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5年五月，窦太后去世，汉武帝真正走上领导大汉王朝迈向强盛的道路。
在汉武帝再度掌握朝政的第二年，他召见大臣，商讨国家方针大政。曾作《天人三策》、让汉武帝相见恨晚的董仲舒亦在其中。董仲舒从儒家思想出发，再次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设立推荐人才的察举制度并使之规范化，提出以各郡人口多寡定举人之数以及“四科”之制，并建议成立太学培养人才。没有了阻碍、渴望着大一统的汉武帝，开始正式推行董仲舒的建议。
独尊儒术
西汉初期的帝后将相虽然多好黄老之说，但因为朝廷的放任态度，对各家学说都一视同仁，都设立“博士”。与现代的意思不同，博士是古代学官名，始于战国。秦始皇时有博士七十人。汉承秦制，诸子百家都有博士。身为博士之人要精通古今学问，可以回答天子的下问。显然，当时黄老说并未取得独尊的地位，而儒家学说同样得到了发展。
公元前136年，即崇尚黄老学说的窦太后尚在世之时，汉武帝就曾为《易》和《礼》增置博士，与文帝、景帝时所立的《书》、《诗》、《春秋》博士合为“五经博士”，而五经都是儒家经典。此举并未遭到窦太后的反对，主要原因一是武帝只是扩充，二是设置五经博士并不意味着排斥其他学说。
汉武帝二度掌握朝政、接受董仲舒“尊儒术”的建议后，五经博士的地位更为重要。此后，除了儒家学者外，其他任何学派的学者都丧失问津“博士”的资格和机会。不过，即便是儒家学者，要想成为博士，所研究的也必须在“五经”之内，即在一个方面或多个方面有所成就，超出这个范围也无法成为博士。
史料载，汉武帝“独尊儒术”主要推崇的是“公羊春秋学”。这是研究以《公羊传》解释《春秋》的学问，《公羊传》即《春秋公羊传》，或叫《公羊春秋》，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着，专门阐释《春秋》。最初只有口头流传，汉初才写成书，并曾受到汉景帝的重视。
而汉武帝之所以推崇公羊春秋学，应与其所阐释的“春秋大义”包括尊王、维护中央最高权威、主张“大一统”等，深深契合汉武帝的宏伟志向。在公羊春秋学研究方面颇有声名的除了董仲舒，还有公孙弘，后者在第二次被举荐后，被拜为博士。其后，公孙弘先后被擢升为左内史、御史大夫和丞相，还被封为平津侯。
公孙弘曾提出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其思想中既有儒家的仁义、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也有法家的因能任官、法义结合、赏罚分明等，这与汉武帝的治国理念同样契合。而儒家与法家在赞成君主制、大一统方面是一致的。
对于汉武帝“尊儒术”的落实，公孙弘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于公元前124年提出并拟定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前者大致要点是：
一、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二、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三、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四、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及补官条件，则主要是以“通一艺（经）以上”、“先用诵多者”为准，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
上述措施在扩大儒学的影响、扩展经学的应用范围，起到重要作用。如博士官弟子的设立，并免除他们的徭役赋税，使儒学研究者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为“尊儒术”提供人员保障；而从学儒者中提拔官吏，也吸引了大批读书人，使经学之士在官员中的比例逐渐增大。
显然，儒学成为中国王朝正统统治思想，是通过汉武帝尊儒术、设置五经博士和博士弟子等，以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形式确立的，儒学的这种地位延续到清朝都没有改变。
不过，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并没有彻底排斥其他学说，更没有采取灭绝百家的极端措施，其“罢黜百家”仅仅是罢退诸子学官，而且允许其活动，甚至对有才能者亦加以任用；前朝的一些信奉黄老说的大臣们也仍被重用。
按照司马迁的记录，汉武帝是“悉延百端之学”。而其施政思想中除了王道（儒家），还包含 霸道（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等。要知道，五经中的《易经》也是道家和阴阳家的经典，《书经》则是夏、商、周三朝的行政法典。
显然，汉武帝尽管重视儒家学说，但却不拘泥于一家，而是为了其统一大业，选取诸家学说中有用之处为其所用。
兴办太学
太学中的“太”即第一的意思，中国人喜欢把高、大、甚、最这些意思，与“太”字相关联。譬如太阳、太空、太子等等，而太学就是指最高学府，即天子掌的中央大学。
上古时期中国已经有高等学府，董仲舒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夏、商、周三代的大学称谓也各不相同，西周时太学一词出现，西周时的太学又名“大学”，天子和诸侯均设之。当时的太学不是单纯的学府，还是举行祭祀、宴会、选拔武士、议定作战计划等场所。直到汉武帝时期，太学才成为专门传经授业的中央官学。
兴建太学的建议亦来自董仲舒，他对汉武帝建议道：“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在尊儒术的思想下，公元前124年，汉武帝接受公孙弘提出的具体办法，设太学于京师，并选出5名最有学问的鸿儒做五经博士，还选拔50名最优秀的青年做博士弟子（太学生）。学生学习的课程为五经，考试通晓其中一艺者便授予下级咨询官吏之职，优秀者可充任皇帝侍从，更加优异者破格提拔。
除了太学，各郡国也开设学校，设立学官，置学官弟子，待遇相应参照太学生。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势的强大，西汉太学不断扩大，博士弟子逐渐增多。昭帝时100人，宣帝时200人，元帝时1,000人，成帝时达到3,000人。平帝时由王莽辅政，竟然扩招至10,000人。
无疑，汉武帝草创的太学虽然规模有限，但大学教育雏形已经形成，汉武帝通过太学不仅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儒家学者和官吏，也为自己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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