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二十二）

【新唐人2013年12月6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十 四川饿死多少人？

在饥荒年代，四川造成了多大损失？我手头有一份四川省统计局一九六二年五月提供的统计表。详见表三•四。

据表三•四可以算出，一九六一年全省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四点一，生猪少了百分之五十六，耕牛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七，油料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一。然而，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对我说，这个数字大大缩小了损失，四川省统计局得看省委的脸色行事，提出的数字都是领导人能接受的。如油料下降不会少于百分之七十，生猪按头算不能说明损失多大，因为剩下的猪只有骨头没有肉。

四川省计划委员会认为统计局的粮食产量数偏高，一九六二年七月，他们对一九五七-一九六一年四川省的粮食产量作了回顾性分析，分析结果是：一九五七年四百三十亿斤；一九五八年四百七十亿斤；一九五九年三百九十亿斤；一九六零年三百二十三亿斤（他们认为此数还是偏高）；一九六一年二百六十亿斤。（注一百一十八）按这个数字，一九六一年的产量也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

四川是中国的养猪大省，其猪肉供应全国很多大城市。死猪比较集中的时间是一九六零年，一九六零年十月份，内江只有猪五万二千八百九十二头，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三点六，比一九六零一九六零年六月份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点二。一九六零年一-十月，全县共死猪四万七千二百九十八头，占一九五九年底猪只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五，相当于现有猪只数的百分之八十九点四。其中百分之六十一点二是瘦弱死亡，百分之二十七点二是疾病死亡。（注一百一十九）

新繁县河屯公社的人口，公社化时为一万零六百五十人，一九六二年三月降为八千五百人；牛从四百头降为三百四十三头；猪从四千七百头降为一千六百八十四头；拌桶从一千五百七十六个降为七百五十个；晒席从五千三百四十张降为七百八十五张。大型农具共减少了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又如九大队四小队三十户人家只剩下三个箕，两个烂箩筐一个装干肥用的口袋。（注一百二十）新繁县位于成都平原，得都江堰之利，又离省会成都不远，其情况在全省不应当是最坏的。这个公社一九五九年水稻亩产四百五十七斤，一九六零年下降为三百八十斤，一九六一年又下降为二百七十七斤。一九六一年收益分配的结果是，“倒找户”占百分之六十八，即百分之六十八的农户忍饥挨饿劳动一年，不仅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还欠集体的钱！

当然，损失最大的是死人。各地死人的状况是非常悲惨的。

邛崃县道佐公社第三管理区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建立公社时有八百四十人，到一九六零年底出生十九人，迁入十一人，应有八百七十人。大规模的死亡从一九六零年二、三月间开始。其时全管区五个食堂全部断粮，死人之惨烈，已到活人无力掩埋死人的地步。喂牛的老年人汪齐茂、汪杨氏夫妇死后摆在床上四五天，汪齐松命三个社员将尸体埋掉，三个社员将尸体拖出来扔到一个露天空粪坑里，直到烂成一堆白骨也未掩土。社员汪齐洪、廖文兰（女）等六人死后，尸体扔在离马路几丈远的土坡上，路上行人举目可见，被成群的老鸦啄食一尽。年底工作组统计，全管区死亡二百六十二人，外逃及不明生死的数十人，尚存五百一十六人，较公社化初期减少人口百分之四十。（注一百二十一）

温江清平公社社员李方平饿得奄奄一息，县委检查团下来检查生活，管区干部怕他走漏风声，便把他关进保管室关了三天，生产队长报告说李已死，管区干部下令“死了把他埋了算球”。社员张绍春薅油菜饿倒在田头，队长以为他死了，赶快挖了个坑想把他埋了，埋到一半，张醒过来，大叫“活埋人了……”，吓得队长扔掉锄头就跑。（注一百二十二）

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外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再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注一百二十三）

温江地委宣传部教育科副科长梁进学因实报所下放公社的粮食产量，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被下放到新繁的新民公社当社员。一九六零年三月，县上又要求他们一批下放干部到邻近的新都县马家公社“突击落后”。他后来在个人回忆录中记载了这次“突击落后”时，目睹的可怕一幕：

我先去二大队，我从马家中学后面出去一看，小春作物长得相当不好，特别是油菜，好些是“一柱香”，顶上只有几个小花苞。田里看不见人出工，只有几个女社员在淘苕菜。我走近问她们：“你们男社员哪里去了，怎么不见人做活路？”她们回答说：“男社员住居民点去了，只有我们几个女的还在做活路。”我心里一诧，问：“你们还修了居民点？在哪里？”他们用手一指，说：“在河边上，你们去看嘛！”我顺着他们指的方向，走了一里多路，到河边上一看，我的天啊！那是公社化以后规划的集体坟园，两片坟茔，几乎全是新的，大致有一百多座。我的心情十分沉重，返回到这个大队的三生产队公共食堂，在食堂门外红苕窖里看到丢了一个死娃娃。我找到生产队长说：“把那个死娃娃找个地方埋了。”他找到几个社员把死娃拖到红苕窖里，下边还有个死了的老太婆。生产队长为难地对我说：“实在饿得没办法了，人死了都顾不得埋了。”（注一百二十四）

新华社四川分社老记者刘宗棠，当年正在第一线采访农业。他说，饿死人最多的时候是一九六一年冬天。当时我重点跑川西。川西平原有一种肥料叫苕子（绿肥），平时也可以作猪饲料。那时有的农民饿极了就偷苕子充饥。一次我我在郫县采访，早晨起来地上满是白霜。我看到一块苕子田里有一个人爬在那里不动，走到跟前一看，他死了。嘴里啃了一嘴苕子叶子。他是爬在地上啃的。我和分社记者李世义到一个地方采访，看到一个老农民大骂共产党，我们很奇怪，一打听，原来是党支部书记的父亲。不是他，谁敢骂？人家追问他，他就说：我骂我儿子！

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共青团市委书记的廖伯康在回忆中写道：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重庆市委组织部长萧泽宽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的情况。苗前明说：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三百五十万人。在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县委书记说他那里人口死了一半，有的村子死得一个都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子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埋人的人饿死了，只好再从其它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报中央，但我刚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涪陵专区丰都县，三年死于“肿病”的就有十万余人，成了名副其实的“鬼城”。（注一百二十五）

荣县仅一九六零年，两次青黄不接的季节，就饿死了六万多人，占全县总人口百分之十以上。这还不算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死人的数字。（注一百二十六）

根据一九八九年出版的《郫县志》，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四年间，全县人口由二十八万降至二十三万，净减五万，如果考虑这几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大约在八万人左右。郫县报告说，全县劳动力比一九五八年减少近百分之二十，其中有七个公社减少百分之三十。友爱公社一管理区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有八百五十五个劳动力，现有五百人。永定公社一管理区一九五八年每个标准劳动力负担三点九亩土地，现负担十三亩土地，即劳动力减少百分之六十。（注一百二十七）

温江全区人口一九五八七年为四百九十四万人，一九六一年为四百三十三万人，四年净减六十一万人。考虑这四年的出生人口，非正常死亡约为九十万人。（注一百二十八）

根据温江地委工作组一九六一年的一份调查材料，毛泽东亲临视察过的红光社，一九五八年有四千零二十人，在庆祝毛主席视察红光社三周年的日子里，还剩二千七百五十人，净减一千二百四十五人，减少了三分之一。（注一百二十九）

四川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国人口•四川分册》（注一百三十）一书中，提供了各年度年末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的数据。见表三•五。

【资料来源】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根据表三•五中的数据，采用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中提供的办法，即先算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再用年度平均人口数，算出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时，取前三年（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和后三年（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一九六六）的算术平均数。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十一点一二；正常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五点九零。

计算结果如表三•六。

【资料来源】据表三•六计算。

计算结果表明，在大饥荒期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八百万人，少出生人口六百万人。《中国人口》这套书中的数据也是官方提供的，与实际情况有差距。因此，上面计算的结果也比实际发生的要少。

事实上，今天不可能得到完全可靠的饿死人的数字。这是因为，在大饥荒期间，中共四川省委就“加强了人口统计工作”。一九六零年初，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以金堂县为例，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社队干部知道，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桥区六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一千八百多，死亡三千八百多，重新“调查”后，死亡数大大减少。有的公社的统计报表一而再、再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十一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注一百三十一）

刘宗棠说，文化大革命中传出来的数字是饿死八百万。廖伯康在他的书稿中说饿死一千二百五十万人，东夫的书稿中说是饿死了一千万人以上，原四川省委宣传部长明朗说“有的县饿死人将近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不少县都在百分之十以上”。（注一百三十二）一九六二年七月受中央办公厅派遣、到四川省进行调查的《人民日报》总编室副主任兼机关党委书记萧风写的《四川情况》中，写道：“人口，一九五七年七千三百万人，一说是七千一百七十五万人；一九六零年省委组织部批转各地编制时，六千二百万人；再加上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一千二百多万人，减少百分之十七左右”。（注一百三十三）如果按萧风说的净减少一千二百万人，则饿死人则在一千二百万这个数字之上。人口减少的数字中包括外流人口（估计大约五百万），但这几年还出生了人口（初步估算，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出生人口不下五百万人）。出生人口数和外流人口数可以相抵。曹树基先生在他的《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注一百三十四）一书中认为，从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亿口为九百四十点二万人。如果加上一九五八年底和一九六二年的数，非正常死亡应在一千万以上。我认为，四川省在大饥荒期间，饿死人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之间，少出生人口在四百万到八百万之间。

注解：

[注一百一十七] 四川省统计局，一九六二年五月。

[注一百一十八] 计划委员会：《对我省历年粮食产量的分析（资料）》，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印。

[注一百一十九] 《内江猪只减少的情况》见中共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印《农村工作简报（第八十三号）》，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

[注一百二十] 省委工作组：《关于新繁县河屯公社当前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意见》，一九六二年三月。

[注一百二十一] 四川省公安厅、中共邛崃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对被控人原道左公社党委第二书记杨树楼严重违法乱纪、贪污腐化事实初步查证情况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六日。

[注 一百二十二] 温江地委工作组：《潘廷光违法乱纪案件》，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一日。转引自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网路电子版。

[注一百二十三]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一五六页。

[注一百二十四] 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网路电子版。

[注一百二十五] 廖柏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萧李廖事件”》，列印稿，二稿，第二十五页。

[注一百二十六] 王子清：《关于荣县一些情况向农村工作部的汇报》，一九六零年十月三日。

[注一百二十七] 中共郫县县委：《郫县五级干部会议关于劳动力问题的讨论》。

[注一百二十八]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温江地区历史大事记》，成都，成都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注一百二十九] 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网路电子版。

[注一百三十] 刘洪康主编：《当代中国人口•四川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注一百三十一] 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网路电子版。

[注一百三十二] 明朗一九六二年一月给中央的信，载《当代史资料》，二零零六年第二期，第八页。

[注一百三十三] 廖柏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旋涡——回忆“萧李廖事件”》，列印未刊稿，二稿，第三十五页。

[注一百三十四] 曹树基：《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第二一四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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