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四十一）

【新唐人2014年1月2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九章 浙江之折

有一条江横穿浙江省，上游称为新安江，中游称为富春江，下游称为钱塘江。这三条江首尾相连，却弯成一个“之”字，所以称为浙江。浙江省是一个沿海省份，海岸线长，岛屿众多，气候温湿，自然条件好，加上这里的人民勤劳而富有韧性，有很强的奋斗精神，有经商的习惯和头脑。因此，这里是中国的富煦之地。但是，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三年间，这里的农民也饱受饥饿的折磨，经历了历史上一次重大曲折。

一 从农民口中夺粮

浙江省人多地少，人均耕面积不到一亩。新中国成立以前，浙江是个缺粮省，据国民党有关记载的材料，每年要从外省调进二亿到五亿斤粮食。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实行土地改革，粮食比建国前多了一些，但是，不仅没有粮食调入，还承受了沉重的粮食征购任务。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五年度征购了五十一点二四亿斤粮食，一九五五年春出现了“人人谈粮食，户户等统销”、“人叫，猪叫，牛叫”的紧张局面。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粮食年度，又因征购过多，使得一九五七年春天，余姚、上虞、慈溪、桐乡、金华、仙居等县发生了闹粮事件，垮掉了一部分合作社。

到了大跃进年代，征过头粮的问题更为严重，这也与浮夸风有关。一九五八年，上报粮食产量为三百二十亿斤（实际产量为一百四十二点一亿斤），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粮食年度，开始省里向中央认购五十八亿斤，后落实征购任务为四十八亿斤，到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实际征购五十七亿零六百万斤（其中本省销售三十七点六亿斤，纯上调十亿斤）。尽管大幅度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中央二十日给浙江电报称，“为了支援上海和出口粮食，浙江除完成五八年上调粮食十亿斤外，现又增加一点四亿斤”。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向中央表示：“省委研究坚决支持这一措施，同意分别在五、六月份调出。”（注一）

粮食部的数字和江华说的数字略有差异，但明确地反映，大跃进以来，浙江粮食连年减产，一九六一年的产量只有一九五七年的百分之八十六。详见表九•一。

【资料来源】 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浙江》。

【注】 产量为生产年度，征购和销售为粮食年度。

表九•一“净拥有”等于“产量”减去“征购”再加上“销售”。在省里净拥有的粮食中包括工业用粮、饲料、种子，城乡居民的口粮。其中，口粮大约占三分之二。如，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度，人均净拥有五百一十一点二五斤，其中口粮大约为三百四十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粮以后，农民平均有三百斤就不错了。再经过一层一层地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远远低于三百斤了。

一九五九年春天，全省各地出现了粮荒。据安吉等十一个县调查，每天口粮不到十二两的（即零点七五斤）占用膳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其中安吉县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兰溪、桐庐占百分之七十-百分之八十，建德、吴兴、义乌、龙游、占百分之六十-百分之七十，诸暨、天台、浦江、桐乡占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安吉县南湖公社全社二百二十四个食堂有一百六十八个停伙，病人大量增加。天井生产队社员孙本根、受荣生产队社员汪明发，因断粮，病势加剧而死。省粮食厅反映，有些地区粮食紧张，表现在：一，食堂断粮停伙，吃麸皮、糠饼、草子、野菜等；二，摘青吃青情况严重；三，排队抢购副食品。安吉县五月一日到七日，全县一百九十三个生产队中，有八十七个生产队的食堂断粮停伙。农民上山下地掘笋、拔野菜、吃青蚕豆的情况相当普遍。群众因吃代食品过多因而引起脸脚浮肿、泻肚子、中毒等现象。据五月上旬十天的统计，已死亡五十多人。上于县东关公社从五月十六日开始有六个大队六十二个食堂断粮停伙。（注二）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零年度，粮食征购任务为五十八点一二亿斤，统销指标为四十点一二亿斤，扣除本省统销数，纯上调粮食任务为十八亿斤。这个任务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比上一年实际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八。（注三）任务一下达，各级干部态度坚决，全力以赴地完成任务，从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到十二月七日，只用六十七天时间，全省就超额完成了征购任务，破了历年征购工作一定要跨年度的常规。到一九六零年二月十日，共征购入库粮食五十九亿零二百万斤（最后统计实绩为六十点二亿斤）。与此相对应的是，省内销售量到一九六零年二月十日止只有二十四点八二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了一点六六亿斤（最后统计数为四十七亿斤）。为什么能完成得这么好呢？“在粮食登场后大搞群众运动，实行“四快、四边”，这里说的“四快”是指收、打、晒、运四个环节要快，“四边”是指边收，边打，边晒，边运，及时入库。更为重要的是，“用阶级斗争的武器去克服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思想”，“批判一部分富裕中农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揭穿和打击退地主富农破坏粮食统购统销的行为……插红旗，立标兵，掀起学、赶、超、帮的群众运动，组织粮食入库高潮，一鼓作气，短期内把粮食起来。”从这一段话不难看出，其所以能完成任务，采取了政治高压手段，打击了持不同看法的人，还批评、处分了一批干部。为什么销售粮食比上一年度减少呢？“减少的主要办法是对产粮缺粮队实行增产抵消”，这句话的意思是，由于征了过头粮，过去要靠“返销”来解决，现在不“返销”，靠生产队自己增产来解决。（注四）

一九六一年春天，更严重的粮荒又来了。温岭、黄岩、平湖、嘉兴、兰溪、余姚、新登等地出现了大面积饥荒。这些情况下面再作介绍。

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度，严重的饥荒使省里不得不总结前两年“估产偏高，任务过大”的教训。当时算了一笔账：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度上调粮食二十三点九八亿斤，而一九五八-一九六零年度上调了三十三点五九亿斤。浙江省粮食征购任务占总产量百分之三十左右比较适当，一九五八年这个比重为百分之四十点九，一九五九年达百分之四十三点二。二十三个重点产粮县一九五七年每亩平均负担为二百二十斤，一九五把年达二百六十斤，一九五九年达二百九十斤。结果，“得虚名落实祸”。因此，这一年度的征购任务减少到五十亿斤，统销三十六亿斤，纯上交十四亿斤。但口粮还是很紧张，如果把农村口粮恢复到一九五五年的水平，全省不仅不能完成中央的上调任务，还要调入十一点三一亿斤，如果口粮水平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全省要调入一点零八亿斤，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注五）

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征购任务为四十五点八亿斤，统销指标为三十四点五亿斤，纯调出十一点三亿斤。同时动员三十万吃供应粮的城镇人口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这一年浙江灾害严重，征购任务调整四十三点七亿斤。扣除本省销售外，这一年上调中央九点六亿斤，计划外支援四川省二千一百万斤。在这一年中，虽然城乡供应是紧张的，部分农村曾发生逃荒、破产渡荒的现象，但情况经上一年好一些。（注六）

这里引用的浙江省粮食部门的数字和表九•一中国家粮食部的数字略有差异。可能是原粮和贸易粮换算的误差，也可能是生产年度的粮食年度的误差。我把两种数字都列在这里，供今后专家研究。

从表九•一中粮食部的征购和销售数字中可以看出，浙江省每年都是征购数大于销售数，即每年向省外净调出粮食，而且净调出粮食数年年增加一九六一年，浙江省委办公厅对嘉兴、海宁、嘉善等十七个重点粮食县进行了调查，写出了十七份调查报告。（注七）本书作者将十七个县的数字综合于表九•二中。从表中可以看出，除温州每年调进粮食、绍兴部分年度调进粮食、衢县、海宁县个别年份少量调进粮食以外，其余各县在这些年间都是大量调出粮食，而且调出粮食不断增加。因此，这些鱼米之乡不仅“低标准，瓜菜代”，还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农民外出逃荒，浮肿病、青紫病等营养不良性疾病大量发生，饿死人的情况也有出现。温岭县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常年景，但在“入库高速度，队队满堂红”的口号下，征购入库强调“先下手为强”，征购数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把农民推入了饥饿的困境。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六零年上半年外流人口二千八百多人，浮肿病人达八千六百九十八人。其它县也有类似温岭的情况。

【资料来源】《重点粮产县粮食情况调查》（之一到之十七）

一般说来，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不会发生大面积的、持久的饥荒。浙江省是一个有商业传统的地方。在刚刚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这里还有着活跃的农村集市。当时，浙江省农村市场集中于大、中、小三种集镇。大集镇（包括县城），人口一万左右或一万以上，这里大都有国营商业，私人工商业在三百家以上，这是农村的经济中心，这样的集镇全省有七十多个。如杭县的临平、塘溪，萧山的临浦，余姚的周行。中集镇私人工商业有一二百户，如杭县的乔司、三墩、瓶窑，余姚的天元。小集镇有数十户私营商业户，分布在广大农村。那时合作社（供销社的前身）兴办不久，在大集镇还不能与私营商业竞争。一九五三年，大集镇上合作社所占的比重很低（临平占百分之三十三点二，临浦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八，路桥占百分之二十点五四），中集镇占百分之五十左右，小集镇占百分之七十左右。农村商业集市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私人商业所占有。在大集镇，私人商业的资金数倍于合作社。（注八）详见表九•三 。

【资料来源】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农村市场基本情况调查》，一九五四年三月十八日。

这份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调查报告，实际上是省合作社组织撰写的。他们搞这个调的目的是为了和私商进行斗争，为了用公有商业取代私有商业。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私商大幅度减少。经过一九五六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私商基本消灭，再经过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不仅没有私商，连商品经济也没有了。本来十分活跃的浙江农村经济也变成了一潭死水。农民完全被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再没有其它生路。

二 江华紧跟毛泽东

“共产风”不是群众中自发地刮起来的，而是来自上面。像全国其它各地一样，一九五八年中共浙江省委也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对毛泽东的思想是跟得非常紧、非常快的。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大”对国内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估计：“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当时并没有反对这个估计，但事隔不到一年，在一九五七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他不经讨论，就一人断然推翻了这个估计，独自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九日，江华代表浙江省委，在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毛泽东十二月十七日看到了这个报告，于凌晨二时给秘书叶子龙写了一封信：

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一时以前看完。其它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没有这个文件的，由你立即向浙江省委找到，分发各人。（注九）

事后，他又让《人民日报》转载了这个报告，还加了很长的编者按。编者按强调“报告的第一部分所涉的问题不是地方性的而是全国性的。”（注十）江华的报告为什么引起毛泽如此高度重视呢？主要是这一段话：“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毛泽东独自一人推翻中共“八大”决议以后，第一个响应、并较系统阐述的封疆大吏就是江华。

在向共产主义进军中，浙江也不落后，这一伟大的进军是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与收缩的较量中开始的。一九五五年，浙江省农业集体化过急过快，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引发了农民的抵抗，“仙居事件”（注十一）影响最大。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对浙江省的合作社采取了“坚决收缩”的方针，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毛泽东对此十分震怒，说这是“胜利吓昏了头脑”、“犯出右的错误”。（注十二）据说浙江省委当时就批评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作法。毛泽东表扬“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是正确的”。（注十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专门发文向浙江作检讨，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教训”。（注十四）

这说明，在合作化一场较量中，浙江省委的立场是和毛泽东一致的。这无疑会加强浙江省委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心和决心。

浙江省委不仅在一九五八年大讲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一九六零年，在农民处于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浙江省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角还吹得很响。

一九六零年三月三日下午，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以《高速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灵魂》为题，向全省人民公社党委书记作报告。他以俯瞰全球、高屋建瓴的口气，向听众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两个世界、两个体系存在。一个是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是社会主义世界；一个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一个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客观事实，连瞎子也会看到。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建成共产主义社会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一切都要贯穿着共产主义思想，用共产主义思想来建设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因此，要不断地进行改造，用不断革命的思想来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一种是停止在社会主义阶段，要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巩固一个时期是可以的，长期巩固或永久巩固是不行的，那是违背马列主义辨证法的。社会主义建成了，还要不断前进。第二种是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不满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前进，把共产主义建成为止。第三种是把社会主义开倒车。在这三种思想中，我赞成第二种，要不断地向共产主义前进。

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在北京批评了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九六零年，江华在杭州批评了“巩固社会主义”新秩序的说法，坚持不停顿地向共产主义前进。这大概是对毛泽东的“紧跟”和“活学活用”吧。就在江华高呼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前后，各地饥饿的报告频频送向浙江省委。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大华新大厅，江华在向县委第一书记的讲话中说：

人民公社一定要过渡，不过渡就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国家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一种是全民所有制。这两种经济基础长期并存下去是不可想像的。斯大林说过，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有两种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并存。必须把这两种所有制向单一所有制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怎么过渡？江华说：“第一步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第二步由基本公社所有制变成公社全民所有制，第三步由公社全民所有制变成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像工厂一样。”鉴于“共产风”带来的灾难，江华要求县委书记们不能急于过渡，为此，他要求大家努力创造过渡条件，并且开出了过渡的时间表：“第一步过渡需要三、五年左右时间，第二步要八到十年。”江华在这次讲话中再三强调，要搞好向共产主义过渡，面临着“谁战胜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战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我们的目标，不战胜资本主义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他提出在这场斗争中要“依靠贫农、下中农（下中农包括新的、老的），团结经过改造的富裕中农。现在地主、富农在大多数地方搞臭了，现在就是中农，特别是富裕中农（包括老的新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要团结中农里面大多数经过改造的部分……孤立那些不愿意改造的少数中农，特别是上中农”。他要求县委书记：“你们回去查一查，每个生产队，是不是贫农占优势？是贫雇农当家还是富裕中农当家？”他还要求县委书记们要敢于改造自然，他举例说：“四川有一种茅草和麦子交配，一个麦穗长一千五百粒。牛和猪交配，生下猪来就是几十斤。”（注十五）

省委领导人旗帜鲜明的讲话，党报党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宣传，使浙江省的“共产风”连年不断。自一九五八年以来，浙江省较大的“共产风”刮了三次。第一次是公社化初期到到中共中央郑州会议以前。当时，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热衷于全民所有制和按需分配，出现了大量的“一平二调”。郑州会议以后，根据中央精神，批判了“共产风”纠正“一平二调”。但长期灌输造成的共产主义情结很深，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又刮起了第二次“共产风”，以办水利工程、大办畜牧场、大办社队工业的名义，再次大搞“一平二调”。一九六零年，为了“加快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这种行为可以从上面引用的江华讲话中找到理论根据），大力发展公社经济，提高公社的经济实力，又无偿地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粮食、现金和物资。据一九六一年三月统计，公社化以来，全省一平二调的总金额共达二万零一百八十四点八万元，平均每个农户被无偿“调去”三十六元多。平调的有土地、劳动力、耕牛、房屋、家具、炊具、现金等。（注十六）当时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平均不过几十元，三十六元是一个不小的数字，“调去”的不仅是当年农民的收入，还把农民过去的家底也调走了。这里说的“调”实际就是掠夺。

浙江省“吃饭不要钱”是靠“大辩论”推动的。建德县大洋公社卫星生产队地处山区，只有一百五十四户、六百九十人。一九五八年，“由于粮食大丰收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以后，广大群众思想觉悟大提高，进一步激发了社会主义积极性，纷纷要求实行吃饭不要钱。但有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存在着右倾保守情绪，他们对粮食估产过低，认为吃饭不要钱没有条件。”生产队党支部根据公社党委指示，及时引导群众开展辩论。“在辩论中极大部分社员拥护吃饭不要钱，但也遇到少数社员（主要是富裕农民）的反对。通过辩论，驳倒了富裕农民反对吃饭不要钱的种种论调，不仅在两天内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一致拥护吃饭不要钱。经过公社党委的批准，立即宣布吃饭不要钱。”（注十七）

共产主义强调有计划的生产，而“周密的计划”必须指挥权高度集中。生产上的瞎指挥是生产指挥权高度集中的必然产物。像全国各地一样，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生产上的瞎指挥在有些地方已经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浙江省农村干部打骂农民，扣饭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些地方农民和处境十分悲惨。平湖县新埭公社黎明生产队的支部书记自称“小皇帝”，他和生产队长、副支书三人随意吊打、捆绑农民、不给饭吃、任意扣罚、抄家。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五九年被他们处以打、吊、跪、关、冻、扣、罚、改造、没收、抄家，不给饭吃的有九十一起，有的农民被逼得家破人亡。一九五九年夏季社员没有口粮，他们却向上级谎报有粮食，还挨户搜查，把能吃的东西全部没收。因而饿死三十多人。（注十八）

温州地区永强公社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至十日，在群众大会上重点批判了六十三人。其中，被戴高帽游街的二人，罚跪的十四人，被捆打的九人，被吊的时十二人。该社永新大队总支书记韩某，将买卖五百斤蕃薯的一个妇女戴上四顶高帽，帽上写着“套购蕃薯五百斤在轮船码头上挂了牌，叫她自己敲锣，叫她女儿在一旁喊：“我母亲套购蕃薯五百斤，大家不要学她样。”金化地区兰溪县游埠公社万善大队确定了二十四个批判对象，其中七个是富裕中农，其余是贫下中农。遂昌县西屏公社水南大队，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到十一月一 日，共开了十一次斗争会，被斗争的二十人当中，罚跪的十六人，被打的四人，受伤的三人。这个大队十月十三日在清路召开了四个生产队的斗争大会，将十二个斗争对象排列跪在两条长凳上，举起双手，从开始一直跪到结束。如果手臂垂下去，民兵就遥枪托打手臂，从凳上跌下来民兵就用枪托打屁股。南山生产队毛岩林（中农），因年纪大，从凳上跌下四五次，被打后罚跪七个小时，身受重伤。这个大队干部卢某、蔡某指使生产队干部对十三小队的二十四户社员逐户搜查，翻箱倒柜，共搜走粮食一千八百多斤。（注十九）

浙江省的反右倾斗争也是很积极的，曾经揪出了“沙、杨、彭”反党集团。沙即沙文汉，杨即杨思一，彭即彭瑞林，都是省里的负责干部。

注解：

[注一] 特急电报：《江华致先念同志并报主席、中央、上海局》，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时，致电机关：中共浙江省委，签发人：江华，发往：北京、上海，发报一六-四八号。

[注二] 《省委转发省委办公厅关于部分地区粮食紧张情况的两个材料》，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注三] 《省委批转省委粮食厅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全省第一次粮食会议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

[注四] 《为争取一九六零年全省粮油工作的持续大跃进而奋斗》，浙江省档案馆，一九六零 J一三二-一二-二，二十二-二十八页。

[注五] 曾绍文厅长在全国粮食局长会上的报告：《关于粮食工作问题》，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六日，浙江省档案馆，一九六一 J一三二-一三-七，二十二-二十八页。

[注六] 《粮食会议文件》，全省粮食会议秘书处印，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

[注七] 浙江省委办公厅：重点产粮县粮食情况调查材料之一至十七。

[注八]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从典型调查来看浙江农村市场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五日，浙江省档案馆， J零零二 一九五四年，六卷五十六号，第三十七-四十四页。

[注九] 《关于通知阅看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给叶子龙的信》，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六七一页。

[注十] 江华：《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的胜利》，《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注十一] 杨心培：《关于仙居县群众闹事的报告》，一九五七年六月，载黄道霞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四三二页。

[注十二]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七五页。

[注十三] 《中央对浙江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复电》，一九五五年九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第三六二页。

[注十四] 《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省合作化问题的检讨》，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

[注十五] 《江华同志在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一日于大华新大厅，浙江省档案馆， J零零二 三卷三号，第三十-三十七页。

[注十六] 省委办公厅：《全省一平二调情况和兑现情况》，一九六一年三月。

[注十七] 《省委转发“建德县大洋人民公社卫星生产队实行吃饭不要钱和计划用粮的情况”和富阳县场口公社建立粮食计划管理制度的情况》，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浙江省委文件，省委发文[五八]一零七八号。

[注十八] 《黎明生产队基层组织整顿情况》，载浙江省委农工部办公室编《情况资料》第十期，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

[注十九] 《中央批转浙江省委“关于温州、金华地区少数地方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发生违犯政策情况的报告”》，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五九]一零一零号，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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