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7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五 宋庆龄老家的饥荒
文昌县在海南岛，当时属广东省。这里是宋庆龄的老家，从这里崛起了对中国近代历史有重要影响的宋氏家族。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一九六一的一月六日，文昌县召开了二千七百一十八人参加的四级干部会。会议总结报告（注十九）中披露：
三年来粮食产量年年下降，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量一万九千二百七十多万斤，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减产百分之十一，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减产百分之十一，一九六零又比一九五九年减产百分之十一，三年累计减产百分之三十三。（注二十）粮食减产引发畜牧业减产，生活安排不好，死人年年增加，一九五七年死亡人数二千七百五十六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八，一九五八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点二，一九五九年为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零年为百分之二点一，三年一共死亡一万九千零九十二人，其中非正常死亡四千二百九十九人，另外病人也不少，群众体质很差。直到一九六零年底，问题还没有解决。如锦山公社下溪坡大队还有水肿病人四十三人，妇女病（闭经、子宫下垂等因挨饿而致的妇女病）三百零一人，瘦弱病八十八人。
产生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共产风”的危害。事实证明，凡是一向列为重点的社队共产风最厉害，共产风刮得越厉害，损失越重，死人越多。为什么文昌的共产风一刮再刮，没有间断，再且越刮越厉害呢？
一是急于建立共产主义新村，消灭城乡差别。在农村实行“五大集中”：村庄大集中，人口大集中，牲畜大集中，粮食大集中，生活大集中。这五大集中使农民住房被毁，树木被砍，夫妻母子分开，家庭被拆散，损失巨大。人集中后没有房子住，就十多个人挤在一间小屋子里，卫生不好，病人增多。猪牛鸭集中时，杀的杀，卖的卖，集中到公社或大队牧场后，一时饲料不足，管理不好，死的死，逃的逃。粮食集中后挖尽了农民的家底，吃了几个月的干饭，先松后紧，种子吃完。干活大集中，天天放”卫星”，大兵团作战，几百人、几千人在一个坑里搞生产，劳动力大浪费，粮食大减产。蓬莱公社高金大队第五小队村并村时，四天不出工，在家杀鸡杀猪煮干饭，摆酒席，大吃一场然后出村。过了一段时间返回原村时，连种苗也找不到。清＊公社迈号大队湖保堀小队并村后粮食、牲畜、农具全被“共产风”，刮光，全村一片荒芜，一九五九年，这个小队死亡人口占全大队死亡人口的五分之一。
二是急于从生产队所有制向公社有制过渡。中央、省提出五年左右完成过渡，而到了县里，就变成了越快越好。县里干部认为迟早总得过一次，迟不如早好，干脆来个抢先过渡竞赛。在过渡竞赛会上，很多公社提出七天内完成过渡任务的百分之三十，三个月实行基本公社所有制。这样，各公社就无偿抽调大队的土地、耕牛、劳动力、农具、种苗、家禽、牲畜，吞并大队的畜牧场、农具厂、农产品加工厂等。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很快倾家荡产，农民更是家徒四壁，遇到困难毫无抵抗能力。
三是以“共产主义大协作”的名义抽调大量劳动力从事大办钢铁和兴修水利等。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抽调六万人上山搞钢铁，一九五九年抽调七万人搞深翻土地，又抽五万人到水利工地。因此，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粮食减产。在工地上又消耗了不少粮食。
四是高指标。地区党委提出搞千斤亩运动，到了县里加码为万斤亩运动，到了公社、大队，变成了二万斤亩、三万斤亩甚至十万斤亩。一九五八年上报粮食产量二点八一一亿斤，实际只有一点七二八亿斤，多报了百分之六十二；一九五九年上报二点三二亿斤，实际只有一点五五亿斤，多报了百分之四十九；一九六零年少报了一些，但还是偏高。
五是生产上瞎指挥。种什么品种怎么种，全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不仅农民没有发言权，连生产队干部也没有发言权。如搞高度密植，不按农时季节生产。农民都知道这样做不行，却不让农民说话，发点牢骚就要挨批判。
六 江门市郊的哀嚎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江门市郊区的情况。在富裕的珠江三角洲的城市郊区情况比其它地方好得多，但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提交的《江门市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情况报告》称，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作出的初步统计，郊区三年来死亡七百二十三人死亡率是：一九五八年百分之零点八六，一九五九年百分之一，一九六零年百分之一点二五。目前郊区还有水肿病人五十六人，妇女病八十九人。
岭南真是化外天地，到一九五八年还有单干农户（即没有加入集体经济的农户）。上述报告披露，即使在岭南，这些单干农民也是很难生存的。一九五八年，江门市郊区党委组织一次生产大评比，同时带着一批单干农民（其中一部分是贫下中农）游行示众。从这个小队到那一个小队，组织社员出来观看并参加斗争。当队伍到达白沙大队陈屋村时，公社党委书记命令全部单干农民跪下来，头要向天，膝要着地，腰要直，让组织来的社员和他们“辩论”。公社党委书记问单干黄长培（贫农）：“你为什么插田不插直？”还没等陈回答，就一个巴掌打过去。然后又抓住另一单干农民甘旺的头发：“你为什么不车水插田？”又一巴掌打过去，打得甘满脸流血。由于公社领导带头打，其他人也跟着打。公社书记对郊区干部说：“要使单干户家破人亡。”不仅对单干户，其不听话的公社社员也采取种种残酷手段。打人、骂人、捆人，强制劳动、游行示众、不给饭吃，是干部对付社员的常用办法。
七 中山县的“十多八少”
中山县是珠江三角洲的丰饶之地。这里是适于粮食生长的沙田地区，五十年代每年向国家提供大量商品粮。但是，这里也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全县到底饿死多少人无法了解，但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到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的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些零星情况。据《中山县四级干部大会情况报告》，大涌公社仅一九六零年就死亡六百九十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三点零六。这一年曾发生过三次水肿病，一月、四月、六月各一次。全县出现了“十多、八少”：水肿病多，死人多，妇女闭经子宫下垂多，社员外逃多，烂寮多，农具损坏多，丢荒田多，崩牛鼻子多，死猪多，干部强迫命令多。八少是：收入少，口粮少，分配少，休息少，结婚少，生孩子少，劳动力少，副食品少。
在总结教训时，中山县四级干部会上揭露了一九五八年以来的种种情况。一九五八年十月搞公社化，开始是每一个大乡一个公社，共建立了三十二个公社。一九五八底又将三十二个公社并为七个公社，一九五九年初再由七个公社分为十六个公社，后又变成二十四个公社。体制的变化，伴随着“共产风”把生产队弄得一贫如洗。与此同时，大炼钢铁，深翻改土，放“卫星”，大兵团作战等等把农民推进了苦海，也使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稻谷产量连年下降，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六年减产一万八千七百四十万斤，减产百分之二十三。农民的口粮标准一九六零年比一九五六年降低了百分之三十九。瞎指挥，强迫命令，打人骂人现象也很普遍。珠江三角洲农民种田看天时，不能插北风秧，干部不顾农民多年的经验，提出“东风插，西风也要插，南风插，北风也要插。”群众稍有不满意，干部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北溪公社党委书记赵某对不服从指挥的社员画大花脸，剃光头。一九五九年秋天，他要板田三大队日割稻禾一百六十亩，并包锄田四十亩。社员被迫从早晨三点钟干到晚十点钟，还是没完成任务。赵书记一口咬定有坏人破坏，命令大队长立即排出七个斗争对象，召开大会斗争。队长没办法只好用抽签的办法找出七个人。社员说：“见了赵书记，魂魄都落地，好比见阎王，唔死脱层皮。”神湾公社党委书记黄汉廉，认为社员偷粮食，召开电话会议号召各大队到农民家里搜查。有的大队等社员下田后，将桥板抽走（广东河叉多，下田得过河），不让社员回家，然后挨家搜查，造成人心惶惶。
八 宝安无宝
紧靠香港的宝安县也没有逃脱饥饿的折磨。一九八一年一月三日的《宝安县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中披露，这个县仅在一九六零年患水肿病的就有一千五百六十九人，死亡人数逐年增加。在全县二百四十个大队中，一九六零年死亡率达百分之一点五以上的有六十三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六，光明农场死亡率最高，达百分之三点三四肿病人数大量增加，一九六零年病人二千七百八十六人，一九六零年达六千三百二十二人。妇女闭经人数很多。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妇联主任说：“妇女都闭经了，再不用发避孕工具了。”布吉公社板田大队共有六百零六人，患各种疾病的有三百七十九人，其中水肿病六十七人，平均每十人当中就有一个得水肿病的。子宫下垂十四人，闭经的十八人。一九六零年非正常死亡八人。
沙头角公社西坑大队社员口粮从一九五七年每人每月四十斤下降到一九六零年的二十四斤，杂粮由二十斤下降到五斤，食油由十四两下降到一点五两，肉从半斤下降到二两六钱。
“共产风”、瞎指挥的情况也很严重。民治大队小队长揭发，公社党委副书记郑某在高峰水库对民工设立了一个劳改场，凡是逃跑回家的都和五类分子一样在场内劳改。布吉公社李朗大队社员代表吴来发说：“国家一穷二白是国民党留下来的，现在社员一穷二白是共产风刮的。”他以甘坑小队为例，这里过去盛产水果、竹木、生姜，一九五七年以前是“春有桃梅李，夏有香蕉梨，秋季甜柿子，冬吃柑和桔。”那时年产水果五千四百二十七担。但是，一连刮了三年共产风，果树死的死，废的废。社员说：“果树全夭折，松木命不长，竹头被处决，生姜见阎王。”
九 顺德不顺
顺德县正常年景的人口死亡率为百分之零点七-百分之零点八，而一九五八年为百分之一，一九五九年为百分之一点二三，一九六零年为百分之一点七七。可见顺德这个有名的富裕地区也有因饥饿而死的人。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提交的《中共顺德县委四级干部会议总结报告》提供了这一数字并且披露了一些情况。
为了急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顺德县全县合为一个人民公社，后来又被迫分开。在合并和分开的过程中，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破坏。合并是强迫的，思想不通不行。北（三点水加窖）大队干部说：“自从公社化，两场大风暴，大共产，大拉平，不通整到通，开会大斗争，进门九成通，出门一成通，结果是，生产破坏家底空。”
顺德这个很务实的地方那时搞浮夸也不落后。当时的说法是：“有先进思想就有先进指标，有先时指标就有先进产量。”勒流公社勒北大队社员私下流传一个顺口溜来批评干部吹牛放炮：“近闻大炮到处响，吓得社员好慌张，不是社员无胆量，皆因指标太紧张，三万桑叶八万鱼，除非神仙下洛阳。”
顺德四级干部会议上认为，有些大队人口死亡多，除了生活没安排好以外，干部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群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捆人，打人，不给口粮，是干部对待群众的常用手段。一九五八年春耕时，县委委员吴英规定了四条：第一，下雨时出工不能披蓑衣；第二，走路不能慢；第三，劳动时间不准小便和给小孩喂奶；第四，完不成任务不准吃饭。
增城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总结出当时的“六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生产措施统一，生产规格统一，财务开支统一，口粮标准统一，作息时间统一。由此带来“四个不自由”：劳动不自由，说话不自由，吃饭不自由，睡觉不自由。还总结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干部有三条秘诀：一要少说话；二要看领导脸色，听领导的话，不要听群众的话；三是做精仔，不要做笨仔。
十 来自合浦的报告
一九六零年春，当时担任省委秘书长的吴南生在合浦县（当时属广东，后划归广西）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注二十一），反映了合浦县发生的情况。这个报告现存广东省档案馆。
这个报告说，水肿病发生是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开始的，到一九六零年春天水肿病人大批增加，不断死亡，日益严重。全县一月一日到五月三日，共死亡八千三百八十二人，其中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水肿病死的。到他写报告时，全县还有水肿病人二万三千九百四十人，另有水肿消退转为极度消瘦的病人二万三千七百三十九人。
吴南生的报告说，因水肿而死亡的情况今年一月份就已发生，但没有引起重视。直到中央提出“三反”以后，在四月下旬的四级干部会上才开始采取紧急措施。目前各公社、大队设立的临时医院四百二十三所，集中病人四万二千九百一十六人，正在进行治疗。
全县二十二个公社病情严重的有十二个，大部分在北部粮产区。这些地区死亡人数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左右，个别特别严重的小队高达百分之十四，生病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在死亡人口中，劳动力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在病人中劳动力占百分之五十左右。
吴南生的报告说，干部没有分清什么是右倾，什么是左倾，因此普遍不说话，不向上面反映真实情况。有些干部反映了一些关于粮食、水肿病的情况受到了个别领导干部的批评以后，更不敢说真话。这不能不是这次水肿死亡事件持续时间长、造成严重恶果的重要原因。
十一 逃港狂潮（注二十二）
没有吃的就逃荒，这是农民很自然的选择。广东省比其它省比较开明的是，不把逃荒农民当作“盲流”加以惩罚，而是放手让农民逃荒，还给逃荒者开具证明信。香港是逃荒者的首选地。广东省甚至一度鼓励农民逃往香港。逃港高潮不是发生在死人最多的一九六零年，而是发生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这是因为，这时国家实行大量精简城镇人口的政策，大批城市居民要强制回农村。有了城镇人口带头逃港，农民逃港也就更多了。
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日，省公安厅曾经在陆丰召开沿海各县公安局长会议，贯彻“放宽”出港条件的精神，其中一条说：“在毗邻港澳的惠、东、宝等六个县市…… 允许一些人从固定的几个有武装的、非正式开放的口岸出港。” 直到一九六二年三月，在由政法委员会主任寇庆延主持的边防工作会议上，明确放宽边防的指导思想，“放宽尺度，多开孔道，有组织有计划地逐步增大出口比例”。会议提出要打破每天五十人的规定（自从一九五八年港英当局搞出入口平衡以来，全省每天出境人数约五十人），仅宝安县就从五个增加到十一个；往港审批权，由县公安局下放到公社、大队，除放宽通行证外，还发出一些捕鱼证、探亲证、做工证等，方便群众赴港；正式批准边防各县实行“三五”政策（即准许每月出口五次，带回五斤东西，价不超过五元）。
寇庆延在政法干校第七期报告中说：“为什么人民要偷渡？研究结果，归纳起来，从根本原因上讲，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香港英国当局限制进口，这是根本的。那么，现在我们不去行不行？看来不去不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口百分之九十几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广东人。我们算算，香港三百多万人口，其中二百万左右是广东人，那里面很多是一家人，一半在大陆，一半在香港，那么叫人家一家长期不见面，在世界上都没有这个道理。特别是两夫妇，各在一地，长期不叫人家见面行不行？有的妇人走到派出所发脾气，那就是说人家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合法不行，就采取非法，你不批，只好自己批，只好偷渡。中国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叫做逼上梁山。人民偷渡是逼出来的，首先是帝国主义逼的，再就是我们逼的，再就是我们当前生产生活都确实有些困难，而我们暂时解决不了。有些人就想去香港解决问题，解决一点生活问题，也解决一点生产问题。”
但是，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从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开始，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有一部分确实留下了。五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组织部，六月一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竟高达一点一五四七万人，其中机关三百一十六人，农村一万一千二百三十一人。仅一个沙头公社，最高峰时（五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平均每天有九十六人逃往香港。东莞县六月七日统计，外逃人数达二点七一九七万人；增城二千四百五十八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区的部分县、市，一九六二年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五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到千人。最高峰的五月十五日达四千九百七十七人。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每天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达八千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据统计，参与这次偷渡外逃的有十一万多人，其中六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四月二十七日到六月二十四日，港英当遣返四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二万人。（注二十三）
如果仅仅是广东一处出现外逃狂潮，可能中央也会采取与广东省委一样的放任和鼓励的态度。但就在此时，即一九六二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六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尽管南方外逃和大西北外逃原因不同，但在国际上造成的影响是相同的，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作法。五月中旬，周恩来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从这时起，广东省才开始紧急刹车，制止外逃。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这股外逃风渐渐波及广州。市井坊间，纷纷传言，为庆祝英女皇诞辰，香港放假三天，开放边境，内地居民不用通行证，也可以去香港。英女皇诞辰日是六月十七日， 但实际上，在端午节（六月六日）前，市面蜚短流长，谣言四起，这些传言鼓舞着希望外逃的人们。
从五月中旬开始， 购买广深线火车票往边境的人骤增。购买平湖站（不用边防证买票的最后一站）火车票的，比平时多了二十二倍。到六月一日，火车站外竟积聚了上万群众。在徘徊等候买票的过程中，人潮开始出现骚动。
六月五日，广州火车东站的秩序十分混乱，一批批的群众冲击开往香港的火车，造成交通大堵塞。街道两侧，门窗俱闭。成千上万的群众，像疯了似地扑向车站，撞门攀墙，狂呼乱吼，连树权上也爬满了人。那些年老体弱的，被冲得东奔西散，寻爷觅儿，老啼幼哭。
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长李广祥，在省长陈郁家开会。他们接到广九铁路派出所报告，东站已经聚集了一两万群众，把前去维持秩序和宣传的警车推翻焚毁，有几个民警被人抓走了。副市长孙乐宜在现场劝导群众，处境也很危险。
曾生建议调军队来实行军事戒严。有人不同意动用军队。他们说，关键在于这次事件的性质是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如果属人民内部矛盾，还得要以劝说为主。曾生认为，现在事态已成燃眉，再不采取果断措施，恐怕还会进一步恶化。就在这个时候，陶铸从广西赶了回来。大家立即向他汇报请示。陶铸断然回答：“现在还叫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把公安局的车都砸了、烧了，还讲什么人民内部矛盾？”
陶铸一锤定音，大家同意用军队维持秩序。六月六日，满载部队的卡车，一辆一辆驶往东站。一个营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士兵，把车站两头封锁起来，往外驱赶人群。还有一队解放军从车站内往外推进。市政府的宣传车不停地用高音喇叭广播，所谓边境开放纯属谣言，希望大家不要轻信坏人造谣，呼吁群众尽快离开。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捕了，大部分冲火车站的群众，顷刻散尽。至当天晚上，有一千六百多人被捕。火车站外除了戒严部队，已经再看不见闹事的人了。
陶铸认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在造谣破坏。全省军队立即奉命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六月十二日，市委召开区委书记会议，部署打击敌人破坏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六月十四日，火车东站又聚集了近千名企图外逃的群众。
公安局采取了坚决的收容措施，这次逃港狂潮终于平息。但是，通过自由的香港媒体，已经传播到全世界。
注解：
[注十九] 中共文昌县委：《关于四级干部扩大会议的总结报告》，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一日。
[注二十] 原文如此，显然是计算错误。
[注二十一] 吴南生：《关于合浦县发生大量水肿死亡情况的报告》，一九六零年五月四日于合浦。
[注二十二] 此节资料除另有注明外，取自《鱼米之乡的大逃亡——广东三年大饥荒情况》， [新观察/xgc2000.com] ；《揭秘四十三年前逃港风波 惊动周恩来总理》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http://www.ce.cn。
[注二十三] 《广东省志•公安志》，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三一二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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