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十六）

【新唐人2013年11月28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完不成征购任务，提头来见！”

《通渭县志》上记载的历年粮食征购数比上述报告要少一些，但两者还是比较接近。从县志上列出的历年数字可以看到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九年通渭人民负担之重。到一九六零年，由于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征购任务不得不大量减少，一直到九十年代还没有恢复到一九五九年的征购水平。

粮食产量逐年下降，而征购任务又逐年增加，只好让农民勒紧裤腰带。早在一九五七年粮食征购入库中，有些地方粮食就很紧张，政府动员群众卖陈粮、吃陈粮。公社分配时只分现金，不分粮食。一九五八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就出现饿死人现象。到一九五九年情况就更严重了。当年冬季，全县一百六十二个大队中，就有一百零二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四十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草衣、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注四十一）

【资料来源】《通渭县志》，第三六一页。

进入一九五九年春天，定西地区粮食局势日趋紧张。到五月二十日止，全区库存粮食仅有六千二百零八万斤。销售量每天平均达一百一十多万斤。由于上一年秋后征购了过头粮，到春天需要大量返销给农民。五月份，粮食供应面达百分之四十五左右（正常情况供应面百分之十左右），而且供应面继续扩大，有可能达到百分之六十五。由于一九五八年上报的数都是大丰收，现在这么大的供应面，很多人不相信，认为农村有粮食，要求供应粮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面对农村大量需要的粮食供应，省委提出“需要服从可能，销售服从指标，安排服从调拨，农村服从城市”的原则。这就把向农民供应粮食压到最低位置。同时，要求各地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加强粮食征购。根据这一方针，定西地区一方面对各县提出了粮食控制计划，另一方面继续向农村要粮。

大批农民因饥饿而死，中共通渭县委却不承认现实。他们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谁要求供应粮食，就给谁扣上“以粮食问题攻击县委，是富裕中农，是怕死鬼”、“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动摇人心”等等政治帽子。县委认为“当前粮食赶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一起搞鬼，要进行打击。”“剥树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坏”、“闹粮凶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有反革命集团”，还说“装病、闹粮、剥树皮、要统销粮、不论耍什么花招，玩弄什么手段，我们心中有底，顶住了这股歪风，丝毫没有被假象所迷惑”。县委召开全县电话会议，要求公社召开“万人斗争大会”，生产队召开“千人斗争大会”，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批斗要求政府供应粮食的农民和说真话的基层干部。还提出“对富裕中农要来个双倍打击、加倍赔偿，算清不劳动、破坏生产、不合法收入三笔账，把他们压在泰山底下，叫他几辈子翻不过身来”。（注四十二）

通渭县委这么做，是上级逼出来的。高征购指标是国家定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又是一位只对上级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官员。在他的高压政策下，干部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指标高，不敢讲公购粮食任务完不成。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说：“党的历次斗争的胜利，都是反右倾的胜利”，“防左容易，防右难”，“在反右倾斗争中，不怕姓左的，只怕姓中的，要革姓中的命。”定西地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产量一年比一年低，而征购任务一年比一年高。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在电话会议上说：“公购粮入库时，是非常时期，要采取非常手段。”一九六零年春季，农村断粮时，窦明海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注四十三）窦明海是省委书记张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积极分子”、“先进人物”。正在粮食紧张的时候，省委决定将席道隆调往岷县任第一书记。岷县的条件比通渭要好一些，人口也多一些，这一调动对席道隆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是，省委有一个附加条件：完成粮食征购任务以后才能到岷县上任。为了早日到岷县上任，席道隆就采取了更加严厉地手段加强征购。

一九五九年八月开始，通渭县“反右倾”斗争，有一千一百六十九名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而被说成是右倾，遭到批判斗争。县长田步霄到基层搞调查，回到县里讲了真话，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党分子”，“小彭德怀”，多次批斗。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九日田步霄自杀身亡，时年三十五岁。田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誓死不改的右倾机会主义首要分子”为罪名，上报中共定西地委批准开除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对着尸体开批判会。（注四十四）

反右倾斗争是完成征购任务的主要手段，对讲真话的干部动辄批判、斗争、撤职、开除、法办，在斗争中普遍推、撞、打，进行肉体摧残和人格侮辱。

一方面睁眼不看饿死人的事实，一方面向上级说假话。碧玉公社赵河生产队已死亡五十多人，生产已经停顿，席道隆等却在向上级报告中写道：“社员情绪饱满、牲口体力壮，生产搞得较好。”

在陇川公社召开了一次整社征粮的千人现场会，席道隆在讲话中强调说：“要继续反右倾，鼓干劲，特别是在粮食问题上，无论阻力有多大，困难有多少，粮食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对于那些顽固不缴的，要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其缴出来，必要的时候，我还是那句老话，要政治挂帅。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文质彬彬，要有革命的铁的手腕和铁的行动。” 县里向公社下达命令：“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常河公社书记赵殿京听完全县电话会议以后，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还坐在床边不说话。县团委书记孙毓业看他神情不对，问道：“怎么啦？”赵殿京说：“明天完不成任务，让我提两个人头来见。我赵殿京只有一个人头，哪有两个人头！”他们只好连夜下乡搜粮食。（注四十五）

会后，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连妇女的针线包也拿走了。如陇阳公社搜查了六百三十七户，无偿拿走了农民杂粮四万三千八百三十三斤、面粉三千二百三十五斤，洋芋三万一千零八十九斤，菜一百五十斤，银元二百七十二枚，铜四百零四斤，布三十匹。农民说，“万人整社团”实际是“万人搜粮团”、“万人抢劫团”。

在搜粮食过程中，对群众采用各种残酷的刑罚。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决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挡住，哪里开刀”，“向小队长要粮食，向资本主义要粮，为全县争光，为公社争光”。为了搜粮食，把生产队干部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把逼粮食会当成对敌斗争的战场。有的公社开万人斗争大会，民兵带上机枪、步枪、马刀警戒助威。马营公社党委书记张学圣亲自主持斗争，毒打群众一百六十多人，当场扣押劳教的六十六人。在这些斗争中，对被斗的干部和社员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埋人、打夯、拔胡子、戴纸帽子游街、男女脱裤子互相戴在头上、用包谷棒子和先麻（一种毒草）塞阴道、用绳子来回拉阴户等一百二十多种。在全县大搜查中，搜出粮食一千一百多万斤（大部分被“万人社团”的人吃喝挥霍掉了），打死、逼死一千三百多人。群众将这些恶行比作为“秦始皇”、“活阎王”、“黄世仁”、“狼狗”等。搜粮活动一共搞了四十多天。（注四十六）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通渭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向各公社发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个也不准回家，编入劳教队，配备干部民兵持枪看管”。全县以公社为单位，组织了十四个劳教队，集中劳教一千六百三十七人。这些人白天劳动，晚上斗争逼审，遭受到种种折磨。（注四十七）

一九六零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五十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十一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七十九人。四十二个公社主任中，有三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二十二人。他们的口号是“立场稳”、“心狠”、“手快”、“刀子利”。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五十三人，打死逼死十二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架起轻机枪十二挺，步枪和土枪五十多枝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一百六十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六十六人当中因伤致死四人。（注四十八）

农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时候，干部却大搞特殊化。据定西地委扩大会议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简报记载，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到临洮县店子街搞试点，不吃农民的苜蓿饭，从兰州饭店用专车送吃的。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仅一九六零年就从商业、粮食部门要去肉三百三十九点七斤，油二十三斤，鸡蛋二百六十多个，粮食四百七十三斤，糖及糕点六十二斤，红枣三百二十斤，还有火腿、鸡、罐头、粉条、茶叶、水果等。

其实，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顾农民死活的干部，眼看着大批人饿死，席道隆也允许农民自找生路，一九五九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出台的机会，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行谁种谁收；将牲口分户喂养；给生产小队下放权力；等。一九六零年一月上旬，随着饿死人数的增加，席道隆连夜去地委汇报粮食情况和人口外流、死亡等问题，受到批评而回。他的这些良心发现以后的表现，后来为他带来了灾难。

（四）省委工作组继续反右倾

通渭县大量死人，当时有一些人冒着风险向中央写信。二零零零年八月，我在通渭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两位老人认为是一位学生匿名写信给谭震林，谭震林让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接待这个学生。但是，几十年了，谁也不知道这位学生的名字，也没有人自称是当年的这位学生。也有人说，中央两位处长到过通渭，是他们向上面反映了情况。

一九六零年二月八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一百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组到通渭，还带了一些粮食。从工作组留下的文件来年，他们到通渭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去通渭正是庐山会议之后，全国正处于反右倾的高潮之中。

一九六零年三月一日，由省、地委工作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开大会，宣布省委决定：“通渭县委是一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并当场逮捕了以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十七名县委、县政府领导人，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工作组负责人王秉祥当时给省委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报告》中反映了他们的工作情况：

二月九日，我们到通渭动员所有的干部给社员送面粉、粮食上门，突击安排群众生活。二月二十一日到三月三日，召开一百多人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揭发了席道隆为首的一批破坏分子在领导通渭工作期间所犯的严重罪行。接着，各公社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县委扩大会议精神，解决公社领导核心问题。同时向全县人民公布了席道隆等破坏分子的罪行，进一步发动群众大张旗鼓的揭发批判。

……通渭问题之所以如此严重，总的根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反革命勾结一起，严重地破坏了“三个万岁”（即“三面红旗”――作者注）。……

席道隆等的主要罪行是：

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散人民公社，破坏农业生产。早在一九五六年初级社转高级社时，他们就提出“分队（小队）生产，按队分红”的办法缩小集体规模。将分配单位由原来的三百二十七个（初级社）变为六百四十四个。公社化后实行“四级核算以小队为基础”，分配单位缩小为一千一百九十五个。并给小队规定了许多不应有的权力。他们提倡大量土地“谁种谁收，谁收归谁”，牲口分户喂养。……碧玉公社党委书记李廷杰还把土地分给社员，强迫大量解散食堂。……

开辟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进行走私活动。在一些城镇市场上，投机商贩活动十分猖狂。商业局两次从新疆（不是从国外――作者注）走私我省缺乏的物资。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李坤润二月十九日给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的报告中说：

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的县委领导，在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如在所有制上实行四级制，以包产小队为核算单位，五九年春耕时提出小队种不完的土地由社员谁种谁收。造成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大发展，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嚣张，抗拒公粮入库，偷盗、私分、瞒产普遍发生。对此严重的问题，县委又采取了极端错误的作法，以整社检查团为名，组织大兵团不分贫富逐门逐户进行大搜粮，组织万人斗争大会，把贫下中农和五类分子一起斗争。

包产到队、让农民开荒种小片土地，本是摆脱饥荒的重要措施，而工作队把这些作为资本主义大加批判。李坤润上述报造中批评这个县一九五九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不彻底：“县委几个主要领导成员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怕运动（指反右倾运动――作者注）深入，将自己的错误暴露出来，因此在去年十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只解决了以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后，就草草结束了会议，企图将他们的问题遮掩下来，混过关去。”

据通渭县委一九六零年三月十日电话报告，他们发动群众对“有严重问题的”七十八人进行揭发批判。说这些人“千方百计地推行了席道隆为首的反革命纲领”。这个电话报告中列举他们的罪行，主要是划小核算单位、解散公共食堂、任用阶级成分不好的人等。

省委工作组负责人之一、中共定西地委书记窦明海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日给省委书记张仲良写的《关于通渭、陇西问题的检查报告》中列举了席道隆的几个错误：第一，在政策中推行了一条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这一条中列举了划小生产队的经济核算单位、对空闲土地谁种谁收等事例）；第二，在政治上同情、包庇和放纵五类分子（这一条中列举了席道隆一九五六年亲自主持释放了一百六十多个犯人等）；第三组织上拉拉扯扯，宗派主义；第四，在手段上严重违法乱纪（这里列举的是“万人斗争大会”“批办劳改队”等事例）。窦明海这个所告中还说“情况大为好转，粮食全部安排下去疾病基本得到制止，外流人口往回走，群众情绪稳定，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通渭的饥荒还在发展，大批农民正在死亡。

一九六零年四月六日，《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报告》中说“这个县不是一般的落后县，而是全县溃烂，问题的性质非常严重。以县委第一书记席道隆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了县委领导权。从上到下，彻头彻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报告也列举了席道隆的“四级核算小队为基础”、“牲畜分散到户”、“种籽分散到户”、“谁种谁收”等“一系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

省委工作组对制止打人抓人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也发放了一些粮食，但未能扭转形势。“通渭问题”本来是左倾错误造的问题，省委工作组却认为是右倾造成的问题，这加剧了人口死亡。一九六零年死亡人数相当于一九五九年的三点八六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秉祥在甘肃省政协主席的职务上离休。我在甘肃调查三年大饥荒时，不少人提到他的错误。甘肃省原妇联主任李磊的《悠悠岁月》中，记述了王秉祥在三年大饥荒中不少的恶行。但是，九十年代出版的《通渭县志》上，王秉祥却是一位救饥民于水火的好官的形象。二零零零年，本书作者到通渭采访时，《通渭县志》的编辑张大发对本书作者说，一九九八年，《通渭县志》编撰定稿之后，送到甘肃省地方志领导小组审查，当时任省政协主席的王秉祥，兼任地方志领导小组组长。《通渭县志》的审查稿一送到，就引起了他的注意。由于对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发生的“通渭问题”，《通渭县志》较为真实地记录了王秉祥的功过。王秉祥看了之后，《通渭县志》上不仅删去了记录的他错误的一段文字，还加上了这么一段：“一九六零年二月八日，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王秉祥率领省、地委工作组百余人到通渭。他了解情况后，如实向中央、省委报告了通渭大量死人的问题，并及时供应粮食，组织干部、教师下农村抢救人命。”

由此可见，在大饥荒年代主政的干部，如果在八十年代继续在当地主政或在中央担任重要职务，这个地方的人口数据和历史记载，就可能被篡改。

省委工作组除了加大了反右倾的火力以外，还以阶级斗争眼光对全县干部时行了分类排队，排队的结论是：“从通渭县的领导核心和基层干部政治情况看，问题是很严重的。该县历年来在镇反、审干、肃反、反右派斗争、整社、整党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都搞得不彻底，五类分子没有从干部队伍中和党内清查出去，仍然进行隐蔽活动，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他们就乘机大肆破坏，现在敌人已露出水面，这次必须乘此机会，由内到外，内外结合，狠狠打击，否则通渭的面貌不会改变。”一九六零年四月六日，甘肃省委认为“通渭县委完全变质”。中共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在按语中写道：“甘肃省通渭县委完全烂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篡夺和反持县委领导权，公开实行一套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注四十九）这个看法的提出比“信阳事件”以后提出的“民主革命不彻底”早八个月。

（五） 揭盖刨根运动

通渭形势继续恶化，死人越来越多。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在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二百五十人的工作组和一百二十八人的医疗队。调来粮食三千三百七十多万斤，救济金三百三十多万元，药品一百三十六吨，棉布一百一十多万尺，棉花六万多斤，还有食糖、蜂蜜、红枣等。工作组用这些物资安排群众生活，把濒临死亡的八万多人抢救过来了。并成立孤儿院，收养孤儿一千二百多名。在抢救灾民的过程中，医疗队员王俊、刘春华（女）付出了生命。在安排群众生活的同时，还组织恢复生产。为此，国家先后发放各种贷款和补助款一百四十二万元，无偿投资二百七十多万元，购买了牲畜四千七百多头，添置修补农具四万多件。（注五十）

工作组负责人之一的胥起云向省委的电话汇报说，为了救人，工作组作了十二点安排：一，口粮一律按六两吃（每天供应量，当时秤是十六进位，六两即十进位的三点七五两――本书作者注），不得降低，不能再有断粮现象发生；二，病人（即肿病和瘦病）每天增加二两粮食（相当于十进位的一点二五两），每月二两油，停止劳动，免费治疗；三，买粮有钱给钱，没钱记账；四，发下的棉花棉布立即制成衣服，尽快穿上；五，立即停止整社，集中力量抓好生活安排；六，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信的第九条，要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关于社员回家做饭问题，由社党委提出意见，报县委批准；七，有问题及时解决，公社解决不了的要及时上报；八，对断顿、疾病、死亡、外流、干部违法乱纪要立即采取措施，查实情况，报告县委；九，隐瞒实际存在的问题、知情不报、不说老实话的，要严厉批评，不改的要给处分；等等。

这些措施对扭转局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救济粮有“九个不供应”：地、富、反、坏、右、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富裕中农冒尖人物、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都不供应。

而真正解除饥饿的是一九六二年的好年景。《通渭县志》记载：“是年，风调雨顺，夏秋作物全面大丰收，缓解了全县人民吃的问题。”这一年，为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给社员增加自留地，并允许社员租借集体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饲养。这些政策也是大丰收的重要原因。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留下的文件中，认为西北局的兰州会议是扭转局面的一次会议。兰州会议是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开的，正是在毛泽东批示信阳事件之后，也是在《中央关于山东、河南、甘肃和贵州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的指示之后。西北局也按“民主革命补课”和抓阶级斗争的办法来解决通渭问题。当时总的估计是，通渭问题的出现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阶级敌人破坏所造成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九日，中共甘肃省委报送西北局的《甘肃省委报送“通渭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中写通渭问题的原因时认为：“有许多部门和公社的权落到了坏人手里。一百五十二名公社主任以上的领导干部中，有敌伪党、团、军、警、宪骨干，特务、一贯道等二十四名，占百分之十五点二，三十名县委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种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八名，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六”。这些就是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根据。因此，将大批基层干部当作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

通渭的民主革命补课是以整风整社的名义进行的。在整风整社过程中，开展了全面的夺权斗争。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揭开’通渭问题’的盖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齐拔掉”的口号。接着，全县开展了“揭盖刨根”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拔席道隆的根”。对各级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被“特训”的人被认为是问题更严重的人。“集训”和“特训”都是集中起来进行揭发、批判、斗争。除原来逮捕的县级干部以外，又对三百六十多名县以下干部进行了处理。

由于一九六二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上层干部口头上表示承担责任，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三日，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省地委决定，释放席道隆等十七名县级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二零零零年，作者到定西采访时，得知席道隆从定西地区水利局副局长位置上离休在家养老。

七 对甘肃问题的处理和余波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上旬，中共西北局兰州会议，讨论了甘肃的问题，揭发了张仲良、何承华、阮迪民、王秉祥等人的错误，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一私一左”，改组了甘肃省委，由汪锋代替了张仲良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新省委对部分地委书记如窦明海、刘逄皓、胡学义等也进行了揭发批判，改组了部分地委。同时根据信阳经验，在农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在农村夺权，有几万人被批判斗争。信阳的一条经验就是对农村干部进行“集训”和“特训”。新省委在一九六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发出了《关于举办集中训练班和特别训练班的规定》。这个规定说：“凡是官僚主义分子，严重官僚主义分子，和其它有严重错误的分子，如不立即调离当地，就会阻碍整风整社运动，不利于发动群众者，可实行集训，凡是钻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拉出去的蜕化变质分子，对劳动人民进行了阶级报复，残害人民，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应首先进行特训。”根据这个规定，全省共集训、特训了一万零八百六十九人，其中集训六千一百零五人，特训的四千七百六十四人（注五十一）。在集训队和特训队周围架上了机枪，他们在里面接受批斗。但据甘肃省的老干部说，被集训和特训的人数实际要比这个数大得多。

一九六二年底，阮迪民、王秉祥努力为自己翻案，张仲良不敢翻案，但同情支持他们。他们批评西北局兰州会议“不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揭发批判缺点和错误，从中吸取教训；而是否定成绩，一切皆非，一味地揭发，一味地批判。”他们认为，“甘肃没有特殊错误，只有一般性的错误，是执行中的问题，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还批评“集训、特训打击面太宽了。”“信阳经验不符合甘肃的情况”“清水经验是错误的”。

不仅是上述干部要求翻案的，一九六二年底，在执行错误路线而挨整的干部中很多人有这样一种看法：甘肃省没有特殊错误，只是同其它省一样的一般错误。他们列举了中央领导人当时如何支持他们的事例，说许多事情是请示了中央的，颇有委屈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在省一级干部当中，在县以下干部中更为严重。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中，比较集中反映了基层干部的这种情绪。这个材料是定西地委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给甘肃省委的。现摘要如下：

甘肃出了大问题，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也曾派工作组到甘肃工作，对甘肃工作评价很高，却没有反映问题。

省委讲对过去的错误不查责任，可是张仲良、窦明海还是书记，而对下面不是集训、特训，就是撤职查法办。省委、地委书记虽然没有直接伤害人命，但下面违法乱纪是他们逼出来的。这几年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归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甘肃省委三届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共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中批评了基层干部抱怨上级的情绪。报告中说，这种说法“是想把责任推给中央和毛主席，是非常恶毒的。”“甘肃的错误，有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特殊性错误是主要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所谓特殊性，就是甘肃的错误，在多数情况下，是由张仲良等同志的个人思想品质所造成的。”

从留下的历史资料来看，说甘肃省的问题完全是张仲良的个人思想品质问题造成的，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道的。在当时的制度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全国各地都出现了饥荒，但各地程度不同，其中严重程度决定于“甚”的程度。张仲良的“甚”在哪里？上述的报告中列举了几件事：一，中央曾规定国家给公社的投资，百分之七十用于扶助穷队，百分之三十。用于公社。而甘肃省改为全部用于水利建设和社办企业；二，毛主席给六级干部的党内通讯，张仲良不但没有贯彻执行，反而用自己的名义另发了“关于给生产小队下放五项权利的意见”来代替；三，中央提出的水利方针是“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他们改为“蓄引提并举，大中小结合，小型为基础，大型为骨干”；四，中央规定反右倾只在党内进行，他们却在党外搞反右倾斗争；等。现在看来，这些“甚”并不算冒尖。河南、四川、安徽的“甚”，更为严重。一九六一年一月，张仲良被降为第三书记，任至一九六二年被免职，但保留中央西北局书记到一九六三年五月。一九六五年八月，被调到江苏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

注解：

[注四十一] 中共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 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六五] 第三四七号。

[注四十二] 同上。

[注四十三] 定西工作组李步胜、李生华、田园给省委的报告，《定西地委扩大会议简报之三》，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收 [六一] 二一六四。

[注四十四] 中共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 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六五] 第三四七号。

[注四十五]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日本书作者在通渭县召开的老干部座谈会上的提供的情况。

[注四十六] 同上。

[注四十七]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定西分院：《关于对通渭搞劳教队的情况检察报告》，一九六零年三月三十日。

[注四十八] 《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零]三六四号卯。

[注四十九] 同上。

[注五十] 中共通渭县委：《关于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中共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 的报告》，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 [六五] 第三四七号。

[注五十一] 《共中甘肃省委关于两年来贯彻执行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若干问题的检查报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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