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官方秘密档案：大饥荒中农民抢粮与反抗

北京时间：2016-12-19 00:00

【新唐人2016年12月20日讯】1958-1962年间，是民间和中西方独立学者认为的“大饥荒时期”，有至少3,600万中国人被饿死。官方和非官方说法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共发动“大跃进”、“浮夸风”和“共产风”是导致这一惨剧的主要原因。

曾有人质疑当年大饥荒的惨烈程度，理由是当时没有出现大量的饥民抢粮和抗争。针对这种质疑，2014年第8期的《炎黄春秋》曾刊登题为《大饥荒中农民的反应》的文章，描述了在大饥荒中农民为求生存抢粮和抗争的多个事例。

大饥荒中抢粮事件不断

文章称，在大饥荒期间，抢粮事件在全国各地不断发生。

如1959年4月11日，山东省长谭启龙从济宁给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及省委书记处写信，并请转报党中央、毛泽东：“由于措施失当，生活没有安排好，抢粮、闹事此伏彼起，郓城闹的最凶，抢粮达130多起，有万余人参加，抢去粮食19万多斤，有的结伙持枪到外县抢粮，并打伤了人。3月22日，金乡曾有100多人埋伏在公路两旁劫车抢粮。”

5月31日，谭启龙又给济宁地委并西部地区各县委写信，说马岭岗公社“春节前后，社员交到食堂的粮食已经用完，有的食堂停伙，群众情绪不安，有的准备外流，有的酝酿抢粮”，“春节以后局势更加紧张，到处闹粮紧，80%的户数要国家供应粮食，大批劳力外流，近千头牲口死亡，水肿病发展到1,800多人，扒树皮、吃青苗现象很普遍，社会秩序混乱，抢粮闹事此起彼伏。”

而在贵州，省粮食厅党组书记、副厅长王民三在1960年12月的日记中也多次写到抢粮和恐慌：

12月12日，“浮肿病一天天在发展，大街上抢粮、抢饭、盗窃时有发生。”

12月18日，“这几天各地告急电话、电报雪片般飞来，病人、死人、抢粮、盗窃等等，多得我都看不完。”

12月27日，“据生活办公室收到的报告，各地发生有十几人、几十人、几百人抢劫粮食的事件，小偷小摸就更多。就连贵阳也是如此，在大街上走路时不敢拿着东西吃，会突然被人抢走。大家最担心会发生更大的抢劫粮食仓库的事件。”

1961年1月28日，王民三在日记中再次写道：“看到中央一份材料讲到辽宁省的情况，全省发生群众性的抢粮事件3万多起。沈阳学生吃不饱饭举行罢课，有的绝食斗争。农村吃粮标准只有二两。”

在安徽省，《安徽省志．公安志》总结说：“经济困难时期……哄抢事件尤其是哄抢粮食、食物的现象多有发生。

仅在1960年12月，安徽芜湖专区发生大小抢粮事件180起，据查清的96起，统计抢走粮食3.6万斤，1961年初全省又发生抢粮事件65起，抢走粮食万多斤，直到1962年春仍有抢粮事件发生。抢粮事件主要发生在群众生活困难大的地区。据淮南等13个县22起抢粮事件调查，参与者5495人。

1960年12月，甘肃省公安厅和兰州铁路局联合给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指出，今年以来，铁路运粮的车被抢、被窃十分严重。据统计1-11月共发生案件782起，其中抢夺、偷粮436起，损失成包粮食13.3万斤……

1961年1月24日晨8时30分，甘肃省公安厅向甘肃省委、西北局政法组、公安部汇报：元月以来，我省铁路沿线，特别是河西的酒泉、张掖、武威等车站和一些错误、困难严重的地区，群众性的抢劫事件十分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生500多起，损失粮食近百万斤……涉及面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大，有些地方全局动荡，社会混乱。大部分县、市和车站都发生了问题。武威车站由上旬的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到20日增至四千多人，由小偷小摸到成群结队地公开抢劫，以至发展到整个列车被劫。

农民反抗地方志记录表述隐晦

文章还称，1958-1962的大饥荒年间，地方志的大事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组党、进行起义的记载，其中尤以四川、贵州、甘肃等省为多。这些记载，大多表述隐讳，语焉不详，但也有一些透露出与缺粮、抢粮有关。

如贵州遵义专区多部县志就提到了所谓的“反革命组织”和“暴乱”：1959年11月，习水县官渡人民公社和平管理区前丰生产队转业军人李泽江、李银江兄弟等为首组织的“中国工农党、反产起义军”17人被捕获。“首犯李泽江、李银江早在10月就公开与党对抗。上级布置征购任务，他们不但不积极发动群众运粮入仓，反而在群众中煽动说‘不解决口粮，还要运粮入仓’‘要粮只有组织起来到官渡去背’。

1960年8月15日，织金、普定县和六枝市交界地区，以代天荣、何昌雄为首组织“忠勇人民起义军”，聚众暴乱，抢劫商店、粮库。暴乱波及4个公社。

四川涪陵专区石柱县的记载，则明确指明反抗的目标是“抢劫国家粮食物资”：1960年12月25日，以陈树清为首的百余人，在黄水农场六大队破坏电讯，吊打干部，抢劫国家粮食物资。陈树清在翌年12月24日被枪决。

而在甘肃省，1961年1月间发生哄抢粮食事件就达五六百起，损失粮食百万斤以上，牲畜近万头，还有大批百货，使交通陷于瘫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