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四十九）

【新唐人2014年1月14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十二章 黑色的贵州

在大跃进及以后的几年，贵州省是非正常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省。据公开出版物《中国人口•贵州分册》（注一）的数据计算，一九五九年贵州省共有一千七百万人口，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口九十万，全省平均非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五十三，此外还少生的一百二十万人。（注二）这是按官方数据算的，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严重得多，有人说大饥荒期间贵州省饿死人一百五十万，但无从查证。曹树基用他的方法算出贵州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一百七十四点六万人。（注三）

公安部退休干部宴乐斌一九五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在贵州省公安厅工作。据他的同事——一位在贵州省公安厅治安处作内勤、统计工作的同志提供的情况：根据全省各专署、自治州公安处、局治安科上报的数字汇总，全省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共饿死二百五十多万人，占全省灾前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四点七。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尽管各地、州、市、县上报时缩了水，但这是当时唯一信得过的数据。（注四）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我应邀到云南玉溪抚仙湖一个经济论坛作演讲。会后我到云省档案馆查了几天档案。之后，我乘火车到贵阳，计划用几天时间专门查阅贵州档案。新华社贵州分社的朋友很支持我，除了我带的介绍信以外，分社又为我开具了一个用词更为恳切的介绍信。经省委办公厅同意，我到贵州省档案馆查阅目录。不到一天时间，我就查到了我所需要看的案卷目录：目录号都是三，案卷号在括弧内：

一九五七年，各地农村大辩论报告（一五二一）；

一九六二，一九六零、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上半年人口统计（二六一七）。

我将以上内容填好贵州省档案馆的“利用者档案资料调卷申请单”，交给调档的负责人。没想到，她看了我写的内容以后，不敢做主，说要请示领导。请示后，馆长答复，查这类档案要省委廖副秘书长签字。廖副秘书长在省委大院里的常委办公处值班。省委大门有岗哨，常委小院还有一道岗哨。新华社贵州分社这位朋友很热情，经多方周折，他把我领进了常委办公处。廖副秘书长四十来岁，显得精明强干，他很热情地让我座下让茶。但他说：“你要看的这些内容我也作不了主，要请示秘书长，秘书长就在楼上，我立即去找他。”他上楼二十来分钟就下来了，对我说：“秘书长说，要看这些东西得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要不要打电话请示？”我说：“算了吧，下次再来。”

查档不成，朋友们安排我游览了黄果树瀑布、天生桥和贵阳市。贵州查档无功而返。我把档案号抄在上面，对以后的研究者也许有用。

看不到档案，我只好利用其它渠道了解一些情况，写了这一段。等档案开放以后，再加以充实。

一 毛泽东夸贵州“正气上升，捷报飞传”

在大饥荒期间，贵州这个很不发达的省份，却创造了两项影响全国的经验，受到毛泽东的大力推崇。一个是关于粮食方面的经验，另一个是关于公共食堂的经验。这两个经验应当归功于省委书记周林。

周林，三年大饥荒时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他一九一二年生于贵州国酒之乡怀仁。一九五零年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后调任贵州省副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兼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他衣锦还乡，却没有给家乡带来好处。周林在贵州主持工作期间，高举“三面红旗”，迎合毛泽东的意愿，对贵州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周林受到了批判斗争。一九七七年从南京大学党委书记调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北大期间，于一九七九 年七月为马寅初平反。周林于一九九七年逝世。这说明一个干部能干坏事，也能干好事，关键在中央的路线正确与否。

一九五八年，贵州全省实现人民公社化，粮食的定产、定购、定销数字，则由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到各自所属公社的生产队，以队为计算粮食购销的单位。对农业社的定购数，以一九五七年农业社（户）的统购粮食数加上一九五八年增产部分的增购数为准，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产的粮食，一般增购其百分之二十二。定购数核定后，自一九五八年起，五年基本不变，增产不增购。农业社向国家交售的粮食品种，在每年春耕生产以前由国家分配一次，并实行“定时、定点、定质、定量、定品种”的“五定”交接合同，使入仓工作制度化。（注五）一九五八年三月和八月，贵州先后召开两次财贸工作会议，确定商业“大跃进”十大纲要，以完成购销好坏实行“插红旗”、“拔白旗”，促使某些人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农业生产出现高指标，高估产，浮夸风，随之出现的是粮食高征购。一九五八年，全省夏秋粮食长势很好，一度估计产一百八十亿斤，由于农村抽调大批劳力支援工业，使一些已经成熟的粮食丢在地里无人收，造成了丰产不能丰收。同时，城市和矿区增加非农业人口六十万人，粮食需求量增长很大。因此，将粮食征购任务调增到三十六亿斤原粮（下同），后来粮食产量降到一百零四点九八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减产百分之二，而征购完成三十三点五三亿斤，比一九五七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点八，人均留粮又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三十五斤。（注六）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生产急剧下降，局势非常紧张，为了保证国家掌握足够的粮食，一九五九年实行“多购少销”原则。采取“四快”（快收、快打、快购、快运），“四边”（边收、边打、边购、边运）办法，打破历史惯例，在九月底前突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向“国庆献礼”，在产量减到八十四点六四亿斤的情况下，征购原粮仍达四十点一七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点五。一九六零年，产量继续减到六十三点六三亿斤，征购则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二点一，购后人均留粮只有二百一十五斤（原粮），降到一九四九年以来最低水平。（注七）

二百一十五斤原粮，折合大米只有一百五十斤，平均每天只有零点四斤。经过层层克扣，农民能吃到嘴里的只有二-三两粮。这还是全省的平均数，一些差的地方更少了。从粮食部的角度看，贵州省的征购数要小一些，一九五九年征购不是贵州省志上说的四十点一七亿斤，而是三十三点五零亿斤。一九六零年的征购数为二十三点五三亿斤。

【资料来源】产量、征购、销售数据取自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爱那时的异地个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总人口数取自《中国人口•贵州》。

表十二•一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约百分之三十为口粮。如一九六零-一九六一年度，人均净拥有为三百七十五点七二斤，其中口粮大约有二百六十三斤。这是城乡平均数，扣除城镇供应口粮后，农村人均口粮大约只有低于二百五十斤，再加上层层克扣，吃到农民嘴里的就更少了。

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一九五九年七月，贵州省遵义地区几个县发现农村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省委在遵义召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遵义死人的事件。当时王民三正在黔西调查，突然接到电话，要他连夜赶到遵义。在经过金沙县时，县长邱继刚向他介绍了一种代食品：用榨过油以后的油菜籽饼，用冷水浸泡三小时，再晾干粉碎，蒸成窝窝头。王民三吃了一个，发现比谷壳、麦糠好吞咽一些。榨过油后的油饼过去做肥料，现在成了好食品。他就带了几十个到遵义。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他摆在一张桌子上，向省委推荐。省委接受了，就在全省推广。

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贵州省委还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篇粉饰太平的简报。简报的主要内容是：一，粮食问题：今年上半年粮食供应工作，根据中央指示进行了检查整顿，健全了制度，克服了浪费现象，紧张情况已经彻底得到解决。为了保证完成今年秋粮征购任务，目前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粮食生产，确保秋季作物丰收；做好入仓前的一切准备工作，贯彻执行快收、快打、快购、快运的方针；把粮食征购列为党委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全力以赴，按时完成。二，市场问题：上半年全省市场情况，总的讲是稳定的，日用工业品的品种、数量有了显着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目前商业工作正在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反对右倾思想，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抓紧收购和销售，改善经营管理，很高服务质量，力争市场进一步好转，迎接国庆十周年。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的简报，毛泽东十分重视，在上面作了长篇批示：

此件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每人一份，中央一级各委、各办、各部、各人民团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党组织每处数份，军委扩大会议及外事会议每人一份。另用电报发各省、市、区党委，作为参考。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及反党分子完全看不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主流是什么，他们抓起几片鸡毛蒜皮作为旗帜，就向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近日我们收到很多省、市、区的报告，都是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如同贵州一样。因此报较短，易于阅读，故选发各同志。以后还将选发一批。（注八）

当时正值庐山会议之后，毛泽东这个批示，把反右倾斗争和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谁要说粮食困难，谁就被扣上“猖狂进攻”的帽子，从而加剧了饥饿和死亡。

王民三在上引回忆中写道：一九五九年底，贵州正在挨饿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讲话，号召搞代食品，并介绍了北京市用槐树叶作食品的经验，采集树叶在北京形成了运动。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

一九六一年，省级机关干部吃粮标准由二十七斤降到二十五斤，接着又降到二十三斤，没有其它营养，浮肿病在干部中迅速蔓延开来。厅局负责人患浮肿病的也相当普遍。根据省委书记周林的意见，在贵阳市省府路贵阳饭店办了临时厅局长浮肿病院。，住院人数达六七十人。省里各团体也办了浮肿病院，省粮食厅大楼三楼会议室就改为病房，挤满了浮肿病患者。

一九六一年三月，王民三奉副省长徐健生之命去安顺察看，徐副省原来以为安顺问题不大，没听说死人的事，打算从安顺调点粮食。安顺地区地委书记孙汉章告诉他，安顺地区已死了一万多人。孙汉章对王民三说：“请你务必向省委反映，安顺地区现在实在无力向上调粮食了，我们虽然没有遵义、铜仁那样严重，但势头不好。在蔡官公社，公社书记说，已经死了二千六百 多人，还有二千多人浮肿。旧州公社拉岩小队，共有三十二户，已死去一百二十二人，有六户死绝，浮肿人数二百多人，全家躺倒的有六十四户。到村外四处一看，不是十几个棺材，就是七八具没有掩埋的尸体。

这就是毛泽东说的“邪气下降，正气上升，捷报飞传，声势大振”！

二 贵州办食堂的经验“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在大批农民饿死的时刻，一九六零年二月十六日到十八日，贵州省委召开了三天地、州、市委第一书记会议，主要讨论农村公共食堂问题。这个会不是解决食堂缺粮的问题，而是闭眼不看现实，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个假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报告是二月二十四日发出的，报告说：

全省农村公共食堂十三万多个，百分之八十左右是固定的或基本固定的。固定的食堂中出现了一些办得很好的，其特点是：一，巩固地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领导优势，基层干部和党员一律参加食堂，和群众打成一片；二，走群众路线，实行民主管理；三，建立了必要的管理制度，首先是口粮管理制度，实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以人定量、节约归己的原则；四，食堂有了自己的生产，有了家底；五，炊具改革很有成绩，减轻了炊事人员的劳动强度，提高了饭菜质量。这些办得好的食堂已经成为生产队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心，巩固了人民公社，生产也搞得很好，显示了食堂的优越性和重要性。有的还提高了集体化程度，形成了较大的居民点，为建设新农村创造了条件。

报告说，群众热情地歌颂食堂：“人民公社真正好，办好食堂有依靠，饭热菜香吃得饱，劲头高又高”。报告还煞有介事地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一，有些办得好的食堂，由于解决了吃菜的问题，社员个人种菜已无多大必要，所以有的已把自己的一部分自留地转交给食堂（在这个报告的后部分，明确强调“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二，有些地方由于办好了食堂，有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大家有了依靠，所以就纷纷集中到食堂周围。若干个小居民点，集中成一个较大的居民点，这就为建设新村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个报告也谈到不固定的食堂有三种情况：一是虽然集体做饭，但做得不够吃，分给各户，推出了事；二是时办时停；三是各户单独起伙，食堂有名无实。在这些地方个别已发生外逃、肿病和死人的现象。这个报告认为“少数”食堂搞得不好的原因是“少数人把粮食霸占起来”、“所谓少数人就是富裕中农，这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也处在他们把持之下。看起来，农村经过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之后，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去年贯彻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之前，他们的主要活动，是闹土地下放，包产到户，牵牛拉马。现在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所以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能巩固，大跃进就没有保证。”

中共中央两天后就向各省、市、共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三月四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三月六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在批语中说，“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注九）

一九六零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也是贵州省死人最多的一年。当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当农民期望摆脱公共食堂的桎梏自求生路的时候，贵州省委却送上了这么一份报告，深得毛泽东的欢心。经毛泽东“全国仿行，不要例外”的批示，不仅害了贵州农民，也害了全国农民。

注解：

[注一] 潘治富主编：《中国人口•贵州分册》，一九九八年。

[注二] 计算用的数据、方法和计算过程见本书“大饥荒年代中国的人口损失”一章。

[注三] 曹树基：《大饥荒——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中国人口》，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一六六页。

[注四] 宴乐斌：《贵州的大饥荒年代》，载《炎黄春秋》二零一二年第五期，第五十七页。宴乐斌为公安部退休干部，曾在贵州公安厅工作过。

[注五] 王民三：《走在钢丝般的日子里》，载《中国粮食经济》，二零零一年第七期，第十-十二页。

[注六] 同上。

[注七] 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粮食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注八] 《中共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粮食和市场情况简报的批语》，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七九页。

[注九] 《中共转发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报告的批语》，一九六零年三月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十四-四十五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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