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五十六）

【新唐人2014年1月23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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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罪不在天灾，也不在苏联

在短短三四年时间内，非正常死亡三四千万人，是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还是领导集团的主观过错？若干年来，中国共产党都归罪于客观原因。

一九五九年，各地都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四川省还煞有介事地在全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防止“瘟疫”（注一）。这个说法很快不攻自破，后又归罪于自然灾害。一九六零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说：过去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更加强调自然灾害的影响：“在一九五九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一九六零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说“天灾在大多数地方不是主要原因，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注二）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进一步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注三）毛泽东很不喜欢这个说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批评了对形势估计“一团漆黑”的看法，把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完全归罪于“自然灾害”。“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提法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注四）这里把大饥荒的原因归结为三点：政策错误；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合同。但强调“主要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这实际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具体化，但加上了苏联撕毁合同的因素。历史的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呢？

一 天灾年年有，三年是常年

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每年都在不同的地区发生大大小小的天灾。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中国自然灾害是非常频繁的。从公元前二零六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二千一百五十五年内，我国发生较大的旱灾一千零五十六次，差不多两年一次，较大的水灾一千零九十二次，平均每两年一次。（注五）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九七年的四十八年间，平均每年旱灾受灾面积二千零三十四万顷，水灾受灾面积九百八十八万公顷，二者合计约占我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注六）

一九四九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一九五零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一九五二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一九五三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一九五四年长江流域因持续暴雨而产生特大洪涝灾害，淹没农田四千七百五十五万亩，一千八百万人受灾，死亡一点三万人。一九五五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漫溢、决口；一九五六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一九五七年晋、内蒙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雨受涝；一九五八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注七）尽管年年有天灾，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也同样多灾多难，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到一九八一年、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八年旱情最重（注八）。在大的自然灾害中总是要死一些人（特别是水灾）。要把三年大饥荒的原因归罪于自然灾害，是很容易找到根据的。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肯定是有自然灾害的。问题在于，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是不是比历年的自然灾害更加严重，即使严重一些，是不是能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这就需要将这三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与历年的自然灾害情况作一个比较。

[一] 用官方的数据分析

据官方数据，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全国自然灾害是相当严重的。一九五九年受灾面积达四千四百六十三万公顷，成灾面积一千三百七十三万公顷。继一九五九年大灾害后，一九六零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六千五百四十六万公顷，成灾面积二千四百九十八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五十年来首位。一九六一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六千一百七十五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二千八百八十三万公顷，为一九九四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百分之八十以上为绝收）。（注九）

【资料来源】灾情面积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第一九零页，粮食产量见《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第一四一页。

【注】 自然灾害指水、旱、霜、冻、风、雹等灾害。成灾面积指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耕地。

国家统计局的这些数据来自农业部的灾情统计。而农业部的灾情统计是各级政府层层报的。国家统计局是为政权服务的。中共中央既然在政治上定下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调子，国家统计局不可能提供与此相反的数据。连比较讲科学的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时也只能“上面要什么数就给什么数”。（注十）其他人就更难说了。当然，作为职业统计工作者，通常是追求数据的客观可靠，这是他们的职业操守。但是，在制度面前，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何况在统计系统中还有不少不讲职业操守的人，其中层次越高的官员，职业操守越差，而数据要经过高层次官员“审核”才能发布。更为重要的是，各级地方政府层层上报灾情数据时，总是夸大灾害。夸大自然灾害既可以减少上交和得到救济，也可以减轻官员们饿死人的政治责任。

然而，即使从官方公布的数据中，我们也难以得出饿死人的原因是天灾。

我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粮食产量也列在表十五•一中，可以看出，粮食减产和受灾严重程度并不呈正相关关系。

从表表十五•一中可知，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三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九年、一九八零年、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的成灾面积都超过了一九五九年，都没有出现大饥荒。在这十一个年头中，有九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上一年，其中有六个年头粮食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

就从表上列出的一九六五-一九六一年三年数字来看，也看不出粮食产量和天灾的正相关关系。一九六一年的成灾面积比一九六零年高出百分之十五点四，但一九六一年的粮食产量却比一九六零年高出百分之二点八。

退一步来说，即使是粮食大幅度减产，只要中国门户是开放的，只要有粮食市场存在，就不会发生饥荒。当粮食稀缺的时候，粮价就会上升，外地粮食就会流入，中国没有粮食，外国粮食也会流入。中国当时是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国家，没有粮食市场，更没有融入国际粮食市场之中。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地形复杂，各地的气象情况是很不相同的，这个地区有灾，可能另一个地区丰收。虽然区域性的灾害频出，但总体上还是过得去。即使没有粮食市场，政府可以从丰收地区调粮救济灾区，老百姓也可以到丰收地区投亲靠友或逃荒。所以，中国历史上只有区域性的饥荒，几乎没的出现像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期间这样全国性的大饥荒。中国历史记载最高的灾荒死亡数字是一九二八-一九三零年全国二十二个省受灾。这次灾荒死亡人口超过了历史记录，但仅为一千万人。从一九二零年到一九三六年，十七年灾荒合计死亡一千八百三十六万人。（注十一）李文海等人所着《近代中国灾荒系年》和《中国近代十大灾荒》认为上述数字过大，他们认为，一九二八-一九三零年的死亡人数不到六百万，是最严重的一次；一九三一年长江大水死亡人数是十四万。（注十二）

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三年之内就饿死三千六百万人，少出生四千多万人，就是按官方公布的天灾数字，把这个历史上罕见的人口大规模减少归罪于天灾，显然说不过去。

[二] 用三百五十个站点的气象资料分析

由于中国的一切数据都由国家统计局垄断，除了统计局以外，很难找到其它的数据。然而，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和利用其它数据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修正。所幸的是，中国的农业气象学家们还有自己的统计和研究。为此，我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我不仅在国家气象局图书馆找到了不少资料，还经专家指点，找到了一本能回答我的问题的书，这就是高素华主编的《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注十三）

这本图集是农业气象学家根据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间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三百五十个站点的气象资料作出的分析。这本书不仅资料来源于非官方，而且用曲线形象地描述了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和其它年份的比较，不懂气象学的人也能直观地了解这三年的气象和正常年份的差别。

我们从这本书中的几个指标曲线来看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灾害程度。再从其它书中引用有关知识对这些曲线作出简单的解释。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根据对自然灾害评价的需要，气象学家通常用“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划分干旱等及。他们认为，这个指标能够反映干旱的本质特点。它反映了该年降水量与正常年份降水量的偏离程度。如果当年的降水量接近多年平均值，则不论是降水量多的地方还是少的地方，都不会发生干旱。

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按下列公式计算：D＝（B－X）／X×百分之百

【资料来源】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北京，海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十四页。

山东一九五九年就饿死了不少人，当时说是山东大旱。把死人归罪于旱灾。当时山东的干旱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气象资料表明，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全省平均降雨量为二百七十八毫米，比常年同期（三百六十毫米）偏少百分之二十三。即降水量距平为负百分之二十三。（注十四）从表十五•二中可以得知，负百分之二十三在一般干旱线以下。而山东省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九月，全省降雨量距平高达负百分之四十四，属一般干旱，这时还在混乱的文化大革命之中，也没有饿死人。

高素华采用各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来分析全国情况。

某年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某年降水量－四十年平均降水量）／四十年平均降水量×百分之百

他们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三百五十个站点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的降水资料。四十年平均降水量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历年降水量之和除以四十。由此算出每一年的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他们绘出了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间各年的降水量距平随年代的变化曲线。曲线图的纵座标是平均降水量距平百分率，横座标是年。图十五•一中可以形象地看到各年降水量与四十年平均降水量的差距。从图中可以看出，一九六零年降水量距平百分率约为负百分之三十，为一般干旱。其干旱程度远远低于一九五五、一九六三、一九六六、一九七一、一九七八、一九八六、一九八八年等年份。一九七八年的旱灾远比一九六零年严重，还处于文革结束不久的“经济濒临崩溃”的时期，没有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降水量距平为约为百分之八十，是涝年，但其涝程度远远低于一九五四、一九七三等年份。气象专家将涝灾分为涝、大涝两个等级，连续一个月降水距平大于百分之二百，连续二个月降水距平大于百分之百，连续三个月降水距平大于百分之五十为大涝。（注十五）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只能算一般涝年。一九五四年涝灾最重，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现象。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五十页。

生长季降水量距平百分率

四-十月是农作物生长期（简称生长季），这个时期降水量多少直接影响农作物的产量。高素华等采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三百五十个站点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的降水资料，制出了图十五•二所反映的“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从图十五•二中可以看出，生长季降水量距平时间变化曲线与年降水量距平变化曲线大体是一致的。由于各地区在不时季节降水量分布不同，各地的生长季降水量距有所差异。但从总的趋势上看，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这三年，生长季降水量距偏离幅度是四十年来最小的几年，远远小于一九五四、一九六五、一九七二、一九七三、一九七八、一九八九等年份。从偏离幅度看，这三年是一个常态年份，不能说是大灾之年。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五十三页。

年平均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

气温对农作物的生长有重要影响。我国气象学者利用全国大体分布均匀的三百五十个站点一九五一-一九九零年的年平均气温的平均值绘出的全国气温距平时间变化曲线，如图十五•三。可见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一年的气温同历史平均水平的偏差不是历年来最大的，即年景比较正常。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四十一页。

从此曲线可以看出，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气温偏离常年不是最大的，没有出现超常低温。

“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属于“气候生产力”。所谓气候生产力就是以气候条件来估算的农业生产潜力，即在当地段的光照、温度、降水等气候因素的作用下，假设作物品种、土壤肥力、耕作技术等作用都得到充分发挥时，单位面积可能达到的最高产量。这是自然条件影响粮食产量最直接的科学表述。降水生产力（TSPn）和“气温生产力”（TSPt）都有科学的公式来计算。（注十六）由于过于专业，本处从略。

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t）

农作物的自然生长力与气候有关，主要是与气温和降水有关。从气温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上可以看到所选的年度与历史平均水平的偏离幅度。偏离幅度小的即正常年景。图十五•四中可以看出，从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气温生产力的偏离不是最大的。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五十六页。

降水生产力时间变化曲线（TSPn）

【资料来源】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第五十九页。

写完了这一部分以后，我心里还不踏实，想找高素华当面求教。高素华是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已退休。经多方周折，我于二零零五 年八月三十日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采访了她。一见面，就感到这是一位很有科学素质的女性。讲话很客观，不偏激。她说：“我们的研究没有政治影响，是纯自然科学研究。客观情况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高素华一九六三年毕业于沈阳农学院农业气象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气象局工作到退休。她看了我的上述文字，认为我的理解是正确的。她说：“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金辉先生发表了《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其中提供了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一八九五-一九七九）》，该表是由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专家根据全国一百二十 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的，逐年记录了这八十年间全国及各地的旱涝态势。最后得出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三年风调雨顺的结论。金先生的这篇文章被人广为引用，影响很大。

我请高素华看了金辉先生的《风调雨顺的三年》一文。高素华看后说：“我们搞农业气象的不用水文站点的数据。水文数据和农业气象数据不可比。水文数据对研究径流是有用的，但不能用来对农业气象作出判断。”她还说，旱灾和涝灾对农作物的影响不同，一度旱灾和一度涝灾是不对等的，所以，把上述水文站点的旱涝度数进行数据处理是不合适的。高素华说：“我们气象学者不用‘风调雨顺’这种带有情感色彩的说法，我们只是用数据证明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注解：

[注一] 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

[注二] 刘少奇：《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办法》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三三七页。

[注三] 见本书“大饥荒对中国政治的深远影响”一章。

[注四]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第七五四-七五五页。

[注五] 孙广忠等：《中国自然灾害——献给“国际减轻自然灾害十年”活动》，北京，学术书刊出版社，一九九零年，第五-六页。

[注六] 张晓、王宏昌、邵震：《中国水旱灾害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十六页。

[注七] 孟昭华：《中国灾荒史记》，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六五-七七九页。

[注八] 张晓、王宏昌、邵震：《中国水旱灾害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二十二页。

[注九]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十五页。

[注十] 薛暮桥：《苦战三月，改变全国统计工作面貌，实现全国统计工作大跃进！》，《统计工作》，一九五八年第十四期，第三页。

[注 十一] 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一九九三年，北京，第一四二-一四三页。

[注十二] 李文海主编：《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注十三] 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北京，气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注十四] 魏光兴、孙昭民主编：《山东自然灾害史》，北京，二零零零年，第一三五页。

[注十五] 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著：《中国自然灾害区划研究进展》，北京，海洋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四十四页。

[注十六] 高素华主编：《中国农业气候资源及主要农作物产量变化图集》，说明部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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