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十一）

【新唐人2013年11月7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至少饿死三百万

大跃进、公社化、共产风严重破坏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出现大滑坡。按河南省官方公布数字，一九五九年农业产值三十五点五五亿元，比一九五八年下降百分之八点九，粮食总产量九十七点四五亿公斤，下降百分之二十二点九；一九六零年农业产值再下降百分之十一，粮食产量仅有八十八点六九亿公斤。由于高指标、高征购、高调拨和极大的浪费，乡村粮食储备告罄，农民口粮告罄。乡村中浮肿病、妇女病大量流行，耕畜、家禽也大量死亡（后来统计，全省牲口死亡七十四万头）（注八十七）。而吴芝圃竟对中央谎称只有百分之五的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坚持不要救灾粮款，征购任务一点不减少。一九六零年入春，公共食堂一一断粮。

一九五九年一月至二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署名“刘堤圈车站南北的群众”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信中说：“春节那天，在夏邑、虞城，田野里挖野菜的遍地是人，所能吃的野菜都吃光了。在两县交界处各村都有人死亡，有的是排队买东西一头栽在地上就死了，有的在田野里挖野菜就倒下死了。二月二十五日，署名“山东即墨县一二二零部队全体官兵”的信中反映，河南省的虞城、夏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四点八两（十六进位，相当于十进位的三两），谁要说吃不饱，就要被批判和挨打，说他们是右派。现在群众就像绵羊一样，不敢说话了。（注八十八）

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一九六零年《河南日报》的元旦社论却以“开门红春意浓”为题，继续粉饰太平，仍坚持全面跃进。一九六零年二月，中共河南省委第十五次全会和全省五级干部会议召开，吴芝圃作了《为实现一九六零年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的报告，继续反右倾，进一步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河南“大跃进”至此达到顶点。一九六零年三月，吴芝圃还向党中央报告说，河南全省人口百分之九十九已入食堂，办得好的食堂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注八十九）两次郑州会议上已对高指标有所批评，谭震林与吴芝圃还继续搞亩产双千斤试验；信阳地区正在饿死人，但在毛泽东视察河南城乡时，吴芝圃却隐瞒不报。这年二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慌张地告诉吴芝圃发生死人问题，吴却不采取任何措施，并于四月十五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芬兰共产党党代会。干部群众反对路宪文，吴却鼓励他挺起腰来继续干。力图保住信阳所谓的粮食高产、钢铁高产和第一个公社的“先进地位”。因此，死人的事不断扩大，密县、郸城、永城、虞城等县和黄泛区因饥荒、疾病相继出现大量死人的事件。除信阳以外，南阳、许昌两个地区也大量饿死人。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死亡比例不低于信阳地区。

南阳地区的唐河县毕可旦，一九五八年秋也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报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唐河都不落后。一九五八年秋，唐河县建起炼钢炉四千六百一十七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一千一百零六斤”的消息。六月九日，《河南日报》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六月二十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估计亩产可达一万一千六百二十五斤。”既然粮食产量高，征购指标也就高，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一九五九年九月，食堂被迫停火。大批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到一九六零年春，因饥饿而死的农民达数万。毕可旦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返销粮，都遭到拒绝。由于唐河县“反隐瞒”不积极、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接着，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了”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四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十一月二十一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一九六零年头十一月二十二日凌晨，毕可旦和妻子刘桂香带领四个孩子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经抢救，只有刘桂香及十四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三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二十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六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十八岁），于一九六零年四月十九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五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十四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注九十）

饥饿的农民深夜偷偷煮野菜饭充饥，很多家庭连锅也没有，早被砸了炼钢。偷藏、偷吃者一旦被发现，就会被乡村干部抓起来批斗、吊打。除了饿死以外，被打死的人也不在少数。

究竟河南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大饥荒中死了多少人？这至今仍是一个谜。文革运动中，群众批判吴芝圃，有说死了三百万。到二十世纪末，也有人说河南饿死了五百万。这些说法都没有提出确切的根据。

我们可以用《河南统计年鉴》上提供的人口数据作一粗略的计算。

【资料来源】《河南统计年鉴》二零零零年，第一零三页。

大饥荒对人口的影响分两个部分，一是非正常死亡人口，二是因饥饿使出生率下降，少出生人口。这两部分可用下面两个公式计算：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

某年少出生人口数＝当年平均人口×（正常出生率－当年出生率）

其中：

正常出生率＝[（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三年出生率之和）/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三年出生率之和）/三]/二

当年平均人口＝（上年年底人口+当年年底人口）/二

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一九五八年前三年（一九五五-一九五七）的平均数为起点，取一九六二年后三年（一九六四-一九六六）的平均数为终点。计算出生率时，终点不取一九六二年而取一九六四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各地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人口，使得一九六四 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一九六三 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

用表一•二 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十点六一；正常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四点七一。

计算结果如下：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分别为十点一七万、十七点三一万和一百四十一点八万，合计一百六十九点二八万。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少出生人口分别为七点六三万、三十二点九九万、一百零一点五四万和九十三点六二万，合计二百三十五点七八万。由于数据是官方的，这个死亡数字显然比实际要少。我们可以粗算一下，信阳至少饿死一百万，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加在一起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二百万。豫东以及其它地、县也饿死了不少人。吴芝圃在检查中估计，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他没有说一九五八底到一九五九年十月年和一九六一年的死亡的人数，如果加上这两个时段的死亡人数，即使按吴芝圃的估计，总的死亡人数也有三百万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说诃南饿死三百万，实际情况只会高于此数。曹树基先生用他的方法（注九十一）计算结果是，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二百九十三点九万人，（注九十二）与我的分析相近。

河南饿死了这么多人，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吴芝圃却没有受到处分。中共中央对基层干部和高级干部采取了双重标准。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日到二月十二日，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了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的内容是对河南省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的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人们称之为所谓揭盖子会。这次会上除了揭露信阳问题以外，还揭露了河南省其它地区的饥荒问题，如豫东问题，密县问题，长葛县坡胡问题等。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二书记王任重参加了这次会议。开始大家不敢讲话，开到后来，大家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有的发言按照中共中央在信阳事件中对地、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定性，说吴芝圃是是阶级异己分子，是死官僚，是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干敌人的工作，说省委是坏人篡夺了领导权。要求对吴芝圃进行法办。在这种情况下，陶铸和王任重没有理睬这些批评，反而引导大家把省委的错误定调为“不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而是执行中央路线中犯了左倾冒险错误”。（注九十三）这就是说，河南省委没有犯“路线错误”，而是在执行中央路线的过程中犯了错误。这样，错误的性质就大大减轻了。

陶铸和王任重对省委领导人和地县级领导人，采取了双重标准：地县级领导人是阶级异己分子，是反革命复辟，一律法办；而省委领导人却连“路线错误”也谈不上。显然，这种丢卒保车的办法是秉承了毛泽东的旨意。

王任重说，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如果他认为中央路线是造成大饥荒的原因，倒也是实话，但他认为中央路线是正确的）。他列举：从一九五五年潘复生生病，吴芝圃在任河南省代理书记期间，在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城市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是坚决执行中央路线的；在同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中，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只是中间有点缺点，那是枝节问题；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大办人民公社，也是执行了中央路线，当然，一九五八年也犯了一些错误。王任重对河南省委的工作进行历史回顾以后说：“河南省委的成绩和缺点错误应占什么比重呢？应该是三七开，成绩是七分，缺点错误是三分。”王任重为省委干部作了开脱以后说：“信阳地区死人到底谁负主要责任？信阳那么多人的血债应记在谁的头上？主要责任在哪里？应当说路宪文、马龙山这些反革命分子是罪魁祸首。”（注九十四）

吴芝圃在检查中除了说自己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败仗，恶果很大，教训惨痛”以外，也把责任推给了“阶级敌人”。他这种推脱的根据，与毛说的“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一致，毛听了也会高兴。吴芝圃在检查中说：

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四十。最近排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四十三个，占全省一百零四个县的百分之四十一点三五，三类公社二百五十六个，占全省一千一百九十三个公社的百分之四十四点零五，三类大队一万零四百七十六个，占全省二万七千七百三十九个大队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八。在这么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机会，向农村中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截路、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的黑暗世界。估计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

陶铸将会议意见汇报给周恩来，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对河南省委领导人的处理意见：只要彻底揭露、坚决改正，可以不给处分，但省委领导主要成员作部分改组。吴芝圃没有受任何处分，陶铸对这个决定解释说：“吴芝圃和潘复生的情况不同。潘复生是路线错误，而且是抗拒，不改正错误。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几年来工作上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在几个月时间内犯了错误，而且中央一揭发，就坚决拥护，坚决改正。”中共中央调广东省书记文敏生任河南常务书记，调湖北省书记刘仰峤任河南省委书记兼秘书长。七月，又调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任河南第一书记。一九六二年四月，免去吴芝圃在河南的职务，调中南局任文教书记。

一九六二年一月，吴芝圃在给中南局的检查中承认：“对河南五八、五九年粮食产量，我曾经作过远远高于实际的估算……不止一次向主席作了河南粮食数字的假报告……反映全省群众生活只有百分之五安排不好，其实，那个时候正是信阳地区大批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时候。”吴芝圃沉痛地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吴芝圃后来数次心痛地表示：“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注九十五）吴芝圃调到中南局主管文教。临走时带走了一百多箱线装古书。广东老干部金明说，有一次毛主席到中南局，陶铸将书记处书记向毛一一介绍，毛主席见了吴芝圃说：“啊，你在这儿咧！”吴哭了。还有一次，中南局几省干部开会，吴芝圃到河南省干部的房间一一拱手谢罪，说：“我有罪，我对河南人民有罪！”（注九十六）

注解：

[注八十七] 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第四十八期。

[注八十八] 余习广 ：《大跃进，苦日子上书集 》，时代国际潮流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五十八页、九十一页。

[注八十九] 何立波：《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党史纵览二零零六年第二期。

[注九十] 中央工作队魏震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报告：《关于鹿邑县揭发出的几个突出问题》。

[注九十一] 见本书“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注九十二] 曹树基：《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二六三页。

[注九十三] 杨珏、冀雨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九十四] 王任重同志在河南省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零年二月十日。见乔培华《信阳事件》列印未刊稿，第一三零-一三二页。

[注九十五] 何立波：《大跃进期间在河南刮“共产风”的罪人吴芝圃》，党史纵览二零零六年第二期。

[注九十六] 杨珏、冀雨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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