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十四）

【新唐人2013年11月26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五 全省普遍大饥荒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一九五八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二百二十亿斤，后来落实到一百八十五亿斤，最后说是完成了一百一十亿斤，实际不到八十亿斤。一九五九年又提出粮食总产二百七十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划更远，比一九五八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一九五八年，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资料来源】 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 •甘肃分册》。

【说明】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甘肃省的饥荒在一九五八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农村就有饿死人和人口外出逃荒的现象。接着问题越来越严重，而张仲良一直认为甘肃是“余粮省”，不承认农村缺粮，听不进饿死人的情况。只要哪里反映这类情况，就认为这是政治问题，就大搞反瞒产私分的斗争，批判、斗争反映真实情况的人。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春，情况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张仲良等却在基层干部的政治态度上找问题的根子，仍然搞高指标、高征购，坚持左倾蛮干的作法。直到一九六零年七月，才被形势所迫，作了一次检查，向中央写了《关于检查一个指头问题的报告》，当时发生严重问题的县有十三个，只报了九个；报告还说外流人的人口多半已经回来了。他们一面粉饰太平，一面让农民每天吃三四两粮食，千方百计地完成征购任务。（注十一）

一些干部在反瞒产私公中胡作非为。一九六零年初，清水县食堂已经没有粮食，还搞反瞒产私分。张树驿公社派公社党委副书记徐效瑞去松河大队支“发动群众、狠抓斗争”。徐到松河以后，一方面到社员家翻箱倒柜地搜粮食，还向公社汇报说查出了十一万零九百二十斤粮食，按每人每月二十二斤计，可以安排到六月底。除口粮安排好了以外，还可以征购五万多斤。为了让公社相信，让总支书记毛文清和生产队长造了一个名册，还代表社员在册子上按了手印，说口粮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个队一月下旬就饿死了四十四人。毛文清自杀身亡。（注十二）在反瞒产私分中，清水县白驼公社党委书记王世荣指使总支书记王秉正打死生产队长马春生。党委副书记张世秀酷打社员三十多人，给有些被斗争的社员觜上戴驴笼头，身上驾上马鞍子。总支书记文五美亲自组织撞斗、捆绑社员四十多人，并私设监狱，把三个生产队干部关押四十多天。总支书记李文生捆打社员二十多人，致死二人。生产队长南维正打死逼死社员六人。这个县有些社队比白驼公社更严重。（注十三）干部掌握了勺把子、秤把子，剥夺了社员的吃饭权。这些人残害群众的刑罚有一百多种，其中有：在脸上刻字、拨头发、拨胡子、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淋开水，最普通的刑罚是扣饭、扣粮。问题被揭发以后，省里按中共中央的精神定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清水县进行了“民主革命补课，并将补课的经验在全省推广，称之为“清水经验”。

一九五九年在农村饿死人的时候，张仲良、何承华在河西地区检查工作，和张掖地委书记安振一起，提出把农村供应比例由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九十压缩到百分之二十。为了证明农村有粮，何承华让人写了《农村一瞥》，极力粉饰太平。（注十四）一九五八年省卫生厅到农村检查，写报告说浮肿病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造成的。省委常委会讨论时，对这个看法作了批判，说“这是攻击大生产运动”。有些地方群众向上级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就封锁、打击。高台县县委第一书记杨某派干部到邮局扣押、修改群众反映生活问题的信件一万多份。这件事反映到省委，省委听之任之。

从一九五八春年到一九六零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一千三百多万人口中，有七十万人口每天口粮在七两以下（十六进位，七两相当于十进位的四点三七五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注十五）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问题”（下面专作介绍）、“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表二•二和表二•三，对当年的死亡情况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这两个表是甘肃省委有关部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制作的，现存甘肃省档案馆。甘肃省当年这个人口数据和一九九零年代出版的《中国人口•甘肃分册》（注十六）中的数据略有差别。

【说明】一九五七年全省人口：一千二百七十二万六千四百九十三；死亡人数：十四万二千零四十四；死亡率：百分之一点一二。

表二•二，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全省死亡人口八十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八人，一九五七年为正常年景，死亡人口为十四点二万人，按这样粗略推算，在近八十五万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的约有四十三万人。这样，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仅有四十多万人。这个数字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以临夏为例，表二•二中临夏回族自治州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两年死亡人数为四万六千三百七十六人。而据临夏市工作组的总结，仅这个市这两年就死亡四万一千三百八十一人。（注十七）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八个县级单位之一，而临夏市在这八个县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据表二•三，和政县死亡人数比临夏市要多。又如，一九六五年揭露的通渭县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三十以上，而表二•三中只有百分之十八点四。一九九八年一月七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员(上为厶，下为贝)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中披露，在六十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一九八零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最少已近百万。（注十八）由此可见，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一百万以上。

这个资料虽然缩小了数字，但也说明了一个真相：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大量饿死人以外，其他地方也大量饿死了人，死亡率在百分之五以上的有六个县、市，占十四个县市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九。而且表明，庐山会议以后，继续反右倾，死亡人数增多，即一九六零年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九年，死亡率也大大上升。

《中国人口．甘肃分册》一书中提供了以下数据。详见表二•四。这些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虽然也缩小了饥荒程度，但比其它官方数据较接近实际一些。

【资料来源】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据表二•四中的数据，用本书作者的计算方法，计算结果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甘肃省饿死人六十六点六七万，少出生人口八十万。显然，由于这里使用的是官方数据，这里算出的近七十万的非正常死亡是最低数。曹树基先生计算的结果是，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甘肃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一百零二点三万人。（注十九）

甘肃省档案馆保存的当年汇报材料的简报中，可以零星地看到饥饿的情况。

天水：天水地委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给“省委生活安排领导小组”的报告中说，马跑泉公社峡口生产队患浮肿、干瘦、子宫下垂等因营养不良造成的病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十四点二。公粮征购任务只完成一半，口粮每人每月按十二斤算，也只能到明年二月份。这个报告说，像这样的生产队全地区有一千八百多个，占生产大队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注二十）

岷县：省委农村工作部于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九日给省委的《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注二十一）中说，岷县的问题十分严重，其中以理川、闾井、南川、南阳等公社最严重。全县患浮肿病的有五万多人。死亡二万一千九百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一六。

武威：最困难的一九六零年情况不得而知，直到一九六二年元月，这里的饥荒还相当严重。中共武威地委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五日向省委的报告说：“据永昌县委十四日电话汇报，该县双贝、朱王堡、红山窑、宗家庄、八坝、焦家庄、西坡、河西堡、水源、陈仓、流泉、西湾、龚家堡、南坝等十四个公社，有浮肿病等病人三千二百五十五人，断炊一千八百七十六户、八千七百八十二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一点九……地委认为，永昌一九六一年的粮食收成比一九六零年好，粮食征购任务已基本完成。但是，由于在征购工作中部分社、队把口粮、种籽也征购了，部分社队有些问题是可能的，但总是不会太大。”（注二十二）从这个报告的文字看，像是向省委解释和掩饰这里发生的情况，并不是报告问题。

甘南：直到一九六二年四月，这里还处于饥饿状态。一九六二年四月八日，中共甘南州委向省委的报告说：“由于口粮安排紧张，人口外流现象仍在上升，疾病也有增长，宰杀耕畜的现象各地都有。由于种籽不足，今年粮食作物面积有完不成的危险。临潭县共缺粮三百六十九万斤，州上仅给一百一十万斤，该县长川公社种籽缺十四万二千七百四十斤，口粮缺十九万八千九百五十六斤，共缺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九十六斤，县上给了十一万四千斤，口粮一颗不安排，只安排种籽二万六千七百四十斤，……由于种籽不足，不少公社和生产队已停止下种。……由于生活所迫，一些农民变卖家产、以物易物。浮肿病、瘦病、小儿营养不良症大量发生。……最近夏河县拉卜楞公社三十多人在县里请愿，其它县也发生请愿情况。”（注二十三）

临夏：也是在全国形势正在好转的一九六二年，中共临夏州委向甘肃省委报告这处州保安族的困难：“在全县粮食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的生活更为困难。……由于粮食问题得不到解决，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为了保命，拆卖房屋，出卖家具、衣物，甚到卖子女，家的家具卖光，一贫如洗。疾病问题十分严重，患病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点八。非正常死亡也陆续发生。外流乞讨日有增加。”（注二十四）

在枯燥的死亡数字后面是血淋淋的故事。长期任甘肃省妇联主席的李磊，是延安时代的老干部，在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一年间，她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处书记。在此期间，由于说真话，一度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九六零年十二月的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平反。在她八十一岁的时候（一九九九年），她自费印了一本回忆录《悠悠岁月》，这是一本很有资料价值的书，事情都是她亲身经历的，完全可靠。其中，对临夏在大饥荒的情况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现摘录几段如下：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九日，我下放到和政县苏集公社。这里群众没有粮吃，饿得干瘦、浮肿，有的冻饿而死。榆树皮都被剥光吃掉了！有一天县上来电话，说张鹏图副省长要到康乐视察，命令我们连夜组织人把公路两边被剥光皮的榆树，统统砍掉，运到隐蔽的地方去。人都快饿死了，哪有力量去砍树、抬树？我们办不到，留下榆树正好让张鹏图副省长看看。可张省长没有来。当时和政县委书第一书记是薛振田同志，为了保住乌纱帽，竟如此不顾人民死活！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十个公社，四十一个生产队，五百八十八人吃掉三百三十七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一百七十人，吃掉尸体一百二十五具、活人五名。小沟门生产队八个作业队，有六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二十三户吃掉五十七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七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读qie）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十一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八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读qie）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读qie）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十四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注二十六）

除了饿死以外，还有打死的。在农村，干部不仅掌握着“印把子”、“刀把子”可以对不听话的群众施以种种酷刑。甘肃省对农民的刑罚有一百多种，如：脸上刻字、拔头发、剪耳朵、砍指头、头上浇开水等。干部还掌握着勺把子，秤把子，可以随时剥夺农民的吃饭权。对不听话的可以扣饭、扣粮，让他活活饿死。

中国城乡差别较大，在这次大饥荒中，城市情况要比农村要好得多。但是，处于城乡差别有利地位的城市，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九日，甘肃省工交部反映工交系统出现了大规模浮肿病。白家咀永昌镍矿的近七千名职工当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发生浮肿病（腹部膨胀，像女人怀孩子），其中严重的占百分之二十，已死三人。地质局和建工局两个单位的九十四名女职工当中有五十五名不来月经，其中半年的八人。主要病状是眼胀，发困，四肢无力。（注二十七）

中共白银市委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八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积极防治浮肿病发展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最近检查，市属各厂矿、企业、机关学校单位及部分公社职工群众中，得浮肿病的情况十分严重。从十一月份起，在白银厂、棉纺厂、交管局等几个单位首先发生，下旬逐渐增多，十二月上旬，情况更加普遍和严重。病情发展的情况是，工人中多，干部中少，男的多，女的少、体弱的多，体强的少。其病状是：先眼皮、面部发肿，后逐渐发展到四肢浮肿。轻者早晨起来眼皮肿，中午好转，时肿时消；较严重的，头晕，腰酸，四肢无力，体温下降，夜间失眠，小便次数过多。更严重的腹胀，体肿，有的生殖器、膀胱肿大。主要原因是缺乏营养和劳动过度。

中共玉门市委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一日发给上级机关的《关于在厂矿、企业、机关、党校中发生浮肿病情况的报告》中写道：

根据十二月上旬了解，在我市厂矿、企业、机关、学校普遍发生浮肿病，发展仍有上升趋势，情况较为严重。据调查，仅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铁路办事处、西北矿山机械厂、市商业局、市党校等十四个单位，共有浮肿病人三千一百三十二人，发病比率最高的单位，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症状：头晕头疼，脸肿腿肿，腹胀尿多，四肢无力，心慌畏寒。浮肿病人工人多，干部少；重劳力多，轻劳力少；集体食堂多，在家吃饭少。

中共酒泉钢铁公司党委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发给上级机关的报告中，除了列举浮肿病人状况以外，还谈到女职工闭经、男职工阳萎大量发生的情况。酒泉钢铁公司是鞍钢援建的，职工多是东北人。当时除了粮食定量减少以外，几个月没有供应食油，生活极为困难。“由于疾病大量发生，职工思想波动。怕死在戈壁滩上，要求回东北的职工增多，有的变卖东西，有的不辞而别。”

通常情况下，省会城市饥饿情况应当轻一些，但是，中共兰州市委在一份报省委的报告也发出了饥饿的呼喊：“从十一月以来，我们陆续发现在部分干部和职工中发生浮肿病的情况，截至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系统五十一个单位的六万八百零九十六名职工当中，患病者三千三百四十六名，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五点六。在市级财贸系统的士三千三百一十三名职工当中，患病者四百零一人，占百分之三点三二。在宣教系统的二十一个单位的一千八百八十二名职工当中患病者二百二十六人，占百分之十二。在市级党政治机关的五千九百名职工中患病者五百四十四人，占百分之九。值得注意的是，在兰州市幼儿园的一百四十五名幼儿当中，有浮肿的达三十一名，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财贸系统有食品分配权，患浮肿病者比例最小。营养不足是发病的主要原因。“十一月份兰州皮革厂二十三人的蛋白化验结果是，总蛋白低于六克（正常值）的有十七人。中等体力劳动每天需热量至少三千五百千卡，据六零五厂检验，职工摄取的热量每天只在二千五百千卡左右。”（注二十八）

在劳改、劳教农场中被强制劳动人情况就更惨了。据玉门地区劳改部门给玉门市委和省委的报告中说，最近以来，我市劳改、劳教农场疾病、死亡情况非常严重，而且呈上升趋势。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份以来，饮马农场和蘑菇滩农场共死亡二百六十五人，其中，饮马农场劳改犯一百八十八人，蘑菇滩农场劳教人员七十七人。饮马农场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一天就死亡三十四人。饮马农场一九六零年以来共死亡劳改劳教人员三百九十五名。大量死亡的原因一是饥饿，二是劳动过于繁重，三是进入冬天没有取暖条件。劳改劳教人员粮食定量少，还有一部分粮食被农场干部食堂克扣下来。夹边沟农场是死人最多的劳改农场。甘肃日报记者王景和、和凤鸣夫妇双双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夹边沟和安西农场劳动教养。王景和饿死在夹边沟农场，连尸体也没有找到，和凤鸣在安西农场九死一生。和凤鸣在晚年写了《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一书，记录了当年的惨状。夹边沟农场原有劳教人员二千八百多人，没有饿死的只有六、七百人。不少死者的遗体被饥饿难耐的难友吃掉。这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直言获罪的知识分子。（注二十九）死难者的遗体因掩埋十分草率，累累白骨露在外面绵延两公里。每一堆白骨都包含着一个惨绝人寰的悲剧。现摘录这本书中一个死难者的悲剧：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一说是硕士）董坚毅一九五二年投奔新中国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一九五五年支援大西北建设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在一九五七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的新添墩劳动教养。后又转到夹边沟农场的高台明水分站。他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在董坚毅劳动教养的两三年里，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千里迢迢地到农场看望亲人。当时兰新线还没有与上海接轨，要转车数次才能到夹边沟。一九六零年，夹边沟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大批饿死。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作为医生的董坚毅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他对组长刘文汉说：“按照经验，她两三个月来一次，我的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见到她。”由于大量死人露尸荒野，董坚毅教刘文汉如何用衣被毛毯裹扎他的尸体。三天后董坚毅死去，时年三十五岁。刘文汉将他包扎停当，埋在一个由雨水冲刷的一个地穴里。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来了。她掀开窑洞的草帘子进来，急切地问：“老董在吗？”刘文汉只好告诉她：“老董已经去世七八天了。”这句话一出，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声。难友们见过的死亡过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以后她终于镇定下来，要求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体。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董的地穴，尸体不见了。经过多方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老董的尸体被抛在荒野。老董身上包的毛毯、鸭绒被已被人扒去，尸体上的肉已被人切割吃完了。由于头上没有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扑在骷髅上哭个没完，亲个没完！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要和他死在一起，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几个人硬是拉着把顾晓颖扶回窑洞。后来，难友们找来一些树枝和煤油，将尸体火化。刘文汉拿出自己从朝鲜前线带回来的一条军用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注三十）

注解：

[注十一]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省委第三届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甘肃省委文件，甘发[六三]第六号。

[注十二] 《清水县委关于生活安排、人口外流情况的电话汇报》，一九六零年二月十七日，甘肃省委办公厅二月十九日印发各常委、良才、秘书长、办公厅、整社办公室，共印二十八份。

[注十三]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省委第三届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甘肃省委文件，甘发[六三]第六号。

[注十四] 同上

[注十五] 同上

[注十六] 苏润余主编《中国人口•甘肃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注十七] 李磊：《悠悠岁月》，一九九九年十月自费印刷本，第一四九页。

[注十八] 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告别饥饿》，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十一页。

[注十九] 曹树基：《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二七七页。

[注二十] 中共天水地委：《关于请拨免费医疗款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甘收 [六十]一七二五，印发各书记、秘书长、办公厅、生活安排小组领导同志、卫生医疗办公室，共印二十六份。

[注二十一] 省农委工作部：《关于岷县问题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八月十九日，印发各常委、省委办公厅、水利厅、气象局、农机局、农垦局党组，本部存档，共印二十五份。

[注二十二] 《武威地委关于永昌县发生疾病、断炊、人口外流情况的电话汇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五日，《甘肃省委收文》甘收[六十二] 二零零四九号。

[注二十三] 中共甘南州委：《关于生活安排情况和增拨农村粮食指标的报告》，一九六二年四月八日，《甘肃省委收文》甘收 [六十二] 二零六三八号。共印四十四份。

[注二十四] 临夏州委：《临夏县大河家保安族公社生活情况简报》，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甘肃省委收文》甘收 [六十二] 二零八六四号。共印二十三份。

[注二十五] 葛曼也不完全是一位死官僚。据葛盾二零一一年六月十一日给本书作者杨继绳来信，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在葛曼主政期间，中共临夏州委发出的《关于实行包工包产到组和大包干到户为中心的临时紧急措施的意见》，全州八千多个生产队中有七千零八十个搞了包产到户，有效遏制了农村形式继续恶化。因此，葛曼连连降职，文革中为此受到批斗愤然自杀。

[注二十六] 李磊：《悠悠岁月》，第一二二-一五零页。

[注二十七] 省工交部：《工交系统发生浮肿病的情况》，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九日印发给省委常委等，共印三十六份。

[注二十八] 中共兰州市委：《关于干部职工中发生的浮肿病的情况报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日，兰州市委文件，[六零]八四六号。

[注二十九] 和凤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四二零页。

[注三十] 和凤鸣：《经历——我的一九五七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九四-三九七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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