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泪油画背后 沦为泄欲和生育机器的女知青们

油画《我的前夫》,是当代知名画家王国斌先生知青系列油画中的代表作。

画中的新娘和新郎,端坐在土窑洞前。新郎是村里男人中的幸运儿,穿着新布鞋和新的粗布衣裤,脸色黝黑苍老,手指粗大扭曲,笑得合不拢嘴。

新娘是位回城绝望的女知青,她的坐姿有意偏离新郎一侧,也许有一丝羞怯,也许是因为下意识的嫌恶和恐惧。而她的眼神,则透出无限委屈、忧伤和无奈。

她已经无家可归,她的父母也许身陷牛棚或遭不测。她脚边的旅行包是她的全部嫁妆。标语、牧羊铲和角落的胶鞋说明新娘是个放羊的知青。她脚上穿的一双红色绣花鞋与她浆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是那样的不和谐。她嫁给了老羊倌,做了那个时代的祭品。

这幅油画,原来有一个更为凄美的名字——《青春之歌》。可以想像,之所以改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背后肯定有“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有意淡化画作的悲剧色彩。

尽管如此,仅仅油画的细腻描写,就足以勾起人们对那个悲惨年代的回忆。在2007年首都博物馆展出时,当场就有几位知青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是观众留言最多的作品。

知青网友柳燕春波观看了作品后,在其博客上发表了观后感:

静静地注视这幅画,我看到女知青眼里的恐惧;看到她无声的眼泪,满脸的愁容和她无助的焦虑;看到她对命运的失望,对未来前途的绝望,对自己处境的悲凉。从她歪斜别扭的坐姿,已经看到她今后生活的坎坷,这不是青春少女应有的神情。

这幅画确实很震撼,不仅是让人流泪,泣不成声,还有锥心的痛。这幅画让我回忆起了那难以忘怀的40多年前的知青往事,看到了我那些至今还留在农村的同学的身影。她们扎根农村,与当地农民结了婚,过完全不属于她们的生活。

有一位女知青,被一家农民抢去藏起来,说要给他家儿子做媳妇,当女孩的爸爸去找她时,她竟然被藏在一面用挂毯遮住的墙里的柜子里,周身一丝不挂,那家人说怕她跑了。看她被折磨得又黑又瘦,同她爸爸一起去找她的知青女孩难过的泪流不止。但最终,他爸爸也没能把女儿要回来,反倒被气得大病了一场,后来终因气郁过度,离开了人世。

后来,这个女孩给农民生了两个孩子后偷跑回家看母亲和弟妹,顺便看了一个知青女同学。为了隐蔽,她们约在一个公园的小树林里说话。她用冰凉颤抖的手握着女同学的手,边说话边非常害怕地左顾右盼,说怕那个男人跟踪。看她年轻的脸颊被恐惧愁苦扭曲的没了往日的秀美,女同学无法忍住眼泪。

结果,她从公园出去还没回到她妈妈家就已经被发现,抓回去后被那个男人吊起来打的很惨,还不容许任何人去看她,没过多少年她就失去了她那年轻的生命。她的死,让认识她的人非常痛心,到现在她的同学依然没法忘记她那颤抖冰凉的手。

那些与农民结了婚的女孩子们最困惑的是,结婚后她们彻底地失去了归属感,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真正的农村人,她们的心被残酷的撕裂了,她们有些人无奈地永远地留在了农村。

有一位上海女同学,在安徽下乡7年。她在农村拚命苦干,是县里的先进标兵典型。作为扎根农村的典型模范,她被迫与当地农民结了婚,生活在一个很穷很偏僻的大山里,从她们生产队到山外的一个小镇要走两天一夜。

她是上海出生成长,可结婚后她的户口被落在农民的家里。后来,她到城里读大学时申请离婚,可是那时候政策不允许离婚,学校分配也是按哪里来回到哪里去的政策,毕业后她还得回到那个男人的家里继续她的苦日子。

让人特别伤感的是与农民结婚的女知青们,结婚后为了孩子不得不再一次牺牲自己,永远地埋葬自己的希望与渴求,永远地失去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知道有三位女知青与农民结婚,生活在荒凉戈壁风沙口的地方。因为孩子,无奈地在那里生活了四十几年。一位现在身体多病,生活困难。另一位是年龄大了,也为了能让孩子在城里上大学,搬回了城市,住在父母去世后留下的一套小公寓房里。哪想到,才刚刚回城,窝还没摀热,她就因癌症而匆匆地走了,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悲哀。

还有一位下乡后失去生命的女孩,她悄无声息地走了,永远都不能再看爸妈一面,永远都无法实现她的梦想。她的魂魄留在了农村,让父母和亲人望穿了双眼,哭断了肝肠。

一位知青朋友看到油画后对我说:我妹妹从城市去边疆做知青,回不来城,后来只能嫁当地农民,就是油画上的结果……..不堪回忆..妹妹已经过去了,累的,病死的……..

他说:我妹妹可不是油画中的“前夫”,而是一辈子都在那儿了,死后也埋葬在那儿!这十年,每逢“清明节”,我都下乡去给她上坟!但愿她在天堂中回城!找到她向往的爱情。

……..

这位知青网友在最后说,每看到或听到令人心碎的知青故事,总是几天都不能平静。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部还活着的历史,每一位知青都有最深的体会。

其实,这些埋葬青春、遗骨他乡的女知青们,固然是当年上山下乡的女知青中被悲惨的一族,那些最后得以回城的女知青,又何尝不是在心底留下一个锥心的伤痛?

冯骥才在他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中回忆,当年一群热血知青被骗到北大荒,等待他们的是无边的劳累、饥饿和寒冷。一个个花样年龄的小姑娘,只为了一时温饱,不得不委身给当地的老职工甚至残废工人。

文中还说,有一个团的招待所所长、参谋长和团长,以不干农活儿、有吃有喝为诱惑,把许多女知青调去,实际上三个人轮流糟蹋,先后一百多女孩子惨遭蹂躏。

这个文章里记载的,正是当年女知青们的典型经历。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尘劫.知青畅想曲》一书记载:“在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第八期会议简报上我们可以看到: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

“据国务院知青办简报第11期登载,……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

据刘小平《安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述评》(原载《安徽史学》)一文记载,安徽全省“破坏上山下乡案件”中,对女知青的性侵犯占了一半以上。案由基本是:利用职权,以帮助招工、升学为诱饵对女知青进行奸污,或趁人之危进行强奸,或以物质引诱,以关心生活为幌子。

而女知青们最后返城的“回城证”,又有多少是以贞操和屈辱换来的?具体数字更是无法统计。

去年腾讯网刊登一篇《女知青用肉体换回城?》的文章披露,女知青返城上大学、参军和应聘工作时,很多单位都要先检查处女膜,中共中央还专门下发文件叫停,由此可见当年女知青境遇的凄惨。

文章最后说,上山下乡是一场悲剧,女知青的遭遇则是悲剧中的悲剧。在女知青的肉体上狂欢的,是那些基层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不难想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女知青们其实没有选择;更不难想见,何以大量的强奸案,会被办成“通奸案”……

……..

在近年来的报导中,经常见到女大学生被拐卖到穷乡僻壤的悲惨故事。一个个花样年华、憧憬着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女学生,被牲口一样贩卖,成为那些乡村穷汉发泄欲望和生儿育女的工具。那些为了一己私利泯灭人性的人贩子们,则成了人们谴责和咒骂的对像。

然而,被那个荒唐年代“拐卖”的,境遇同样凄惨的千千万万的女知青们,她们却没有人可以去怨恨。

那些被拐卖的现代女大学生们,还有侥幸逃出虎口,或者被解救出来的希望。而在那个荒唐年代里,全国都成了一个大牢笼,女知青们却无处可逃,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凄惨的承受着那一切。

这一场全国范围的“大拐卖”,将千万无辜女子送给底层干部和乡村痴汉们无偿享用的,葬送了无数的青春。而这一切,却不是为金钱,而只是为了一句荒唐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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