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三十四）

【新唐人2013年12月24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粮食短缺物资匮乏

《江苏五十年》（注三十五）一书的“综合篇”中谈到，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得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泛滥起来，粮食连续三年减产，一批工厂下马，集市物价猛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都遇到了特大困难。

江苏省的粮在大跃进期间是减产的，一九六零年的粮食产量只有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八，而征购任务一直居高不下。从下表可知，江苏省净拥有粮食连年下降。表中“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江苏》。其它栏的数字是本书作者用上四项数据计算出来的。

【注】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江苏各地都有粮食困难的记载。

丰县一九五三年粮食总产量是三万零七百八十七万斤，一九六零年只有二万五千万斤，沛县一九五五年粮食总产量是三万四千九百八十六万斤，一九六零年只有二万六千万斤。大牲畜也是连年减少。丰县一九五五年有大牲畜七万二千头，一九六零年只剩三万一千头。（注三十六）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江苏省委农村工作部干部徐慎行给陈部长和省委的一份报告（注三十七）中写道，这个县当年粮食清仓入库的数字为一亿七千五百八十七万斤。泗阳需要的粮食是：种子三千六百二十万斤，饲料六百七十万斤，社员口粮一亿四千零二万斤（十一月底以前每人平均已吃掉一百五十一斤，共计八千五百六十万斤。十二月一日到明年六月十日，每人每天以半斤计算，共五千四百四十二万斤），城镇供应和行业用粮一千五百万斤。共一亿九千七百九十二万斤。需要和产量相抵，还缺粮二千二百零五万斤。其中山芋四斤折粮一斤，稻谷一斤顶一斤。如果按规定山芋五斤折一斤，稻谷打七五折，则缺粮三千三百一十四万斤。在这种情况下，地委还要求泗阳调出粮食一千五百万斤。县委多次开会研究，为了分担国家困难，不向省地委要粮，力求自己平衡。措施是：拿出六百万斤榨油后的豆饼、花生饼、棉籽饼充口粮。社员平均口粮标准由半斤降为六两二钱（十六进位）。这是县委定的标准，当时大家普遍认为太低了。实际上能吃到社员嘴里的远远低于这个标准。

本来口粮指标很低，各级干部还要千方百计地克扣社员的口粮。以准阴市王兴公社为例，克扣口粮有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层层留机动粮。公社安排给沿河大队每人每天的口粮标准为零点四三四八斤，口粮总数为十万六千五百一十四斤。但大队在向小队安排时，又从总数中扣除一万斤为大队机动粮。这样，社员的口粮降为每天零点三九七一斤。小分配给社员时，又扣下一部分作为小队的机动粮。第二，套包产指标，分空头粮。两淮大队每人每天口粮标准为零点五斤，但所属十二个生产队山芋没有过秤，而大队是以核定山芋产量计算口粮的。因此，大队给各生产队十二月份的口粮中有九万九千八百斤山芋的包产指标（折粮一万九千九百六十斤）。山芋过秤后，实际只产山芋六万三千八百斤，缺三千五百斤（折粮七千斤）是空头数字。第三，倒算过去多吃的粮，扣发今后的口粮。在口粮安排落实以前，社员多吃了一些。在安排今后口粮时，把过去多吃的也算在今后分配的指标内。第四，归户计算，分配到各户的口粮加总起来比大队分配给小队的粮食总数要少。第五，克扣超支户和地主的口粮。两淮八队社员厉秀英等五户因人口多，劳动力少，年终决算时超支（欠队里的钱），家里拿不出钱还队里的债，队长就不发粮票给他们。此外，发给地主的口粮每人每天比社员少一两。（注三十八）

克扣口粮的情况不是个别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省委干部李树仁在给陈副省长、逢部长、省委办公厅并淮阴市委、地委的信中反映，在王兴公社有些生大队正处于饥饿状态。沿河大队“集体加个人的胡萝卜只能吃到春节，山芋叶子只有二千斤，按每人每天半斤计算，只能吃四、五天”，连省委工作组在这个公社的二十八名干部也有十人患了浮肿病。李树仁在这封信说，在口粮如此紧张的情况下，有的生产队还克扣社员本来已经很少的口粮。克扣口粮的方式有多种：

一）、公开克扣。如两淮大队第八生产队发放一月份口粮的时候，竟将占口粮总数百分之四十的山芋干扣而不发；

二）、将口粮挪作它用。水利工地上每人每天补助的半斤粮食、生产队长外出卖柴吃掉的粮食都摊到每户社员家中，在发放一月份口粮时扣掉了；

三）、干部认为粮食有蚀耗和秤耗，在分口粮时扣除；

四）、干部克扣尾数。分粮食时只给社员整数，小数点以后干部留下；

五）、大月发小月粮。去年十二月本来是三十一天，却只给社员发三十天的粮食；

六）、在粮食的运输和保管中舞弊。将舞弊中损失的粮食在分配社员口粮中扣除。等等。

被克扣的社员口粮有很大一部分被干部多吃多占了。李树仁在信中说，王兴公社是一个经历了四个月的三反运动、并有工作组驻扎的公社，尚且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克扣口粮现象，其它公社就更难说了。昆山县有些地方规定：外流人口扣口粮，不出工的扣口粮，偷红花草的扣口粮，不请假的扣口粮，生病的扣口粮，完不成劳动定额的扣口粮，不在食堂吃饭的扣口粮。

农村饥荒，城市物资十分匮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商业部门拥有分配物资的权力。那时名义是凭证供应，实际上，经常有证券买不到东西，有限的物资就全凭商业部门分配了。商品越匮乏，他们的权力越大。这时，商业部们就利用特权谋私肥己。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四日孙海光、邱路二人写的《关于苏州市副食品市场供应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揭露了苏州商业部门开后门、多吃副食品、乱搞协作、铺张浪费的问题：

苏州市商业局所属的蔬菜、水产、食品三个公司，所有干部个个开后门，多吃副食品。蔬菜公司今年一月到八月，开后门卖掉的洋芋、长豇豆、荸荠、大白菜、胡罗卜共三十三万九千多斤。该公司水果批发部一月到八月，共购进苹果二千多斤，给内部人员吃掉的就有一千五百多斤。水产公司一百一十四个干部一月到九月共私买鲜鱼四千六百九十三斤，平均每人四十一斤，其中买了一百斤以上的有十二人。今年一月到九月，市场上欠群众肉票五十八万张，折合猪肉、禽肉十七万斤，而食品公司内部人员购买和开后门卖掉的肉食就有二万八千多斤，折合肉票四十多万张。该公司鲜肉批发主任夏某在今年四月份就买猪肉猪五脏九十六斤。金阊区菜场人员共有四百九十四人，其中参与集体私分蔬菜的就有四百三十二人，占员工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五。原南豪街分配部主任金某、李某二人，在今年春节前私自从仓库中运走一车大白菜，“五一”节供应居民的油豆腐也被他们一夜分光。朱家庄菜场人员在国庆节每人偷分十斤藕、五斤菱、三斤毛豆。据估计，这个区每天被菜场人员分掉的蔬菜约在二千斤左右。

孙海光、邱路的这个报告还揭露，一九六零年上半年，苏州市财贸部门，拿市场供应十分紧张的副食品去与无锡、内蒙古、东北等地乱搞协作。计有：肉五万多斤，鱼三万八千多斤等。在协作中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商业局去年请客七十六次，七十五桌。今年请客三十六次，五十九桌。更令人痛心的是，在严重饥荒的情况下，大量食品霉烂在商业部门的仓库里。这个报告称，半年多来，蔬菜公司由于保管不善，烂掉的食品计有：梨子十五万斤，桃子二万斤，桔子二万斤，萝卜干三万多斤，猪肉及猪五脏二万六千斤，鱼虾五万斤，虾酱六千斤，皮蛋二十万只。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部门不是做买卖的，而是国家分配物资的权力机构。没有监督、没有制衡的权力，没有不腐败的。

五 江苏也有人吃人

由于“共产风”和生产上瞎指挥，粮食大幅度减产，再加上高征购，农民留下的口粮很少。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各地就出现了饥荒。徐州地委、淮阴地委、盐城地委、南通地委、扬州地委等纷纷给省委打报告，要求省委调粮食支援。靠近江苏的山东、安徽的地方政府也给江苏省委写信，说江苏省不少农民外流到他们那里，给他们增添了压力，要求江苏省迅速解决。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山东省临沂地委向山东省委报告：“近几天来，江苏省邳县、新沂等地部分群众流入我区郯城、苍山等毗邻地带，仅据郯城报告，现流入该县南部的就有二千多人。他们说，没饭吃，才外出逃荒。还说，江苏一天只发四两粮，干部叫社员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邳县食堂十天没开饭，放节约粮食的卫星。”一九五九年四月四日印发的《整顿建设人民公社情况汇报第二十三号》记载了以下情况：

兴化县：种子吃光，在临播种季节，各地没有种子。人口大量外流。大营公社八一大队有三千七百人外流，动员回来后，只安排了二千五百斤粮食，一天全部吃光。在大饥荒期间，兴化县饿死三四万人，县委书记郭玉汉被撤职。

溧阳县：据三月十九日统计，吃到五月底还缺粮一百二十万斤。到小麦收割（六月上旬）还缺粮四百 万斤。浮肿病发展较严重，开始出现死亡。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南通地委向省委作的“关于粮食问题的紧急电话汇报”中说，全地区有二千九百五十五个食堂的生活没有安排好。由于食堂停伙，加上干部“压服”，全地区二月份以来（主要是三月份）发生自杀事件五十七起，共死掉十七人。自杀身死的情况是：一）年龄大，食堂又不开伙，自杀身死的四人；二）没有吃的，到处找东西吃，中毒身死的二人；三）因瞒产私分被干部发现，干部教育方法生硬，自杀身死一人；四）从水利工地上开小差回来，食堂不让吃饭，气愤自杀而死四人；五）因挖社员余粮，社员实在没有，被迫自杀身死五人。这个电话汇报中说，如皋东城公社有九十九个食堂每天只吃一顿粥。海门县东新公社五工区有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因吃了三天菜，饿昏在床上。不少地方发现浮肿。由于粮食紧张，海门县三阳公社社员把很稀的粥抬到公社党委，一边走一边骂：“这叫什么社会主义？这叫什么人民公社？过去叫我们吃萝卜，现在又叫我们吃薄粥！”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南通县委关于石港人民公社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说，县委曾一再指示，公社、工区不许层层扣留机动粮，但据了解，公社、工区、食堂都从社员的口粮中留下了“机动粮”。在社员口粮如此不足的情况下，还用挨家摊派的手段，从社员口粮指标中强行扣下各家交粮任务，让社员在交粮计划表上盖手印，最后张榜公布。八工区四连第十三生产队，二十八户，出榜公布以后，就有十四户因无口粮而哭泣。第四生产队二十八户，有十八户为无粮而哭泣。这份调查报告还披露了几起饥饿的事例：

黄吉姑娘，女，三十岁，中农成分，住十六工区，属第五食堂。家中有五口人。其夫黄义在九圩港做河工。她和十五岁、十三岁、三岁三个孩子在家，四口人每月供应三十斤粮食。该食堂饭票每十天发一次，三月二日，是第十天中的第八天，饭票用完了。当日中午，黄吉姑娘到食堂去，看到那里正在煮胡萝卜。她向炊事员和队长请求打一点胡萝卜给孩子吃。队长说：“这胡萝卜是给干活的人吃的，没你的份。”她眼泪汪汪地回去了。一回家就在床上绞颈，被第二个孩子发现，喊了社员徐明英、工区主任任国安去，她已气绝。解开绞绳，灌了热水以后才苏醒过来。

葛桂兰，男，七十一岁，下中农成分，住九工区，属第十五食堂。他家有儿、媳和十五岁、八岁两个孙子。三月三日早晨在食堂打回六碗粥，五人各吃一碗，儿子葛洪硬要他把剩下的一碗吃了。中午大孙回家发现祖父服了农药，当即请医生急救。他硬不肯吃药，并说：“我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省点粮食给你们吃吧。”最后还是给抢救过来了。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江苏的兴化、宝应、高邮、高淳、宜兴等县相继发生因缺粮而导致的严重死亡事件。宝应县四万人饿死，事情闹大。江渭清亲自出马，逮捕了县委书记徐向东。江虽自我检讨说“宝应事件，省委要负一定的责任”。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本来很富庶的高淳县就已发生严重的的饿死人事件。省委调查后，写了报告正要送中央时，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打电话回去说：“现在气候不对了，要反右倾了，你们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况。”于是省委将报告压下，仅将高淳县委书记刘元撤职了事。省公安厅厅长洪沛霖亲赴高淳调查后，谈起高淳的情况，说：“农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庄死得差不多了，还剩几个人。何等惨啊！” 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一万一千多人。（注三十九）武进县东安乡，仅两万人口， 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人。（注四十）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徐州地委《关于第四次生活安排扩大会议的报告》中说：“最近个别地区因多种疾病引发的浮肿病约有一万五千人，妇女子宫下垂三千多人。

一九六零年夏天，食堂还是大面积停伙。扬州地委估计，夏粮入库情况不好，部分地区到秋收的口粮还要缺十五天左右。江都县各食堂普遍一天三顿粥，粥很稀，群众说跟喝水一样。兴化县“三无食堂”（无粮，无草，无钱）一百二十七个。粮食质量很差，加工又很粗糙，有的食堂“只见泥石不见米”。江都县有个食堂在四十斤粮的粥锅里竟捞出麦芒四斤多。社员说“喝粥满嘴攻，吃饭卡喉咙”。由于吃的质量太差，严重影响社员健康。兴化县昭阳医院病人成倍增加，病人开刀后发现肠壁上粘着许多麦芒、碎石、碎磁等。疾病、死亡、外流人员不断增加。据高邮县调查，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八年人口出生率一般为百分之三点三-百分之三点七，死亡率一般为百分之一点三-百分之一点五。但一九五九年死亡率上升到百分之三点五，出生率下降到百分之一点八，死亡率大大超过了出生率。一九六零年上半年死亡率百分之二点八五，出生率百分之一点零八。这个县一九六零年上半年总人口为五十九点四万人，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七万人。由于妇女子宫下垂、月经闭塞影响生育，很多地方近两年生孩子很少，如江都县竹家墩农场有四十五名妇女，几年来只有两个人怀孕，其中一个还是干部家属。（注四十一）

距南京不远的茅山人民公社西冯大队，稻麦两熟田占三分之二，一熟水田占三分之一，自然条件十分优越，也有很好的物质基础。但是，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连续三年征了过头粮，农民口粮很低。干部克扣社员的口粮的现象相当普遍。出现了浮肿、消瘦、子宫下垂等疾病。从一九五九年开始，就改变了过去生多于死的规律，变为生死相平，一九六零年上半年死多于生。（注四十二）

县志是官方定稿的公开出版物，但其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据《溧水县志》一九九零年版第九十四页记载的数字推算，三年间有一万三千多人非正常死亡。又据《常熟县志》一九九零年版第一零三零页数字计算，在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一万一千多人。据《高邮县志》第六十一页及一百六十二页数字推算，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一万六千多人。高邮县两位县委书记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大加批判，一九六零年又非正常死亡一万七千多人。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三万千七多人中，一万七千多是儿童。

苏北里下河地区一九六一年与一九五七年比较，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五点五，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十二，发育不良的青少年很多。据兴化、高邮、宝应、建湖、阜宁、盐城、东台七县统计，直到一九六二年还有病人十五万一千二百多人，占七县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五，而且发病人数还在增加。（注四十三）从一九五九年十月到一九六零年三月，宝应县全县死亡一万一千六百四十三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七，其中非正常死亡的有五千五百多人，高塍公社死亡率百分之三点八，和桥公社上水村和下水村两个生产队共四百七十人，死亡四十六人，死亡率达百分之十。（注四十四）宝应县望直公社望直大队原有人口二千一百八十二人，到一九六一年六月，只剩下一千零九十四人，这一千零九十四人当中还包括县、公社下放的人口。（注四十五）

一九六零年七月，兴化县全县二百二十二个食堂开开停停，全县病人达四万，其中浮肿病、青紫病一万一千零四十六人，妇女子宫下垂八千七百九十人，失去父母的孤儿一千四百二十三个。社员一生病当即减少口粮，病还没有痊愈就要下田劳动。垛田公社营业所主任假借医生名义在深夜把病人全部喊起来集中排队，手里拿着竹板说：“这就是医生！”用竹板逼着大家下田劳动。有的病人挑了一担土就跌倒而死了。（注四十六）

一九六零年十月九日，中共江苏省委转发了省委办公厅和兴化县委联合工作组关于兴化县三个不同类型生产队的调查报告。在比较好的生产队里（仲家大队），从未放松过“三包一奖”制度，对于风行各地的合并生产队，这里也是“上动下不动”，而且从来不开夜工，保证社员八小时睡眠。这个大队除了少数人患浮肿病以外，没有饿死人。全大队七百五十七 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人口没有减少，还增加了八人。而条件差不多的夏家大队情况就严重得多。一九五五年，这里“户户翻新屋，人人添新衣”，平均口粮五百九十斤。可到了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零年春，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断墙残垣，通天破屋，废船坏车。社员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有的社员除了一只碗、一条裤之外一无所有，“宿在桥下避露水，蹲在塘里等裤干”。在两三个月内天天有死人。从一九五九年冬春之间，食堂七十二天没有开饭。这个人口九百三十五人的大队，就有三百一十五人外流，七十五人患浮肿病、青紫病、干瘦病，五十六人非正常死亡。一九六零年春天，这个大队的食堂又是六七十天不开饭，外流、肿病、死亡情况比一九五九年更严重。几年来，夏家大队人口生死相抵减少了百分之九。夏家大队是典型的“人祸”。

一九六零年十月下旬，中共上海局办公室杨主任奉柯庆施之命到徐州“看看”，他看了丰县、沛县和东海县。十月三十日他在徐州市南关招待所向地委汇报时谈到，三年来，这几个县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牲畜大幅度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社员口粮只有半斤（其中地瓜干七点三两，地瓜四斤折一斤粮食）。县里对浮肿病不认账，到下面去看浮肿病不少。老农民说：我们这些人三分这一过不了冬。杨主任说：连续三年吃半斤，人的底子再厚也不行。浮肿病是身体入不敷出的结果。以沛县为例，一九五八年有人口五十八万七千零四十九人，一九六零年上半年只有五十三万四千五百二十八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零年上半年，净减少了五万二千五百二十一人。高淳县一九五八年全县人口为二十八万，劳动力为十二点三万，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八月，死亡近两万人，其中劳动力一万多人，约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该县东坝公社两年死亡劳动力九十四人，占劳动力总数的百分之十四点六。（注四十七）

建湖县天美公社蒿崙大队仅一九六零年一- 六月，就死亡七十六人，其中患浮肿病、干瘦病、黄病和干部克扣口粮而死的六十二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七。一九六零年九月，患有浮肿病、子宫下垂、消瘦病等病人一百零七人。社员孟庆和饿得不行找干部要点吃的，干部不但不给，反而把他推倒在地，说他装死，结果，孟庆和活活饿死。他死三天以后，三岁的女儿因无人照料也死了。而干部却大量多吃多占，还拿食堂的粮食回家喂猪。（注四十八）

位于省会南京不远的溧水县，从一九五八年开始，除了大刮共产风以外，还把大量的劳动力调离农业，要求全县的“十大水库，全面开花，一气呵成”，有的公社还大搞“二十个万”（万鸡山，万亩桑，万亩茶等）。结果，粮食连年减产。粮食总产量一九五七年的二万一千三百万斤，一九五九年减少到一万四千万斤，一九六零年又减少到一万二千万斤。但县委领导人觉得粮食产量“低于邻县说不过去”，不承认粮食减产。一九五九年粮食刚刚入库，不少公社已经无粮发给社员，东屏的三位公社党委书记到县里哭诉无粮，县里不理，反而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将反出来的二百二十万斤“空头粮”（被逼出来的数字，实际上没有粮食）当作社员口粮分配。有八十个大队从十二月起停发口粮，大批食堂停伙断炊。群众只好吃树皮、草根、青麦苗。生产停顿，肿病蔓延。县委还认为“病情比去年轻”。为了让倒里供应粮食，东屏公社主任把路边的弃婴送到县委，县委批评说这是对抗县委的行为。到一九六零年三月初，全县发病人数至少二万三千多人，死亡人数至少三千五百多人。此时，县委还向地委写假报告，说浮肿病是“原来有这个基础”，是“群众不卫生”，群众外流逃荒是“喜工厌农”，弃婴是“重男轻女”，还不向上级反映缺粮问题。一九六零年一-六月，全县浮肿病人达二万九千二百人，青紫病一千八百四十人，死亡六千八百三十一人，弃婴四百二十人，外逃四千七百三十人。实际上死亡人数远远超过此数。如东屏公社原来上报死亡四百人，后来核实为六百一十九人。有的公社由于死人太多，太集中，无棺无席，就白坑掩埋。就在工作组刘振国到东屏公社检查工作时，就有社员把两个小孩丢在塘里溺死。（注四十九）《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一万三千多人非正常死亡（注五十），显然是缩小了的数字。

溧阳县委第一书记颜景詹一九五九年春下乡慰问浮肿病人时看到十个患者死在路上。其中，四十三岁的农民周目中，从水利工地回来以后，晚上吃了两碗粥，过一会儿出去小便时就倒地死亡。（注五十一）丹阳县大泊公永安大队书记派社员汤志元到铁路上去做工，汤志元粮食不够吃，三次回来请求解决，这位大队书记大骂：“大队不是饭店，你给我滚出去！”汤志元没办法，喝了六七天咸菜汤，结果饿死在路上。（注五十二）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也会饿死人。但是，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四月一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这种惨绝人寰的事当然是个别的，但人口外流、疾病、死亡弃婴是大量的。（注五十三）

孙海光在这份报告中说，一九五九年，宜兴县年人均口粮二百九十斤左右，一九六零年为三百一十四点七斤。宜光县粮食总产量一九五七年为五点一亿斤，一九五八年为六亿斤左右，一九五九年为四点八亿斤，一九六零年预计粮食总产量为三点九七亿斤。在一九六零年的三点九七亿斤总产量当中，种子四千三百万斤，饲料三百五十八万斤，社员口粮一点八八五亿斤，国家征购一点六一四五亿斤，储备粮四十五点七万斤。到他们写报告时，一九六零年的口粮部分已经吃掉了九千六百二十三点八万斤。还剩九千二百二十七点二万斤，按全县五十九点八九八万农村人口算，每人平均只有一百五十四斤，这点粮食要从十二月底吃到明年六月。当然，这只是干部在办公室里算账，扣除浮夸后再经过层层克扣以后，吃到社员嘴里的低于这个数字。这里说的还是带壳的原粮。青菜、胡萝卜已经吃光。孙海光看了几个食堂，看到一斤米放了十三斤水，粥实在太稀。因此，入冬以来浮肿病、消瘦病人数逐日上升。据三十八个公社统计，十一月下旬为六千一百二十人，十二月上旬为六千九百七十三人，十二月中旬为一万零六百七十三人，十二月下旬仅二十七个公社就有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人。这些数字还是不完全的。人口死亡也是不断上升。如高塍公社九月死亡四十四人，十月死亡四十九人，十一月死亡六十一人，十二月前二十天就死亡六十六人。

江苏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可以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人口资料作一下推算。设某年平均人口为上年底人口和当年底人口的平均数。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和一九六一年三年江苏省的平均人口分别为四千二百七十三点八九万、四千二百六十七点五九万和四千二百四十四点五二万，三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千分之十四点五五、千分之十八点四一和千分之十三点三五，而一九五七年的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十点二六。（注五十四）以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为正常值，则可计算出这三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分别为十八点三三万、三十七点七八万和十三点一三万，合计则为六十九点二三万。（ 此外，由于饥饿，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出生率下降，出生人口减少。采用同一套数据进行计算，三年少生人口二百零二点八九万人。二者相加，则是大饥荒结江苏省人口的损失为二百七十二点一二万人。

《中国人口•江苏分册》（注五十五）一书中记载的人口数据和《江苏统计年鉴》略有差别。依据这套数据计算所得，大饥荒三年中，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为六十三点七九万，少出生人口一百九十二点零六万。大饥荒使江苏人口的损失为二百五十五点八五万人。

综合两本书的数据计算的结果，可以近似的认为，大饥荒期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约七十万人，少出生约二百万人。大饥荒使江苏人口损失约为二百七十万人。

这两本书中的数据都是官方数据。显然，上述计算结果是最低数。（注五十六）

六 政策放宽形势好转

由于贯彻中共中央两次郑州会议精神和落实中共中央十二条政策，扭转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些作法，同时放宽了政策，实行了“三包一奖四固定”的政策，农民种自留地也放松了，一九六零年底到一九六一年初先后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到一九六二年，江苏农村情况开始好转起来，从集市贸易上可见一斑。各地商品上市量由少到多，成交量由小到大，集市价格多数回落。到一九六二年夏天，过去市场看不到的东西现在有了，过去很少的东西，现在多起来了。市场上多年不见的生姜、百合、荷藕、荸荠、芡菇、以及家庭副业小商品都有卖的。六月份上市品种比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左右。吴江县震泽公社的集市情况如表六•二。

【资料来源】江苏省人委财办秘书处：《金沙等六个集镇集市贸易的情况调查》，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五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