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杨继绳《墓碑》（八十二）

【新唐人2014年2月28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著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二十二章 粮食问题

要研究中国的大饥荒，必须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短缺就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加速推行工业化，增加了城市对粮食的需求；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减少了粮食的供给。粮食供求矛盾日益尖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切资源都在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对极为短缺的粮食，中央政府对其生产和分配实行直接管理。控制越严密，粮食越短缺；粮食越短缺，控制更加严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粮食战争”：这种“战争”每年一次，到一九五九年以后，天天、月月都有。这是政府和农民的战争，是工业和农业的战争，是城市和农村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伤亡的大多是农民。被国家机器严密控制了的农民是弱者。为了粮食，农民成了政府无限压榨的对象。政府一感到粮食紧张，“征购任务必须完成”这句号令，就会迅速被政权机器物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层层放大，到农民那里就成了巨大的灾难。

一九五八年以后的大饥荒，是在粮食统购统销的制度背景下出现的。统购统销，消灭了粮食市场，扼杀了使粮食增加产量的市场动力；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取得食物的权利，每一餐饭都仰仗政府供应。集体经济，又剥夺了农民通过个人的加倍劳动，生产食物的权利。统购统销和集体经济又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从这个意义上说，大饥荒是计划经济制度的必然。

一 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一九四九年的五千七百六十五万增加到一九五四年的八千二百四十九万，五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注一）而粮食部统计的一九五三年城镇人口为九千一百八十二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比国家统计局从户籍统计的数字多一些。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统购数由一九五零年的三百五十五亿斤增加到一九五三年的七百二十一亿斤，三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中央十四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一九五零年为一百，一九五一年为一百四十七，一九五二年为二百二十八，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注二）在一九五二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四十亿斤的赤字。六月三十日，国库存粮由一百四十五亿斤减少到一百零五亿斤，特别是各大城市粮食库存大幅度减少。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一九五三年六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注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一九四九年为一百，则一九五零年为一百一十七，一九五一年为一百二十八，一九五二年为一百四十五，一九五三年稍高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百分之十。（注四）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城市对粮食需求的增长。一九五三年，需要国家供应的商品粮的人口为二万四千七百八十八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六百五十九亿斤。详见表二十二•一，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国家征购粮食七百二十一亿斤，和一九五二年相比，产量只增加百分之一点四四，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百分之二十点一。

【资料来源】 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表二十二•二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数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农业税加上收购，两项统称“征购”），一九五零年占产量的百分之十三点四五，一九五三年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七七。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我们将会看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将会大度提高。

【资料来源】同表二十二•一。

当时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沿海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零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二百五十一万六千九百五十六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八，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作原料。自一九三一年以后，洋麦入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一九三三年，每年十二个月中有十个月用洋麦作原料。（注五）

一九四九年以后，停止了洋麦进口，还有少量粮食出口。粮食部长章乃器一九五四年九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五十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为了搞好粮食平衡，一九五二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收钱、保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收粮，保证粮食收支平衡。收支平衡的手段就是尽可能多收，尽可能少卖。在统购统销之前，粮食部和粮食商人争粮，统购统销以后，粮食部就和农民争粮。粮食部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自由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度为六十一比三十九，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度为五十六比四十四。当时估算，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七百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二百七十五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四百三十一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二百四十三亿斤）。光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注六）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党外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这种看法表明，统购统销和农业集体化是计划经济的需要，这势必加剧政府对农民的压榨。

二 统购统销以后农民基本没吃饱过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因病在外地休息，由薄一波主持工作。此时，各城市粮食进一步紧张，此时陈云顾不得养病，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八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一九八一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注七）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力，把全部粮食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五千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这种作法当然会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注八）

在专制制度下，剥夺和保障是并存的。中央政权剥夺了老百姓的劳动成果，但给老百姓以最低生活保障。从陈云肩担两个“炸药包”的体验可以看到，一个政权想为其被统治者提供必要的保障是非常困难的。政权不是万能的，“一家包天下，天下靠一家”是很难很难的。所有的国家主义者都轻视了这种困难。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除国家以外，任何人都不得做粮食买卖。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国家，不能卖给他人。《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中规定，“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一亿万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略低于国家的定量。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

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实行的。在农村的口号是，把余粮卖给国家。实际上，地方官员为了超额完成征购任务以显示自己的政绩，农民卖掉的不是余粮，而是被强制性地把口粮、饲料和种子也卖掉了。

一九五四年九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上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一九五三年七月-一九五四年六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七点七八，一九五四年六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当时，粮食部和中央财经办公室提供了一九五四年全国粮食库存减少的数据：

四月六日库存为四百七十七点九三亿斤；

四月九日库存为四百六十九点六一亿斤；

四月十二日库存为四百六十五点七九亿斤；

四月十五日库存为四百五十六点五二亿斤；

四月十九日库存为四百四十六点四二亿斤；

四月二十三日库存为四百三十四点五零亿斤；

四月二十八日库存为四百二十二点八一亿斤；

四月三十日库存为四百一十六点五六亿斤；

五月六日库存为四百点五四亿斤；

五月十日库存为三百八十九点四三亿斤；

五月十三日库存为三百七十八点九六亿斤；

五月十七日库存为三百七十点二零亿斤；

五月二十日库存为三百六十点七七亿斤；

五月二十四日库存为三百五十二点八四亿斤；

五月二十七日库存为三百四十六点零二亿斤；

六月十日库存为三百一十七点三八亿斤；

六月二十二日库存为三百零一点九八亿斤；

六月三十日库存为二百九十八点九二亿斤。（注九）

中央财经办公室和粮食部紧锣密鼓地向中央提出这样一组数字，有如一次次警报，可见当时主管粮食的干部们心情之急。国家领导人眼看着全国粮食库存从四百七十七点九三亿斤逐日降到二百九十八点九二亿斤，心里也一定无比焦急。这种焦急的心情将转化为加强对粮食的统购力度，转化为统购指标的提高。

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征收三百零九点八亿斤，收购五百六十九点七三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八百七十九点五三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九八，（注十）而一九五四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湖北省浠水县农村，那时由于打场后粮食全部被强迫卖给国家了，秋收后一个多月，农民就没有吃的。这时乡政府不得不再开供应粮食的条子，农民拿着条子去买粮食。每到星期天，我们这些小学生都到三里以外的乡政府去排长队开条子，每次只开五斤到十斤。我们拿着这宝贵的条子再到五里以外的粮库去排队买粮食。

和有些地方比起来，我的家乡还算幸运的。为了完成过高的征购任务，有的地方，对没有完成征购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五十三人搜屋三十六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一百一十一人。”（注十一）

据粮食部统计，一九五四年统购中死亡七百一十人，其中自杀五百六十六人，自杀未逐三十五人，送粮而死的七十四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一百五十人，河北一百三十人，河南一百零八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

一，在购粮运动后期（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四、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 “中山港口事件”。（注十二）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二千零二十二万斤，上级下达了三千三百万斤任务，实际完成二千九百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三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八人，扒衣服挨冻十六人，吓跑三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九个县统计，共有五百七十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二百五十七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一百七十八人，罚款二十四户。（注十三）

浙江省一九五四年粮食产量一百四十一亿斤，征购共五十一亿斤，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三十六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一九五五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百分之七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百分之一百一十二。统购中顶牛，死了一百三十四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四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七十二户，只有三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一百二十六个村，这样的村有三十九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二十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注十四）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俱，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注十五）

在统购统销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反抗和严厉惩罚。湖南常德地委作出的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注十六）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注十七）四川省德昌县在一九五四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二十五次，判决二十九人，其中死刑一人，有期徒刑二十三人。（注十八）一九五三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九次，判处死刑二人，有期徒刑五人，管制二人。（注十九）一九五四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一百一十四人，十六人被处决，五十六人判有期徒刑，九人管制。（注二十）

大量的农民反抗事例表明，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一九五五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注二十一）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一九五三年出口粮食三十二亿斤，一九五四年出口三十九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作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一九五五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三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一九五七年六月国务院五十二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一九五六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一九五六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三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注二十二）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注解：

[注一] 《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八十一页。

[注二] 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五四年九月。

[注三]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五五-二五六页。

[注四] 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五四年九月。

[注五] 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 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粮食部资料。

[注六]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二五八页。

[注七] 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五年，第一六一八页。

[注八]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二零八页。

[注九] 粮食部、财委粮食组：《全国粮食库存逐月减少情况》。

[注十] 《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一九五四年六月十五日。

[注十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二九一-二九三页。

[注十二] 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三一-二三二页。

[注十三] 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十四] 《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长吴植椽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二四四页。

[注十五] 《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二四二页。

[注十六] 《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三十二页。

[注十七] 《云南省志•粮油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四十一-五十一页。

[注十八] 《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六一五页。

[注十九] 《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四四九页。

[注二十] 《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二九七-一二九九页。

[注二十一] 《粮食部拟提供李先念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材料》。

[注二十二] 人民日报社论：《坚决同漠视民命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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