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五十三）

【新唐人2014年1月20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饥荒轻重不同的原因

为什么在高度集中的国度里严格执行着统一政策下，各地会出现轻重不同的差别？

李若建认为，饥荒轻重不同与各省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内陆省份的饥荒重于沿海省份，山区的饥荒重于平原。（注十四）

曹树基认为，近百年来各地遭受的饥荒程度不一，有些地区经历过巨大的人口死亡，有些则否。因此，关于饥荒和人口死亡，各地存留有不同的民间记忆。他认为，民间饥荒记忆强的地方，对新的饥荒的抵抗能力就强。江西在太平天国时死人最多，山西、陕西近百年内曾出现过大饥荒。在这样的省份，人们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饥荒地区，这一因素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的高压。政府对于民间粮食的征集是有限的。所以，这些省份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时死人就少。

我认为，李若建、曹树基两位学者提出的看法值得重视。不过，我认为下面两个原因对造成地区死亡率的差别起着重要作用：

哪里的地方的官员对毛泽东的向心力越强，哪个地方的饥荒就越重

饥荒程度的轻重主要是以各省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强弱不同而异。总的来说，各省的省委书记对北京，特别是对毛泽东有政治向心力的。有政治离心力的干部早被视为异端而受打击。没政治向心力的干部也早被淘汰出局。但是，各省的政治向心力的强弱是不同的。政治向心力越强的省份，饥荒程度就越重；政治向力较弱的省份，饥荒程度就相对轻一些。通俗地说，在“大跃进”中紧跟毛泽东、并且“创造性地发挥”的省委书记，这个省的灾情就重。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向农民让步的政策，那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认为这些政策从根本上不符合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有的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有的拒不执行。到了一九五九年下半年、特别是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果然批评一九五九年春的让步政策，说明这些向心力强的省委书记和毛泽东心有灵犀，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

政治向心力和毛泽东距离、与官员的地位高低有关，但这些不是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这位官员的政治态度和毛泽东的亲合程度。和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亲合力强的干部，不管他在哪一偏远地区，不管他是省级还是县级，都会加重当地的饥荒程度。他们虽然远离北京，虽然只是县级干部，但可以直接看到《人民日报》，可以看到中央文件，也可以听到中央领导人讲话的传达。所以，在省委书记的政治向心力不是很强的省份，全省总的死亡率不是很高，但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下面也可能发生影响全国的重大事件。如山西的寿阳事件，宁夏的中宁事件，广东的罗定事件等。

对多数省份来说，都是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三面红旗”的路线和政策，但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发挥，灾情就处于中等或较轻的状态。就一九六零年死亡率而言，山西千分之十四点二，陕西千分之十二点三，河北千分之十五点八四，江西千分之十六点零九，吉林千分之十点一，黑龙江千分之十点五，辽宁千分之十一点五，江苏千分之十八点四一，浙江千分之十一点八八，广东千分之十五点一二，福建千分之十五点三四。这些省份死亡率不超过千分之二十。东北三省灾情较轻，不仅与省委书记的态度有关，也与这里的自然条件有一定的关系，这里历来是中国的粮仓。

饥荒最轻的应当是比较边远的民族自治区，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千分之十五点六七（新疆的正常死亡率比其它省份高，如一九五五到一九五七年死亡率均为千分之十四以上)、内蒙古自治区（千分之九点四）和西藏自治区。同属自治区，但广西壮族自治区（千分之二十九点四六）和民族自治县较多的云南省（千分之二十六点二六）的灾情重于前三个自治区。因为后两个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主要是汉族干部，政治向心力强于前三者。

对毛泽东的政治向心力，除了政治态度的亲合力以外，还有由干部任免制度的原因，对形势跟得紧的干部提拔得快，不紧跟形势，不仅得不到提拔，还有政治风险。对于地方官员来说，在当时形势下，他们的行为可以分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有的事是中央有明确的规定、地方官员是非做不可的。如，粮食征购指标必须完成，人民公社必须建立，必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等。但是，对这些必须做的事，也有执行程度的不同。如征购指标可以同中央粮食部门讨价还价，也可以不顾农民死活尽可能多上交；兴修水利和大炼钢铁可以量力而行，也可以不顾条件地劳民伤财。在这些非做不可的事中，也有一定的弹性。地方官员可以激进些，也可以保守一些。显然，激进还是保守，对地方官员的仕途是有影响的。

其二，有的事虽然中央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当时的强大政治压力和舆论背景下，不做是有政治风险的，多数官员随大流。如中央要求各地高速度发展工农业和各项事业，但速度多高，地方官员是有决定权的。由于速度定得过低有右倾危险，所以多数官员宁可选择高速度；又如大办公共食堂，开始中央强调社员自愿参加，但中央向全国发布统计，报道各省在食堂吃饭的社员占全体社员的比例，为了不落后其它省，就只好剥夺社员“自愿”的权利。

其三，有些事中央没有要求这样做，但社会上有一股风，报刊不停地造势。社会上的风可以不跟，报刊上的话也不一定非听不可。但是，跟风可以得到先进，不跟风可能被说成落后。如高产放卫星，农民在食堂吃饭的比例，人民公社的规模大小等。

其四，在对饥荒的反应方面，地方官员也有不同的态度。当粮食已经严重不足时，是不顾农民死活继续完成征购任务、还是要求中央减少征购指标？灾难出现以后，是缩小或隐瞒灾情，还是如实上报、争取中央帮助？当发现食堂给农民带来灾难时，是形式上保留食堂、实际上给农民以生火做饭的权利，还是坚持办食堂？农民在死亡的边缘时，敢不敢开仓放粮救济灾民? 对农民自发的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自救措施，是坚决反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支持？这一切，是依地方官员政治态度而异，依地方官员素质高低而异，也是对地方官员人性和良知的考验。只有那些和毛泽东向心力最强的地方官员，才会不顾人性和良知。

山东省昌乐县县委书记王永成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山东省是饿死人较多的省份之一，而王永成担任县委书记的山东省昌乐县却没有饿死人。

一九五九年，山东省昌潍地委把青州、寿光、昌乐三县定为“落后县”，并派出三个工作组分别去“改造落后”，时任地委宣传部长的王永成被派到昌乐。

王永成到昌乐后首先到大食堂去考察，这时的食堂里已没有多少可吃的东西；他到农民家里去访问，农民家里也没有粮食。王永成意识到，这是个天大的事情，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保住农民的生命便是“重中之重”。王永成不顾个人的利害得失，舍掉包括个人“进步升迁”等具体利益，不顾一切地要确保全县十万户家庭的安全和四十万百姓的生命。

王永成立即向地委告急，他不顾当时接连而至的政治运动，没有顾及正在进行的“反右倾”斗争，也没有效法派往鬃县“改造落后”所搞的“扒两张皮”（逼富裕中农卖粮——认为富裕中农有粮食）等做法，而是呼吁上级尽快调来救命粮，解决百姓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王永成在县里提出“千方百计”救灾渡荒的要求：对那些绝粮的村子，号召群众千方百计自救渡荒；对那些没有自救条件的群众，凡是有亲友可投的都允许他们去投奔亲友以争得一线生路；实在没有亲友可投的，那就采取“破产渡荒”的断然措施：变卖家具物品，换回粮食，以保住生命为原则。

接着，王永成带领群众“生产自救”。粮食生产周期长，解决近期吃粮有困难。调来的少许粮食仅能解决部分绝粮村的急需，来年夏荒是个大难题。于是，他们号召群众种红薯。红薯是高产作物，产量高、生长快。那年的红薯真作美，为全县农民救灾渡荒发挥了作用。那—年越冬小麦长得很不好，预料来年产量低，王永成一班人想，昌乐的南瓜产量高、熟的早。于是，他们就号召群众种南瓜。也真巧，这一年又来了一个南瓜大丰收。那年全县麦子收下来留足种子后，平均每人只有十八斤，老百姓生活就靠这些南瓜了，于是老百姓把这些南瓜称为“保命瓜”。

为了调动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他们划少小队的户数。上边要求每个小队最少二十户的情况下，他们做到了全县平均每个小队二十户。由于上边反对“包产到户”的作法，他们就采取默认的态度。上边规定自留地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的比例进行安排，他们就按百分之七这个上限留足，而且多是些好地；在房前屋后、沟边、路沿、山脚等处可以由农民种些农作物，鼓励农民种好管好“十边地”，以补充口粮的不足。（注十五）

哪个地方粮食征购多、返销少，哪个地方的饥荒就重

一九六二年八月粮食部计划司的统计表，记录了大饥荒年代各省的粮食产量（表十三•二）、征购数（表十三•三）和销售数（表十三•四），利用这个资料，再利用《中国人口》一书中各省人口数字，可以计算出各省人均拥有粮食数。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资料来源】同表十三•二。

【资料来源】同表十三•二。

农民生产出粮食以后，除了上交农业税（征收粮食）以外，农民留足了口粮、种子和饲料以后就是余粮。统购统销以后，国家规定，余粮必须全部卖给国家（即收购）。征收和收购两项加在一起，称为“征购”。但实际上，收购的不是农民的余粮，而是按国家的需要分摊到各省。把农民的口粮、种子和饲料也当作“余粮”收购了。最后还不得不返销给农民一部分。

国家每年通过征购把粮食集中到国库，再从国库向外销售。从粮食部的角度看，前者为收入，后者为支出，收入减支出就是库存。从各省的角度来看，征购是支出，销售是收入，产量减去征购加上销售就是省里可以支配的粮食。

我们用表十三•二、表十三•三和表十三•四中的数据，计算出各省可以支配的粮食。为了使于省际比较，我们再算出各省人均可支配的粮食。

计算有两点说明：其一，《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原粮，征购和销售是贸易粮，为了便于比较，将原粮数换算成贸易粮（原粮数除以一点一五即是）。其二，此表中的（产量－征购＋销售），即为当年某省的粮食净拥有数。但是，《粮食部计划司粮食资料提要》中产量是生产年度（当年一月-十二月），征购和销售是粮食年度（当年七月一日到次年六月三十日）。例如，一九五八年安徽省粮食是量一百八十四点零零（原粮），是当年夏收和秋收之和。而一九五八-一九五九粮食年度，所对应的产量是一九五八年的秋收与一九五九年夏收之和。所以，表中计算出来的某省各年粮食净拥有量是一个近似数。差别是，计算中用下一年的夏收代替上一年的夏收。由于夏收在总产量的比重比秋收要小，所以误差不是很大。

表十三•五中的净拥有粮食其用途包括：口粮，饲料，种子，工业用粮。后三项扣除净拥有的百分之三十为口粮。这个人均口粮是全省城乡平均数，由于压农村、保城市，农民人均口粮比这个数少得多。再加上层层克扣，农民吃到口里就更少了。不过，虽然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数字最小，但这时很多地方放开了政策（包产到户，三边地），农民实际掌握的粮食比前三年要多。

【资料来源】表十三•二、表十三•三、表十三•四和《中国人口》一书各省人口数据计算。

我将表十三•五中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粮食年度和一九六零-一九六一粮食年度，人均拥有粮食四百二十斤以下（即人均口粮大约二百九十四斤以下）用黑体字标了出来（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度，由于有了自留地、小开荒和部分地区包产到户，国家掌握的粮食数字可能低于农民实际拥有粮食数字，所以不作为依据）。

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连续两年人均拥有粮食四百二十斤以下省份是：
河北省（四百点六斤；三百六十九点一三斤）、
山西省（四百一十五点三四斤；三百七十九点九三斤）、
江苏省（四百零六点四一斤；三百七十七点三四斤）、
安徽省（三百五十二点三七斤；四百一十四点二一斤）、
山东省（三百七十八点四五斤；三百六十六点二二斤）、
河南省（三百九十一点一八斤；三百六十三点六九斤）、
四川省（四百一十三点零五斤；三百九十六点八四斤）、
贵州省（三百八十六点零零斤；三百七十五点七二斤）、
甘肃省（三百九十一点四六斤；三百三十四点三一斤）、
青海省（三百六十点四零斤；三百四十二点二五斤）。

从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零年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那些饥荒比较严重的省份和人均拥有粮食四百二十斤以下的省份绝大部分是重叠的，如安徽省、山东省、河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甘肃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另外还有湖北、湖南、福建三省仅一九六零年人均拥有粮食低于四百二十斤，饥荒也较严重，但比上述十个省轻一些。饥荒严重程度与人均拥有粮食数也有不重叠的情况。如江苏、河北、山西三省，人均拥有粮食也很低，当然也有饥荒，但其严重程度远不如前面几个省。这说明，人均拥有粮食是造成饥荒最基本的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其它原因有：政策上是不是允许农民靠自己寻找食品，即对自留地、三边地的放宽程度；水利工程是不是太多，是否过度超过农民的体力支出；是坚持办公共食堂还是允许农民回家做饭等。这些都与对毛泽东的向心力的强弱相关。

注解：

[注十四] 李若建：《大跃进后人口损失的若干问题》，载《中国人口科学》一九九八年第四期。

[注十五] 马钟岳：《大饥荒中的县委书记王永成》，载《炎黄春秋》二零零六年第三期。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