人民日报》、《河南日报》作了显着报道，国务院还为此发了奖状。

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工业、大办共产主义新村…，这些“大办”的资金和材料都是靠“一平二调三收款”得到的，即靠无偿剥夺农民得到的。连各家做饭的铁锅也集中起来化成铁块上交了大办钢铁的任务，上千年的银杏树也砍了当作小高炉的燃料。而这些“大办”都是搞大兵团作战，“白天一片红（旗），晚上一片灯”，瞎指挥，强迫命令，稍有不听话的就捆、绑、吊、打，受摧残的人不计其数。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长葛县坡胡人民公社一份群众来信反映干部吊打社员逼人致死的情况，这封信经毛泽东批示后，中共长葛县监委调查结果是：据不完全统计，这个公社的第一管理区从一九五八年八月初到十月二十日止，被打人员共一百二十二人，捆绑吊打的刑具有板凳、杆面棍、白拉条、湿皮绳、皮带等十多种；还有多种形式的罚跪：顶案板、头顶灯、跪砖头、跪砖头蛋、跪小板凳、站桌子等；大会斗争有多种形式：推、扒、拳打脚踢、抓头发、抬起墩、灭灯黑地里乱打，等，有人被逼上吊自杀。（注八十一）

河南省大炼钢铁也走在各省前面。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八日，河南召开全省钢铁工业会议，动员钢铁大跃进，提出“县县、乡乡、社社办铁厂”。七月再次召开会议要求“全省年产钢三十万吨，铁一百五十点九万吨”。九月又召开大会传达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确定“苦战三个月，提前和超额完成钢铁生产计划”。九月十二日，《河南日报》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九月十五《河南日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八个，禹县高达四千三百九十六吨。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一点八万吨，放了“卫星”。十月上旬，省委召开钢铁生产紧急会议，提出“大放钢铁卫星”、“钢铁元帅升帐”。吴芝圃宣称，全省有五百七十七万人投入大炼钢铁，各种冶炼炉二十二万余座。十月十一日冶金部在商城召开全国土法炼钢会议，推广“鸡窝炉”土法炒钢法。顿时，河南成了大跃进的革命圣地，参观者人山人海。（注八十二）

由于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一九五八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

由于河南农民劳力大量转移到水利工地，进入城镇地方工业企业，后来又炼焦炼钢，劳力十分缺乏，妇女大批走向第一线，家务劳动没人干。于是，公社办起食堂、幼儿园，搞什么“家务劳动社会化”。吴芝圃在《中国青年》九月号上发表题为《论人民公社》的文章，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以后，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工业部副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委书记向省委报告，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吴芝圃让县里当场批判高扬，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组织联合调查组，教师带领一百五十名学生到了河南。他们看到了一些实际情况，搞了一个《问题汇编》，这个材料后来被说成是为彭德怀提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型炮弹，负责这件事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被迫自杀。（注八十三）

河南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刮起了一场强劲的“共产风”。省委的报告却自豪地介绍，一些公社已经“宣布了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产品由国家统一调拨使用，上交利润、生产开支、社员消费均由国家统一确定”。吴芝圃说，公社“不但普遍实行了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猪羊鸡鸭归公社，大蒜、萝卜、白菜也归公社。“共产风”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集中了生产资料，而且进一步剥夺、集中了农民手中仅存的生活资料。公共食堂的建立，一度宣传为是吃饭不要钱的天堂，而恰恰是集中管理农民的口粮，剥夺了农民自己拿饭碗的权利。

农村的风刮到城里，城市也纷纷建立公社、大兴基建、大办工业。一九五八年全省基建投入十六点零四亿元（当年财政收入仅十四点一六亿元），吴芝圃高兴地说：“截至八月底，全省新建和扩建各种厂矿三十七万八千多个。”这一年全省增加全民所有制职工一百二十九万人，职工总数超过一九五七年一倍多。城市经济急剧膨胀，比例严重失调，加剧了粮食紧张。城市的共产风也将市民的私人房产收归集体所有。

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全国一度对一九五八年狂热进行反思，河南也对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进行调整，钢由八十万吨调为二十二万吨，生铁由一百五十万吨调为八十万吨，粮食由五百亿公斤调整为三百二十五亿公斤，基建投资由十八点六亿元调整为十三点六亿元。可是调整后的指标依然高不可攀，年终落实产量，钢只有五点一四万吨，生铁六十九万吨，粮食只有九十七亿公斤。基建投资竟然仍按原计划，强行完成十八亿。但是吴芝圃并不正视一九五九年的实情，在十二月中下旬的计划会议上，要求一九六零年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持续跃进，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五九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七，粮食二百七十亿公斤，钢铁达到一百五十万吨。持续几年的左倾蛮干，河南工农业、城乡供需关系、财政金融、人民生活日趋紧张，农村问题已非常严重。可是，吴芝圃仍然要高举“三面红旗”。一九六零年二月四日至十九日，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一九六零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注八十四）

河南办出了全国第一家人民公社，第一家公共食堂，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吴芝圃等受宠若惊，进一步在公共食堂方面大动脑筋，一九五九年二月开始，全省大搞食堂炊具半机械化。据说改革炊具三十二种，如跃进火炉、洗菜机、切菜机、跃进磨、面条机等。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乡村木工做的，只供参观不能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河南省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向毛泽东汇报过，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点名让史向生参加庐山会议，并把改革的炊具带上庐山。于是，省城安排妇联主任王衡具体负责，装了许多箱子送上了庐山。庐山会议前期，由于发言中批评“五风”的多，没有打开炊具机械。毛泽东七月二十三发表了批判彭德怀的讲话以后，就在庐山开箱展览了，妇联主任冒充炊事员担任讲解员。后来毛泽东知道这些炊具不能用，食堂机械化是假的，毛说上了史向生的当。（注八十五）

面对农村的严峻现实，一些农民和乡村干部在一九五九年尝试“包产到户”，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洛阳地委书记王慧智，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支持支持这些救命措施。秋后的反右倾斗争，这些措施被视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耿起昌、王慧智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批干部受到迫害。王慧智被整得神经失常，他在路上狂奔，要跳洛河，后面人追他，他一边跑一边喊：“吴芝圃来了！”（注八十六）

注解：

[注七十一] 见本书“粮食问题”一章。

[注七十二] 见本书“人民公社”一章。

[注七十三] 关于河南水利建设这一节资料除了另有注明外，取自河南省水利厅办公室编《大跃进中的河南水利》，一九九八年。河南省水利厅：《河南水利四十年掠影》，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第四十八期。

[注七十四] 王从吾同志在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

[注七十五]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五八-一九六零，第三十五页。

[注七十六]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九九八，第一一零-一一七页。

[注七十七] 人民日报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载《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

[注七十八] 乔培华：《信阳事件》列印未刊稿，二零零零年七月十九日，第二十四-二十五页。

[注七十九] 《河南日报》七月十一日一版头条：《西平和平农业社发出丰产大卫星 二亩小麦亩产七千三百二十斤》。

[注八十]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警示录》，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九九八，第三八零页。

[注八十一] 中共长葛县监察委员会：《关于对坡胡公社第一管理区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情况的检查报告》，载余习广《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时代潮流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六十六-六十七页。

[注八十二]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第四十八期。

[注八十三] 杨珏、冀雨二零零一年三月九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八十四]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第四十八期。

[注八十五] 杨珏、冀雨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八十六] 同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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