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二十七）

【新唐人2013年12月13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跳出三县看安徽

介绍了三个县的饥荒情况，再看一看安徽省当年的全貌。

安徽是毛泽东重视的地方，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到安徽视察，从《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当时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的热衷。人民日报记者记述了当时的情况。对毛泽东活动的报道是要经过中央、甚至毛泽东本人审批以后才能发表的。这则报道是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等当时的思想状况的：

舒茶人民公社今年的农业和茶叶生产都有很大发展，今年的粮食总产量预计可达七千二百万斤，平均亩产一千六百斤，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八，每人平均有粮一千九百斤，比去年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六 。这个公社办公共食堂以后，已经实现了吃饭不要钱。毛主席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可以办到，其它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可以不要钱了。”曾希圣同志告诉毛主席说，舒茶人民公社八千六百户现已养猪三万二千头，现在这个公社的食堂每星期每人可吃到半斤猪肉，将来全社计划养猪六万头，如果吃一半，卖一半，这样每人每天平均可以吃到四两猪肉。曾希圣同志说：这个公社的食堂目前还不供给蔬菜，由社员自带蔬菜吃，将来也是要供给蔬菜的。毛主席听了很高兴，指示说：“人民公社将来要集中种蔬菜，种蔬菜也要专业化。”（注八十四）

毛泽东在这里谈到人民公社要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都不要钱。这对几辈子缺衣少食的农民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基层干部认为自己要亲手建成共产主义，感到无比自豪。

人们急切地希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急切地希望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将私有财产变为公有财产。既然私有制是万恶之源，消灭私有制一定是正义之举。“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而率先反对“共产风”的干部就当作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打了下去。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刘秀山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反右倾使“五风”迅速蔓延。

（一）“五风”是怎样摧残农民的？

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安徽省也不例外。

一九五八年的安徽可谓意气风发。

这一年安徽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安徽日报》头版通栏标题是“端起巢湖当水瓢，哪方干旱哪方浇”，大话说得没边儿。一九五七年秋，淮北水利建设动工，按当时的能力，整个水利工程每年只能完成四亿方土，计划用十年时间，完成四十亿立方任务，基本解决淮北水旱灾害。开工以后，省委制定了一个冬春完成八亿方土的计划。据当时报纸报道，这个任务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过了一个月，第二个八亿方土的任务又完成了。一九五八年二月，省委又下达了第三个八亿方土的任务。为此，《安徽日报》发表了《八亿，八亿，再八亿》的文章。文章写道：“上山可以擒猛虎，下海可以缚蛟龙。可以翻天覆地，可以移山倒海。一个、两个、三个八亿土方算得什么！”可见口气之大。

在这五风中，“共产风”处于灵魂地位。它是其它“四风”的出发点，也是其它“四风”的认识依据。

所谓有“共产风”，就是农村基层干部（其中主要是十八九岁到三十岁左右的青年干部）搞的一种群体性、强制性的行动，他们将私人和小集体的财产无偿变为大集体的财产。当时的说法是“一平二调”，即从小集体和农民家庭中，无偿拿走各种财产（物资、资金、劳动力、土地、生活用品等），以满足兴办公共事业（如办公共食堂，办养老院，幼儿园、办学校，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大炼钢铁等）的需要。既然“一平二调”是为了兴办公共事业，又消灭了私有财产，因此，搞“一平二调”的人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他们不仅不负疚，还有一种自豪感。

在安徽，共产风像其它各省一样，是从一九五八年刮起来的。毛泽东在安徽讲供给制无疑会给这股风增加了动力。

一九五九年蚌埠大办土机床，没有原材料，就让社员将家里的门板、门框、板凳、甚至连棺材都拿去做机床架子。做出来的土机床全是废品。一九六零年春天，蚌埠市委提出，在郊区五个公社建立十五个万头养猪场，每个大队建立一个千头养猪场，每个生产队建立一个百头养猪场，还要建立若干个养鸡场、养鸭场。为此，强迫社员交出自己家庭的猪羊鸡鸭，还强迫社员搬家拆房盖猪圈。结果，集中起来的猪羊鸡鸭大量死亡，有的被少数干部偷吃偷卖了。（注八十五）

和“共产风”相关的是“浮夸风”。浮夸风就是吹牛说假话成风。这种说假话的风气是强大的政治压力的产物，也与当时全社会的气氛有关。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人民日报》关于毛泽东在安徽活动的报道，其中说的粮食产量和养猪数量显然是浮夸的。曾希圣明目张胆地向毛泽东说假话，还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这种假话在《人民日报》上登出来，对各地干部当然会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各地、县在省委的压力下，说假话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九六一年三月，蚌埠市委书记程光华代表市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谈到浮夸风时说：“我市盲目赶风头的现象是很严重的，甚到为赶风头而造假。一九五八年，看到其它地方放了粮食高产‘卫星’，我们郊区也假造了一块‘卫星田’，将三亩半稻子移栽到六厘面积的稻田里，实际亩产只有二百斤，却吹嘘为一万一千斤，并拍了照片，开了现场会，登了报纸。……我们提出‘人家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组织干部翻阅种种报纸，寻找新鲜报道，并派出干部常年在外地取经，强调‘先进经验不过夜’，听到风就是雨，看到其它地方的新消息，不加分析，不问需要，就盲目跟着干起来，就造成了严重的浮夸风。”（注八十六）程光华的话反映了当时干部们的心态。

既然粮食产量这么高，征购任务也就相应地高了。而实际情况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农年下降，征购任务逐年提高，农民口粮逐年减少。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安徽》。

【注】表中粮食产量为生产年度，购销为粮食年度。

表四•二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从人均净拥有量来看，人均口粮（贸易粮）：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度，为三百一十二点七斤，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为三百一十二点七斤；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度为二百四十六点六四斤；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度为二百九十一斤；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度为二百四十二点一斤。这里是平均数，由于压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然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曾希圣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食比前三年要多。

安徽的饥饿从一九五八年冬天就开始了，一九五九年春天已经很严重了。可悲的是，广大农民因饥饿濒于死亡，而从省委到中央还不相信农村没有粮食。一九五九年，《经济消息》（注八十七）第九期发表了安徽省的一篇文章，题为“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文章一开头就说：

安徽省委工作组最近对桐城县闹粮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材料表明，目前农村的所谓粮食问题，不是缺粮问题，也不是国家征购任务过重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安徽省委认为，桐城县的材料，可以代表全省一般情况，要求各地批判那些具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真地做好当前粮食工作。

这篇文章援引调查报告的材料说：“所谓粮食问题，主要是思想问题，特别是基层干部的思想问题。原来各农业社瞒产私分的现象非常普遍，且瞒产数字很大，花样也很多。有的生产队平均亩产一千七百斤，只报七百斤，有的搞秘密仓库，一个生产队在一夹壁墙中藏粮三万斤，另一个生产队把五万四千斤粮食藏在稻草堆里；有的干部带头集体私分，有一个生产小队每户分粮二百斤。”

文章列举了大量的“瞒产私分”的情况以后写道：

什么基层干部普遍瞒产和带头闹粮呢？据了解主要是公社化以后，由于宣传工作没做好，一些（不是一些，而是大多数，或者全体－－毛泽东注）基层干部和群众以为“成立公社以后一切都要归公”，再加上卖粮时采取了“小社卖粮，大社结账”的办法，使小社到卖粮以后粮钱两空；某些公社又对增产的大队几次追加征购任务，使基层干部对统购不摸底，因此，思想上有几怕：一怕实行“三包”办法，由公社统一分配；二怕报实产量会追加征购任务；三怕春荒时公社在各队间调剂余缺；四怕自己报实产量而别人不报，自己队吃亏。这样，瞒产私分就成了普遍现象。至于吃糠，吃菜，叫喊没有粮食吃，只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目的在于希望不再追加他们的征购任务。

文章接着讲，在做好宣传工作和思想教育工作以后，“不到一个星期，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停伙的食堂恢复了起来，原来吃糠吃菜的又变成了两干一稀，暗仓变成了明仓，干部群众闹粮变成了议论丰收，无精打采变成了兴高采烈，田野里又开始出现了红旗招展热火朝天的局面。”

毛泽东真是相信了这篇奇文中讲的情况。相信瞒产私分，相信农村粮食很多。他比一般干部高明的是，不是就事论事地反对“瞒产私分”，而是从所有制上找原因。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这篇文章加了以下按语：

政策是对的，理由没有说清楚。基本的队有制，部分的社有制，不但一九五八年如此，一九五九年及往后几年还是如此。要翻过来，变为基本社有、部分队有制，需要多年时间，这是一个由小集体所有制（队有）到大集体所有制（社有）的逐步发展过程。不认识这个客观真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不能说服人。（注八十八）

这篇文章，加上毛泽东的按语，转发全国。虽然对抑制“一大二公”的“共产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使全国各地的高层干部对粮食形势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加强了全国各地对农民的反瞒产私分的斗争，从而加剧了农村的饥饿。死人越来越多。

一九六零年安徽农村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我的一位老同事、现在和我同住在一座楼里的陈大斌，他的家乡在安徽淮北平原，他是这样描述当时他家乡情景的：

一九六零年，我正在邻省上大学。春节前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他再三告诫我：“千万不要回家过年！”我想这太不近情理，可能家乡出了什么变故吧！可是，即使我从最坏处着想，也没想到会出现那种局面！

这就是“大跃进”之后的农村，人口大量死亡，土地荒芜，村庄破败……（注八十九）

与群众大批因饥饿而死相对应的是，干部们却照样享乐。留下来资料是这样记载的：

“曾庆梅到蚌埠检查工作时，一到蚌埠就要跳舞，还以书记的名义让女演员连夜学跳舞陪伴。当时蚌埠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影响很坏。”

曾庆梅是安徽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主管党纪的高官如此，其他官员就更放肆了。

“一九六零年安徽省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地委却抽了许多人去盖宾馆。中秋节时，街上饿死人，而地委、县委书记却在交际处大摆酒席，不是星期天也办舞会，找人去跳舞，吃夜宴。”（注九十）

既然刮“共产风”的人们有一种“替天行道”的自豪感，那么，对于他认为阻碍这个伟大目标实现的人，进行无情打击，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基层干部素质本来很差，有了这种为了共产主义而横扫一切的心态，什么极端的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对共产风不满、或有与共产主义风格相反的行为，那就要遭殃了。

省监委书记曾庆梅一九六零年八月四日的一份报告（注九十一）反映了一个公社干部迫害农民的情况。萧县马井公社有专业组长以上的各级干部九百零九人（公社一级三十四人，大队一级一百六十一人，生产队一级四百零三人，专业组一级三百一十一人），据揭发的材料统计，犯有不同程度的违法乱纪错误的干部有三百六十八人，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点五。其中，公社干部违法乱纪的占百分之三十三，大队干部违法乱纪占百分之六十四，生产队干部违法乱纪的占百分之五十点四。违法乱纪的具体表现是：

捆绑、吊打、关押、体罚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全社被捆绑、吊打、关押的有一千零二十六人，占全社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八。打人的花样很多，打耳光，扭耳朵，让人自己打自己，让人互相打，带驴笼嘴，冷水浇头，等十多种。更加疯狂的是以下刑罚：

扣饭。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半年，全公社被扣饭的就有五百三十七户、一千五百五十八人，其中因扣饭而饿死多人。有的还采用“一人犯错，全家扣饭”、“一户犯错，邻近四户都要受辩论”的连环保制度。社员朱宗道有病，多喝了一碗稀饭，当即扣饭十天，不到十天，朱宗道就死了。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萧县，几乎每个县都有类似情况。

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安徽省根据国家公安部的部署，动用专政工具残酷镇压农民。一九五七年全省逮捕八千多人，而一九五八年中央下达的逮捕指标是四万五千人，结果安徽省超额完成任务，全年逮捕了十万一千多人，到一九六零年三年共逮捕十七万三千多人。逮捕的人中，大多数是无辜的劳动人民群众，他们或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不满，说说牢骚话；或因为饥饿，为了活命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私分、偷窃生产队的粮食；或哄抢生产队、生产大队仓库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很多被拘捕的人死在关押场所。安徽省三年中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的人员五万多人，占在押人总数百分之三十一。（注九十二）

一九五九年春，在省城合肥贴出一张大标语：“打倒曾胖子，杀死余妖精”（曾希圣妻子姓余）。曾希圣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强迫机关干部（包括省委机关）人人写字，核对笔迹，先后共排查一万八千人，笔迹鉴定三千人，秘密搜查四千人。对一些重点对象，采取跟踪盯哨、秘密检查来往信件，在其住所安装窃听器。在受审查的人员中，有厅级干部六人，逮捕、拘留、停职反省犯罪嫌疑人各一人。折腾半年时间，花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逼死了两个“犯罪嫌疑人”，这起所谓“反标案”最终也没有破获。曾希圣非常恼火，几次把侦破人员叫去训斥，叫他们“滚！”说“我养活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公安机关成了曾希圣的私人侦探社。在那个年代，领导人（包括基层领导人，公社、大队领导——笔者）对谁不满，写个条子，就可以把人关进监狱。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姓甚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案，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注九十三）

（二） 捂盖子和揭盖子

安徽省的饥饿状况一直被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捂着盖子，既不向上面汇报，也不让下面说真话。毛泽东很相信他，还让他兼任山东省委书记，到山东揭盖子。但安徽的盖子不能长期捂下去。严重的饥荒使大批人死亡，在外地工作的军人、学生、干部回安徽家乡探亲，发现乡亲大批饿死，不断有人向中央写信。但写信的人反而被迫害。在省委捂盖子的指导思想下，各级领导都封锁消息。

一九六零年三月十三日，省委财贸部向省委了一份《关于当前粮食工作上的几个主要情况》，当时是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作为主管粮食的部门财贸部的这个报告只字不提死人的情况，却对人民反映饥饿的来信百般曲解。请看：

从人民来信的数字看，今年一二月份比去年同期增加，一月收到一百八十二件，二月收到二百八十三件，计四百七十六件，比去年一、二月增加一百八十七件。以阜阳、蚌埠最多。从已经检查的三十一件内容看（省查二件，地委查十七 件，县查十二件）部分属实的八件，占百分之二十六，完全不实的二十三件，占百分之七十四，其中十三件匿名信有十二件是捏造的，是恶毒攻击的。例如，江西省军事医学科学院何承才（安徽人）来信说：金寨县关庙生产队政府不给一点粮食，群众生活问题很大，人口外流死亡很多。当即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个地方群众每月都能吃到三十五-四十斤粮食，每天一干两稀，外有蔬菜，没有一个人因生活困难而外流或死亡。这封信及调查结果已转该学院。

朱升平来信说，凤台县清泉集附近有两个月吃不到粮食，有不少病人死了，有一个村就死了十几个人。又说，上河堤的只吃到六 两粮，在家的还吃不到六两。经查结果是，清泉集附近的新庄、孟庄，老姚湖等村庄，每人每天吃粮六两、淀粉六两，加上干菜，合一斤以上。清泉集整个大队三个月来死了二十三人，是因老弱病而死的。

不知道是曾希圣的指导思想促使财贸部写出了这样的报告，还是这样的报告使曾希圣坚信没有饿死人，从而更坚定了自己的认识。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说假话的情况是上下互动的。

回乡探亲的人因反映真实情况大都受到迫害。一九六零年春节时，福建空军后勤部副部长潘康，回到家乡凤阳小溪河公社新华大队，看到了南毛小队和石马大队大韩小队饥饿的惨状，他家里也死掉多人，到公社又见以缪坚为首的公社干部大吃大喝，极为不满，与缪坚进行了一次争吵，并且拿出自己的工资给小队买种子。潘回部队后，缪坚等发动大队、小队干部向福州空军连发三封检举信，说潘康“思想右倾”、“立场不稳”，回家“攻击人民公社、大跃进”，缪坚亲自向福州空军写信，说潘康是“牛鬼蛇神”。福州空军第一次来调查，县里还编造假情况欺骗调查的人，福州空军第二次来调查，才得知这个小队饿死了六十六个人。但是，潘在部队还是受到不应有的处分。（注九十四）

一方对外面封锁消息，一方面在安徽制造假象欺骗从外面来安徽的人。董必武到安徽阜阳视察，安徽省事先作好准备，清理沿途死尸，把浮肿病号集中看管，不让董必武看到真实情况。（注九十五）一九六零年在新华社工作的外国专家休假，国内部副主任方实陪同外国专家去合肥游览。安徽省委安排他们去逍遥津公园等有限的地方。在外宾所到之处，完全布置了一派丰饶、富裕的景象：湖里有穿着漂亮的女子悠闲地划船唱歌，在路旁的小店里食品丰富。省委所划定了外宾活动的地方，不让老百姓进入，特意布置假象欺骗外宾。（注九十六）

由于捂盖子，民众饥饿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直到一九六一年秋后，饥饿还相当严重。地处交通枢纽的工业城市蚌埠一份报告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浮肿病有二千三百三十人，干瘦病一百四十一人，子宫脱垂二千九百三十六人，闭经病二千八百九十五人，小儿营养不良尤其突出。据卫生部门九月份对九个幼儿园、托儿所、五个居民段、二个铁路职工住宅点的调查，在三千一百八十一名七 岁以下儿童中，营养不良的就有一千一百七十六人，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九。其中有三百二十八个儿童得了不能站、不能走的软骨病。（注九十七）

越是弄虚作假，死人就越来越多，情况也就越难封锁。反映安徽问题的信件有一部分送到了中央。一九六零年四月，中央监委派审查处处长刘力生和信访科长张珉去安徽潜山了解群众生活情况。八月，中央监委派张珉、曹思恒去安徽宿县、萧县、全椒县了解群众生活情况。十一月，中央监委派李海去安徽阜阳地区临泉等县了解人口外流情况。这几次调查得到了一些真实情况，但由于从上到下封锁，他们没有得到安徽的全面情况。十二月，中央根据中央监委反映的情况，派以中央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为首的工作组去安徽了解肿病死人的问题。参加工作组的有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监委、共青团中央、和农业部等部门的干部。不久，安徽省委书记、省监委书记曾庆梅和蚌埠地委书记单敬之为了掩盖真相，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说工作组听信坏人的话。工作组被撤回。（注九十八）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王从吾主持中央监委会议，听取派往安徽工作组的汇报。王维纲、杨海波、王愈明、朱农分别汇报了蚌埠、阜阳、芜湖、安庆地区群众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生原因，以及有关当地领导封锁消息的情况。安徽的曾庆梅、单敬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安徽省仍然认为中央工作组反映情况不实。

由于安徽省委不让人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还派人监视中央工作组的活动，向中央告工作组的状，因此，在这次中央工作组汇报工作之前，王从吾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作了汇报。接着，谭震林、柯庆施一同找曾庆梅、单敬之谈话，严厉批评了他们，把张少柏（署名“石求名”）的检举材料向他们谈了，他们表示认错。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王从吾在中央监委会常委会上说：昨天，我与曾庆梅、单敬之同志谈话，指出：第一，你们回去以后，一定彻底揭开盖子；第二封锁消息不对，单敬之也要写出书面检讨报中央监委；第三，对张少柏应给予表扬，党内这样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在那种情况下，敢于说老实话，是好同志，你们要保证对他不打击报复；第四，安徽省委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这是违背党章规定的。曾庆梅说，他完全同意检查组的意见，他们准备检查处理。扣压人民来信问题他们有责任，向中央写信反映检查组的问题是错误的。

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中央监委又派农村处处长李坚、张珉等人去安徽进一步调查。李坚等先不到合肥，而直接到下面了解情况，他们得知蚌埠十五个县、阜阳八个县、肥东、肥西宣城等二十八个县大量饿死人情况。蚌埠监委书记邓衍才告诉他们，蚌埠地区十五个县就饿死了一百万人。李坚等又到凤阳、定远，得知更多的情况才回到省里。他把省监委的人集中起来，要求他们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省委怕从监委打开缺口，对监委施加压力。曾希圣看到李坚的调查材料，拍桌子骂：“他们在安徽搞特务活动！”老红军翁可业（省监委副书记）调查了蚌埠十五个县，曾把调查情况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置之不理。翁可业把调查汇报的底稿交给了李坚。李坚向王从吾作了《安徽省肿病人、封锁消息、大批惩办干部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称，安徽饿死了三百万人。王从吾将这个材料以调查组李坚的名义送给了中央书记处。面对血淋淋的事实，曾希圣辩解说，是下面向他封锁情况。中央监委王从吾拿出翁可业给省委的报告底稿，对曾希圣说，已经有人向你们报告了，怎能说下面封锁你们？曾希圣才无话可说。

安徽的盖子迟迟没有揭开，所以饿死的人很多。直到一九六二年一月七千人大会时，只有河南、山东、甘肃、青海四省被中共中央定为重灾省。四川、安徽没有列入重灾省。七千人大会即将结束以前，曾希圣都没有让揭盖子，有人写信给中央，毛泽东做出延长会议的决定。一月三十日、二月三日，刘少奇到安徽组驻地友谊宾馆帮助揭盖子。二月七日，七千人大会结束，安徽组留了下来，二月九日，刘少奇第三次到安徽组驻地，宣布将曾希圣调离安徽，派李葆华接任，安徽的盖子才真正揭开。（注九十九）

和吴芝圃、舒同不同的是，曾希圣不仅要为安徽省大量饿死人承担责任，还要为责任田承担责任。责任田虽然经过毛泽东的首肯，但毕竟和共产主义不是一个方向。中央当时的说法是，责任田没有经过试验就全面推广。

曾希圣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老百姓恨他，因为他领导下的安徽饿死几百万人；百姓怀念他，是因为他搞了救命田。而党内的正统派，却对他的救命田抓住不放。他是湖南资兴人，一九零四年生，一九二四年黄埔生，参加过北伐，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二年，他参与创建中央军委二局（即军事情报局），并担任首任局长。由于二局提供的大量的准确的军事情报，对突破国民党对江西苏区的几次围剿和以后的长征中摆脱国民党的追击起了重要作用。他是中国共产党军事情报工作的创始人之一。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他执行左的政策，给安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又到山东反左，揭开了山东的盖子。一九六五年八月 ，中共中央调他到西南局任职，不久就“文革”爆发，他在四川被揪斗。后来人们对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传奇性的情报工作，而是责任田。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五日逝世。

二零零一年春，八十三岁的李坚对本书作者说：盖子揭开得早，死人就少一些，安徽盖子揭得晚，死人就多，四川盖子一直没有揭开，死人就更多了。

注解：

[注八十四] 人民日报记者：《毛主席在安徽》，《人民日报》，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

[注八十五] 《程光华同志代表蚌埠市委所作的检查报告》（记录稿），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

[注八十六] 同上。

[注八十七] 《经济消息》是国家计委的内部刊物，主要是中央领导人提供决策资料。这个刊物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但是，《是缺粮问题，还是思想问题》这一篇文章起了极坏的作用。

[注八十八] 毛泽东：《关于目前农村集体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批语》，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八十页。

[注八十九] 陈大斌：《饥饿引发的变革》，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十二页。

[注九十] 蚌埠市一九六一年三级干部会议简报，《对省委的意见和要求》。

[注九十一] 曾庆梅 ：《关于萧县马井公社部分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报告》，一九六零年八月四日。

[注九十二] 尹曙生：《公安工作“大跃进”是如何搞起来的》，载《炎黄春秋》杂志二零一零年第一期。尹曙生退休前为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他曾在青海省工作过，为本书提到了青海省大饥荒的情况，见本书第十一章。（致翻译：此稿是尹曙生寄给《炎黄春秋》的稿件，编辑部安排在二零一零年第一期发表。）

[注九十三] 同上。

[注九十四] 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

[注九十五] 李坚二零零一年四月同作者的谈话。

[注九十六] 方实是本书作者的老领导、老同事，这件事是他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九十七] 蚌埠市除害消灭病领导小组：《关于防治疾病工作情况和今后意见》，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市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二十。

[注九十八] 中纪委李坚老人二零零一年四月九日下午在他家中同本书作者的谈话。以下与中监委有关的情况也是出自李坚的谈话。

[注九十九]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第二三五-二三七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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