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七 全省大饥荒
一九五八年冬季出了馆陶事件，一九五九年春季出了济宁事件，还有菏泽事件。从一九五九年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四月，全省累计出现浮肿病人八十三万九千九百二十五人。这些严重的情况虽然引起了山东省委的重视，但左倾狂热的思想路线没有改变。在庐山会议期间，舒同上山开会去了，裴孟飞在家主持了几次会议，对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和征购任务重新作了讨论，比原来要实际一些。舒同从庐山带回来反右倾的最高旨意，不仅推翻了裴孟飞定的指标，还让裴孟飞作检查，各地跟着裴孟飞调整指标的也要作检查。这样，左倾路线继续把农民逼上绝路。到一九六零年夏季，出现了全省大饥荒。（注二十一）
范县在一九五八年秋曾提出一九六零年过渡到共产主义，毛泽东十分欣赏，说范县的报告是一首诗，在干部中广为印发。结果怎么样呢？修水库占了土地，还使大量土地盐碱化，老百姓哭鼻子流泪。县委还大批拆老百姓的房子、扒老百姓的祖坟。用拆房子和扒祖坟得到的砖瓦木料盖礼堂、盖迎宾馆，盖大办公室。到一九五九年就食堂停伙，水肿病大量流行，饿死了不少人。（注二十二）
临朐县大峪大队，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万斤粮食被征购，剩下人均口粮仅一百多斤。从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给四两原粮。此外又宣布瓜菜代口粮：“萝卜四斤顶一斤，菜叶子五斤顶一斤，南瓜二点五斤顶一斤。”玉米秸、剥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壳、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农民的口粮。实在凑不出了，又假设每人偷了四十斤粮食，强行加到每个人的头上，算起来每人的口粮又多了四十斤。最后向上级报告说每人口粮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四两粮食维持不了生命，农民就这样活活饿死。死的人多了赶不及埋，许多人暴尸路旁。（注二十三）
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五八年冬到一九六零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六十五万人，外流一百零九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二十三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一九五七年山东人口五千四百万，一九六零年只有五千二百万，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山东每年新增人口一百万，以一九五七年为基数，一九六零年应有人口五千七百万，而实际只有五千二百万，少了五百万。寿张县一个村庄没有生小孩的。王成怀同志向舒同汇报说淄博地区死了十一万人。他还满不在乎，说安徽、江苏也死了许多人，不值得大惊小怪。（注二十四）
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零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注二十五）
当时，到处可以看到饿死人的惨状。在青岛市第三钢铁厂门口，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拿着一个破瓢要饭。饿得倒在厂门口，工厂里没有一个人给她饭吃，也没人看她，最后饿死在厂门口。为什么这样？因为给她饭吃就会被说成右倾，不敢管她。（注二十六）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由于饥饿，民兵训练工作不得不停止，一九六零年征兵工作也不得不推迟。有些连排干部家属，在部队驻地乞讨，有一位军官家属对丈夫说：“这种年头你顾不了我，我顾不了你，把孩子送给人家，咱们各奔前程吧！”一个战士全家讨饭去东北，父亲临走时去部队，父子见面后抱头痛哭了一场。有一个排长全家死得只剩下一个小弟弟。一个连队一个时期接到十五份电报，其中十三份报告家里饿死了人。
饥荒严肃重破坏了生产力。一九六零年劳动力只剩一千七百九十万人，比一九五七年的二千一百七十三万人减少了三百八十四万人；一九六零年耕畜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二百三十七万头，而且剩下的瘦弱不堪；土地荒芜，耕地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一千九百万亩。盐碱地由一千五百万亩增加到二千万亩。粮食产量退回到一九四九年的水平，总产量只有一百六十亿斤。（注二十七）
在大饥荒中，山东省发生了多起人吃人事件。
曾在山东政法部门工作的萧磊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说（注二十八），一九六零年春，山东日照县检察长发现本县和临县的莒县，不但大批饿死人，且发生人吃人。经他到事发地点初步核实，日照县一个生产大队发生人吃人三起，吃掉尸体五具。莒县的三个生产大队均发生人相食的事件。这位县检察长急急忙忙到省检察院向检察长陈雷汇报了人吃人的情况。陈雷听了甚为震惊，连夜乘火车赶到北京饭店，向在这里开会的省委主要负责人舒同汇报了日照县人相食的情况。舒同态度冷漠，且不耐烦地问陈：“你谈的这些情况是听说的呢？还是亲眼看见的呢？”陈雷只好悻悻而返。当时有许多干部向省委汇报饿死人、人相食的情况，都被以“听信传言”顶回去，并告知全省各地“禁止传谣”。
一九六零年冬，舒同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到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曾希圣在报告中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实际上，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远远超过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数字。
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省检察院副检察长）读了《总结报告》中人吃人问题时，派工作组员萧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二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一九五九年冬到一九六零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一九六一年春，孙庆真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审讯中一作案人供称：“二年内盗挖饿死后新埋上的尸体十多次。一具死尸能割十几斤肉。最初，因全家饿的快要死，吃了几次人肉没饿死。往后盗了尸体煮熟推倒大集上当牛肉卖。”另一作案人供：“二年内盗尸煮了当牛肉卖，共有七、八次。卖人肉的还有几个人，他们盗尸体卖比我多。”
据莱阳县检察院讲述：一九五九、一九六零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莱阳县城相公社（城关公社）两位五十多岁的男社员，他们是邻居，白天他们二人还病恹恹的坐在门口石台上说话，都说自己不行了。到了夜间死了一位。活着那位邻居饥饿难忍，在这天的下半夜，背上筐，带着铁掀和菜刀奔向城东南丘陵，掘开邻居的土坟，割下死者两条腿装进筐里。在背着人腿返回时，摔在梯田下死亡。天亮后被过路行人发现，报告了城关派出所，经警民检验认为：盗尸人严重水肿，身体极其虚弱，加之偷尸劳累、恐惧，跌撞而死。
在大饥荒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我们只能用官方资料进行计算。根据《中国人口•山东分册》（注二十九）中的历年死亡率资料，可以计算出山东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一百八十四点四三万人，少出生二百二十五点六六万人。（注三十）薄一波告诉赵健民山东饿死了三百万人。从当年山东省饥饿的严重程度来看，三百万人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
八 乱抓乱捕：政法工作大跃进
萧磊当时在山东一个政法部门工作，亲历了大跃进年代乱抓乱捕的历史，投稿《炎黄春秋》（注三十一）杂志，讲述了当时的情况。下面摘自他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宪法记不得了”“不靠刑法、民法维持秩序。”“要人治，不要法制。”“会议决定就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人民日报》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法。”刘少奇在同一个会议上说：“到底是人治，还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此后，中央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在最高人民检察院讲话时说：“你这个检察院，你这个二党，都监督到党的头上了。” 山东省检察院、山东省高级法院贯彻全国四次司法工作会议和传达中央领导人关于“要人治，还是法治”的讲话以后，在山东省委主办的《新论语》刊物上以“提倡人治，反对法治”为题，共同发表文章，说：“坚持人治，还是坚持法治，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坚持资产阶级专政的分界点，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
“大跃进”期间，在“打破法律框框”的口号下，山东省许多地区公检法合并。公检法任何一长都可代替三长办案。公检法任何一员都可代替三家任何一员行事。事后在法律文书上分别盖上公检法的印章。
在捕人、判刑上，某些政法部门实行“四就一马”。四就：对犯罪嫌疑人就地逮捕，就地预审，就地起诉，就地判刑。一马：马上送劳改队。许多县、市委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干部，认为这是“新事物”，省人力，省时间，符合“大跃进”“多、快、好、省”的要求。
乐陵县政法部门，在县委分管政法书记的亲自指挥下，调集五百名民兵，各持步枪、土炮、大刀等武器，如临大敌，在县城进行示威，高喊：“誓与违法犯罪分子决一死战。”滕县政法部门一长代三长，各带领“突击队”分头抓人，苦战一昼夜，三支“突击队”各抓人一百多。县检察长向县委“报捷”后，又向省检察院“报捷”。
菏泽地区政法部门阎XX一长代三长，创造“双百”专区，计划在三十天内，现行案件破案率百分之百，解放后未破的积案，破案率百分之百。“双百” 计划下达到各县、市的政法部门，落实到人，包干负责。“包干”人员感到压力大，唯恐限期内完不成任务，在破案中采取违法手段，利用村干部向群众暗示、诱道，秘密投票选举作案人，名之曰“群众路线”。一九六零年春，昌潍地委副书记孙XX坐镇益都县亲自指挥建立“共产主义新村”和开展“民主革命补课运动”所谓“补课”，就是补划地主、富农成分，全县补了三千余户（经核查全部否定）。“建共产主义新村”，采取先破后立，拆房扒屋，已拆房占全县全部房屋的百分之四十，一家三代只给留一间屋，逼着群众到“共产主义新村”地址建新房，群众的强烈不满，甚至谩骂，有的村干部带领群众集体上访。孙副书记听了汇报，火冒三丈说：“那些不满分子表面上牢骚怪话，实质上是联合新老地富反坏攻击社会主义，要进行打击。“在孙副书记的指挥下，全县大逮捕，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县逮捕一千零七十人，县看守所容纳不下，分到各公社关押，并准备在各公社设临时法庭，进行公判。
一九六零年春，金乡县法院审理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和议认为：被告说“人民公社好，就是吃不饱”，应判三年刑，和议通过。正要宣判时，县委政法部长徐XX来到合议庭问：“准备判几年？”审判员答：“和议三年” 徐部长说：“不行，攻击人民公社的案件要重判，弄他十来年。” 审判员只好重新和议，由原和议判三年改为判十年。
一九五九年夏，泰安地区（当时归济南管辖）有人举报肥城县发现特务组织。济南市分管政法工作的领导的领导人魏XX闻讯后，先下令抓人。肥城公安局长经初步调查，认为案件的真实性值得怀疑。魏XX听了公安局长的汇报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先逮捕了“为首分子”。审讯中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被株连四十余人，全部逮捕。他们的口供互相矛盾，又自相矛盾，且时供时翻。经公安部门反复侦查和预审，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建议撤案放人。魏XX说：“不是没证据，而是没本事。”坚持继续审查。看守所内在押人员严重的饥饿，四十余涉案人员在关押中死亡过半。
刮检察机关取消风，反对法律监督，主要来自上面某些领导人，下面有些人跟着刮风。谢富治初任公安部长时，到山东烟台视事，时有省检察院工作组在烟台地区调查案件，顺便向谢汇报情况。当汇报莱阳县村干、民兵违法乱纪，全县打死、逼死六十余人的情况时，谢说：“违法乱纪打死人固然不好，但维护了社会治安。”在向他汇报有些地方刮检察机关取消风时，谢说：“这就对了，过去检察院做了些扯腿的工作。”
九 舒同丢官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是舒同，是一位很名气的书法家。他出身贫寒，师范学校毕业，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谭启龙是第二书记，赵健民是第三书记。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共中央曾打算调舒同到《人民日报》任社长，后来没有成行。在这期间，山东的新闻报道曾说谭启龙是第一书记。有一次，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到山东访问，在接待时，谭介绍舒同时称他为“原政委”（省委第一书记是军区的政委）。有档案资料称，舒同因此对谭猜忌，怕他取而代之。
舒同怕失去封疆大吏的显赫地位，最终还是失去了。
由于山东情况比较严重，靠山东省委难以挽回局面。中共中央华东局到山东揭盖子。当时山东属华东局。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宣布中共中央决定：免去舒同职务，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书记。
曾希圣走马上任，十月二十九日，他作了一个大报告：《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这个报告，用大量事实指出山东问题的严重性：一，农业严重减产，粮食总产量只有一百六十亿斤，回到一九四九年的水平；二，口粮严重不足；三，病情严重，四百二十万人水肿；四，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五，耕地减少；六，群众生产积极性低落。他批评说，庐山会议上中央提出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没有照办；上海会议中央进一步强调解决“一个指头”的问题，舒同仍然没有办；北戴河会议，毛主席指示要抓紧时机，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没有认真传达贯彻，青岛会议开了四十多天，误了季节。曾希圣指出：
要承认今天其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人为灾害所造成的。而人为灾害，又主要是因为原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同志和原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同志没有执行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毛主席的历次指示所造成的。
党中央和毛主席知道我们山东的情况严重以后，就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不仅立即撤销了他们两人的职务，而且抽调了一批干部并在调拨大批粮食、医药、种子以及其它物资来支援山东。
曾希圣承认死人是人为造成的，这是对的，但他把中央和毛泽东的责任完全归罪于山东省委的两个人，是不符合事实的。
舒同从封疆大吏变成了批判对象。中共中央华东局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中旬，在山东主持省委扩大会议和五级干部会议，集中揭发批判舒同的错误。山东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次会议的全部材料。省委扩大会议由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十二月十六日，曾希圣作了长篇发言，他在发言中首先揭露了山东“五风”的严重性。接着他批评了几种错误的看法：第一是夸大困难，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第二是怀疑“三面红旗”；第三是怀疑中央领导人。他批评说：“有人说，中央是领路人，舒同是带队人，带队人带得不好，领路人也应负责，这种说法是极其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舒同的错误应由他自己负责，与党中央领导毫无关系。”曾希圣把中央领导人的责任开脱得一干二净，把山东问题仅看作一个省的特殊问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曾希圣定的调子，参加会议的山东干部向舒同猛烈开火。
会上揭发舒同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系列的纠偏政策贯彻不力。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伸出自己的两个手掌，把近两年的工作比做十个指头,“三面红旗”的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错误只不过是一个小指头。在强调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的同时，他也指出要解决好“一个指头”的问题。由于毛泽东的重点放在反右倾上，各省在传达贯彻庐山会议时，对“一个指头”的问题没有引起重视。舒同在传达庐山会议的讲话中，甚至没的传达毛泽东关于“一个指头”这一段话。为什么没有传达？舒同在检查中说，“怕给群众泼冷水”，出于同样的考虑，裴孟飞建议他在传达时把毛泽东关于也要注意左倾冒险主义的说法在一定的范围内提一下，舒同没有同意，反而批评了裴孟飞。
会上揭发舒同在粮食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九六零年四、五月份粮食分配会议上，没有听取一些实事求是的意见，把指标压下来，把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落实为三百二十亿斤，而偏听偏信了农工作部长张新村的意见，把产量落实为四百亿斤，征购任务为七十亿斤。这是山东省粮食紧张的重要原因。在粮食紧张出现以后，还不面对现实，为农民解决问题，还在全省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给农民造成更大的灾难。
一九六零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了北戴河会议，除了讨论国际形势外，国内工作提出保粮、保钢、保外贸出口三个任务。毛泽东要求各省要集中劳动力，争取秋季多打粮食多种菜，大抓秋种，争取明年夏收成比哪一年都好。舒同回来后，八月初召开青岛会议传达贯彻。但是，青岛会议开了四十多天，一直开到十月份，农时已经耽误了。为什么青岛会议开这么长时间？在批判舒同的省委扩大会上，省委秘书长吴建揭发，原来舒同和一个女护士有非同一般的关系。到了青岛以后，舒同根本不和其他书记往来，除了参加他非参加不可的会议以外，不是和护士在房间里打扑克，就是带着护士游山玩水，跳舞。要给女护士打胎，打完胎以后，又要休养恢复健康。这样，就有意将会议时间拖延。直到青岛会议结束以后，舒同还不打算回济南抓工作。后来陈云要来济南，吴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催他提前回来。青岛会议没有开好，救灾措施没有落实下来，山东的饥荒发展到更严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不是议会政治，而是会议政治。会议怎么开，开多长时间，全由第一把手的意志决定。中央如此，各省也如此。
舒同十二月十日的检查，讲了由于他的工作失误给山东带来的损失，与会者不满意，没有过关。十二月十三日的检查时，他一开始就说：“我现在向大会检查我的错误，不但检查错误，而且向大会请罪，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他列举了中共中央自郑州会议以来等一系列的纠偏政策，检查自己执行不力。他说他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从左的方面来接受庐山会议的精神（庐山会议的精神本来就是左的嘛，他这么执行了，还要检查，舒同好不冤枉！），他还扣上了自己个人主义、沽名钓誉、好大喜功、好出风头，急躁冒进等帽子，因此，在做计划、定指标、提工作任务的时候，往往从压倒外省出发（争先恐后），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是从本省实际情况出发。
曾希圣身挂两省帅印。其实，安徽的问题比山东还要严重，曾希圣到山东来揭舒同的盖子，却紧紧捂住自己的盖子。相比之下，舒同比曾希圣要老实得多。
舒同丢官以后，山东的情况并没有好转。一九六一年夏，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专区，六月份饿死人一万六千七百人，九月份上升到三万五千六百人，到十月，仅聊城一地外流讨饭人数高达十万，卖儿卖女者九百八十五人，有夫改嫁者八百六十九人，个别基层组织已完全瘫痪。（注三十二）
注解：
[注二十一] 穆林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三日。
[注二十二]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三日-十五日山东省委扩大会议简报。
[注二十三] 一九六零年八月，中共山东省委工作会议文件，八月十四日简报。
[注二十四] 赵健民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五日。
[注二十五] 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人民日报》，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注二十六]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日-十五日，省委扩大会议简报。这个会议集中批判舒同的错误。
[注二十七] 曾希圣在山东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为战胜灾荒，克服困难而斗争！》，一九六零年十月二十九日。
[注二十八] 萧磊：《我所知道的“特殊案件”》，载《炎黄春秋》二零一零年第七期。
[注二十九] 吴玉林主编：《中国人口•山东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注三十] 计算方法和人口数据见本书“大饥荒年代的中国人口损失”一章。
[注三十一] 萧磊：〈山东的法治“大跃进”〉，《炎黄春秋》二零一零年第五期。
[注三十二] 高华：《大灾荒 与四清运动的起源》载《二十一世纪》第六十期。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