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30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六 八大二次会议：总路线终于形成
在一个党单独执政的情况下，这个党必须团结一致，必须统一思想。当然，思想只能统一在领袖的思想上去，团结只能团结在领袖周围。凡是与领袖不一致的，只能放弃自己的看法，服从领袖。如果个别领导人和领袖公开对抗，那就是“分裂党”。“分裂党”是十恶不赦的罪名。刘少奇、周恩来之所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过八届三中全会、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大跃进的势头已定。毛泽东高速度发展战略已被全党所接受。在成都会议上总路线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现在需要开一次党代会，把总路线确立起来。这就是八大二次会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半年前开了一个八届三中全会，现在又要开八大二次会议。这两个会有什么不同呢？八届三中全会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八大二次会议的全称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者是中央委员会，后者是全国代表大会。从法律地位上看，后者高于前者。
八大二次会议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到五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会上听取并讨论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邓小平的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听取了谭震林作的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说明；增选了中央委员。
刘少奇的报告接受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对国内主要矛盾的估计，正式否定了八大的决议。报告严厉批评了“反冒进”，指摘反冒进造成了生产建设上的“马鞍形”（即一九五七年低于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八年）。全面阐述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阐述中，刘少奇特别强调速度，要求“尽可能地加快建设”，以以论战的语气尖锐地批评了“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度紧张。”、“有些人怀疑多快好省的方针会造成浪费。”、“有些人担心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会在经济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怀疑农业生产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长。”等对高速度怀疑态度。刘少奇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调子说：
有人批评我们“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说得正对！难道我们能够不好六亿人民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吗？难道我们应当好小喜过，绝功弃利，安于落后，无为而治吗？（注四十三）
刘少奇在报告中要求各级领导“真正地能够站在群众的前面，运动的前面”，对群众的热情“应当十分爱护，绝不允许向群众泼冷水。”
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讲话四次，在五月八日的第一次讲话中，他广征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讲解放思想，无所畏惧，讲年轻人胜过老年人，讲学问少的胜过学问多的，讲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讲这些的目的还是超英赶美。会议期间，他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毛泽东当时可能没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后变成了全民破除科学；他提倡的“敢想敢干”变成了全民的蛮干，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后变成“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狂想；他说的“高贵者最愚蠢”成了打击专家、学者的根据。
在五月八日的讲话中毛泽东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扬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毛泽东这时站了起来，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这时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泽东就着林彪这个话头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知识分子？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独裁统治，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实际。可惜的是，你们说得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注四十四）
毛泽东在五月十七日的讲话主要是讲国内外形势。在讲到农村有人叫没有粮、油、布时，毛泽东说：
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粮油布都没有了？柯庆施同志给我讲过，在江苏做过一次统计，一九五五年县、区、乡三级干部中。百分之三十闹得最凶，替农民叫“苦”，说统购统销“统”多了，他们是哪些成分呢？这些干部的成分都是富裕中农，或者先是贫农、下中农，后来上升为富裕中农的。所谓喊农民苦，就是富裕中农苦。富裕中农想存粮，不想拿出粮来，想搞资本主义，就大叫农民苦。下边这样叫，地、省、市、中央没有人叫吗？没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农村的影响吗？问题是你站在哪个立场上看问题。是站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还是站在富裕中农的立场上看问题。
毛泽东这段话堵住了干部的嘴，谁要说农民没有粮食吃，谁就是站错了立场。如果一个干部犯了立场问题的错误，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一九五八年冬天以后的三年大饥荒中，明明农村没有粮食，很多干部不仅不为民请命，反而还说农村有粮，原因就在这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不止一次讲过这样的话。
讲到“准备对付灾难”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讲到：
假如党分裂，要乱一阵子。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如高岗、饶漱石那样不顾大局，党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会出现不平衡。当然最后还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党代会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更要注意，要顾大局，谁不顾大局，谁就会栽跟头。凡不顾大局搞分裂的，有什么好结果？……高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顾大局闹分裂有什么好处？不应当闹分裂，闹分裂是不对的。（注四十五）
毛泽东在这里警告对总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没有好下场。周恩来彻底投降了，没想到一年以后又跳出个彭德怀出来“搞分裂”。这段话为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埋下了伏笔。
对于反冒进的批评，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已经很彻底了，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批评火力不减。周恩来、陈云再一次作检查。陈云在检讨中说“反冒进的错误是看不见和低估了当时群众生产高潮的伟大成绩，是夸大估计了当时财政和市场的紧张情况。”“如果不是得到毛泽东的及时纠正，听任这个错误发展下去，必将使命我们的事业受到很严重的损失。”（注四十六）周恩来在五月十七日的大会发言中说：
这次会议是一个思想解放的大会，也是一个充满共产主义风格的大会。大会的发言丰富多采，生动地反映了人民在生产大跃进、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设奇迹和革命气概。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半年超过几千年。处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要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为这种共产主义的豪情壮举所激动，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认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设路线的正确。同时，也更加认识反冒进错误的严重。我是反冒进的主要负责人，应该从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训。（注四十七）
接着，周恩来再一次对反冒进作深刻的检查，还把反冒进的错误同右派进攻联系起来。他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把话题转到对毛泽东的歌颂上：
中国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离开或违背他的领导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发生错误，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错误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反过来，做对了的时候和做对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领导思想分不开的。（注四十八）
周恩来说毛泽东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发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泽东，整个会上对泽东的歌颂声不绝于耳。陶铸在发言中不仅歌颂，还要求全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说：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深入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来，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偏向，过分强调学习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了学习主席著作，这是不对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好的教科书。……毛心席的著作不仅是我们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设胜利的伟大武器。（注四十九）
人们普遍认为，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实际上，陶铸比林彪早了好几年！读者可以对照一下，林彪几年以后说的话和陶铸的话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铸的专利权？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在专制制度下，争相向皇帝献媚、争相邀功取宠，本来是正常现象。这是在专制制度下的必然现象。
王任重发言的题目是《如何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从六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其中颇有新意的是“大辩论，大字报，大检查”：“干什么，辩什么，哪里不通哪里辩，方式灵活，田边地头，床头灶头，会内会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间，都可以辩。一场辩论之后，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后保守容易克服，先进经验好推广了。”王任重这个“发明”很快在全国推广，辩论会实际是批判斗争会。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倡的“插红旗”“拔白旗”风行全国，不知多少说真话的人被摧残在“大辩论”和“拔白旗”之中！
柯庆施的发言内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绘了十五年以后的美好情景：人人知书识理，大家都能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苍蝇、蚊子、臭虫、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断子绝孙，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共产主义的最后建成，也就离我们不远了。
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是惊人的一致。从五月八日开始大会发言，口头发言一百一十七人，书面发言一百四十人，都表示完全拥护这条总路线。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发言不仅完全支持总路线，还把已经很高的指标，再进一步调高。
五月二十三日，会议作出决议：一致同意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在这次会上，大跃进已经开始。思想一旦统一，经济官员们急忙把总路线落实到具体建设指标之中。
国家计委负责人李富春的发言题目是《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他把超英赶美的设想一一落实到令人振奋的指标数字上。这些指标得到了大会批准。他说：“一九五八年的形势完全说明，第二个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跃进的。”
中央各部门唯恐说自己落后，他们的跃进指标又远远高于国家计委的指标。冶金部长王鹤寿的发言题目是《十五年赶上美国》他说，明年钢产量达到一千二百万吨，一九六二年达到三千万吨以上，一九六七年达到七千万吨以上，一九七二年达到一点二亿吨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铁道部长滕代远在发言中提出了十五年内修建十二万公里铁路的安排。农垦部长王震发言提出十年内开荒三亿亩。没有大会发言的部长们也向大会提交了本部门大跃进的报告。交通部党组的报告是：《全党全民办交通，水陆空运大跃进》；纺织部党组的报告是《在五年内纺织工业主要产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林业部的报告提出五年内把十五亿亩荒山全部绿化…..。（注五十）
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们，又把中央部门的指标分解到各自的省。为表示自己紧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标。省委书记们竞相向毛泽东表示效忠，你的指标高，我比你还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还要快。这些指标，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实际，除了毛泽东以外，是没人有敢提出质疑的。
中国有句古话：“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是在专制制度下，下级官员迎合上级的情形。一九五八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处在一层一层的权力阶梯上的官员们，总是把最高层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极端。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除了进一步鼓吹大跃进以外，又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有些中央领导人说：党的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本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光辉范例，同时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学说的新发展。”“拥护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拥护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注五十一）“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这恰恰是残酷的现实！八大二次会议后，毛泽东意犹未尽。他对“跃进”这个词儿不停地玩味和欣赏。这中间还有一个插曲。五月二十五日，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彭真送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社论，说“跃进”一词是这篇社论最早使用。毛泽东立即挥笔写了一段话，称赞最早提这个词儿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重看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觉得有味，主题明确，气度从容，分析正确，任务清楚。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对立的。自从“跃进”这个词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发表时，我们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国内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几位）科学家。
毛泽东五月二十六日上午七时（注五十二）
其实，周恩来使用“跃进”一词比这篇社论早一百四十天。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两处使用“跃进”这个词。周恩来看了毛泽东表扬《人民日报》社论，好像自己的专利权被别人侵犯了一样，连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送给毛泽东，并标明“跃进”这个词在第九页和第十四页上。同时为自己反冒进的错误辩解，但辩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谦恭的，对自己首先发明“跃进”一词的估价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现将政府工作报告单行本送上。在第九页和第十四页上提到一九五六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
我又将这个报告读了一次。觉得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是“冒进”的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多快好省的方针和农业纲要四十条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使其成为从量到质的跃进。我在这次党代会上发言，说那是“开始觉醒”，经过三中全会，杭州、南宁、成都、三次会议的整风，和接触了一些群众的实际活动，才真正认识到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正确和力量。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为我在这半年多的整风中思想并无抵触，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的落后。
这也足以说明为什么我在政府工作报告发表后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对一九五六年建设是跃进的发展的估计并不能起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作用。必须在《人民日报》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和十二月十二日两篇社论根据三中全会主席宣告的精神进行号召，才能起动员舆论、促进运动的作用。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真理，单单选词相同，这是形式问题，主要看立的什么旗，破的什么邪。《人民日报》两篇社论立的是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大旗，破的是反“冒进”而“促退”的邪气，所以能够提纲挈领、势如破竹地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因此，我认为，《人民日报》这两篇文章有同样的价值和功劳。
周恩来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夜（注五十三）
看来，“功不在禹下”应是周恩来，而不是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为了不埋没周恩来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功劳，毛泽东把周恩来送给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信件发给到会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发给到会各同志
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十一时
功过已经分明，思想已经统一，总路线已经确定。全国很快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总路线的热潮。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总路线的旗帜插遍全国》，其中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全国所有的报纸按同一口径发表文章。文艺界也开足了马力，全国每一个角落，颂扬总路线的歌声如潮：跃进，跃进，再跃进！
邓小平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总书记。周恩来因“反冒进”挨批，陈云那时也不受重用，国务院很多工作就转到书记处。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是当时的权力枢纽。在“三面红旗”方面，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积极支持者。大跃进时期许多决策，都出处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不过，“大跃进”的问题暴露以后，邓小平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但他还坚持对“三面红旗”的支持。改革开放以后的出版物对邓小平大跃进这一段时间的情况极力回避。
从一九五六年九月的八大一次会议到一九五八年五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国内基本矛盾的估计上，对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都从比较实际向错误的方向转变：强调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不顾实际条件强调高速度发展。在这个向错误的方向转变中，毛泽东无疑起了主导性作用。但是，从制度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内不仅缺乏一种对主要领导人的纠错机制，还有一种把领导人的认识推向更加错误的机制。当时毛泽东的确有点头脑发热，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现了毛泽东的思想偏差，并在实际中进行了纠正（反冒进）。但是一旦毛泽东坚持己见，纠偏的人放弃了纠偏，反而附和毛泽东。其他的人不仅不支持纠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泽东一边，把毛泽东的错误认识更推向极端。为什么没有纠错机制？这是专制制度固有的缺陷。一九五八年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仅是领袖和领导集团的错误，而是制度性错误。
注解：
[注四十三]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秘书手记》上，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一九页。
[注四十四]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下午四时五十分，《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五九-一九六零），第七十二页。
[注四十五] 以上毛泽东的话引自《毛泽东思想万岁》中的《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和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上，第三三二页，三八零页，三九零页。
[注四十六] 陈云：《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七九八-七九九页。
[注四十七]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毛泽东秘书手记》上册，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三六九页。
[注四十八] 同上，第三七零页。
[注四十九] 同上，第三五九页。
[注五十] 同上，第三四零-三四六页。
[注五十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八二一-八二二页。
[注五十二] 《看重[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后写的信》，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五四页。
[注五十三] 李丹慧：《也谈以“跃进”一词代替冒进——词从何而始》，《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二期。《周恩来同志的信——“跃进”一词的来源》，存吉林省档案馆，全宗号：一，目录号：一-一四；卷号：七十五，第九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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