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之殇:长沙6千知青大逃亡始末

【新唐人2017年05月18日讯】中共前党魁毛泽东发起的上山下乡政治运动,导致约1600多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派往中国农村地区,在这场历时十多年的运动中,几乎一代人的青春全部被葬送,难以计数的知青因遭迫害。由于难以承受下乡之苦,1967年,湖南长沙还曾发生6000知青大逃亡事件。

据《知青笔记》记载,1964年9月,长沙市6000多名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

在最初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青人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为病重的农民献血,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不少人还写下:“誓把青春献给中央,扎根农村……”

直到1965年,江永有4个长沙知青不幸死亡,一个是在风雪中迷路冻死,在一场大火中丧生,一个身体虚弱干活累死…..4人的死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并引发出一些问题。

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农民将猪牛栏屋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死亡的情况不断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在这时,有人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斗争,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知青们出身黑五类也一一被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当地还成立了所谓的“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宣言:“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历时66天杀人事件才平息。

这场血腥杀人事件影响到周边10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6000名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上了黑名单。同年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4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呯!呯!呯!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伯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伯明的死决非偶然。他是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

当时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伯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都被称做黑五类,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人员,罪名是,在49年之前,为自己的岳父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每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直到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知青集体大逃亡

王伯明被枪杀后,消息传遍了各大农场、各公社知青点,长沙知青极为震惊,他们悄悄地聚拢商议,不能坐以待毙,在当时已经荷枪实弹的民兵到来之前,只能逃跑。

当晚,6000名长沙知青的大逃亡拉开了序幕。但也引来了一场更大的血腥屠杀。

江永铜山岭农场跃进队的知青集中在队部“接受教育”,当场枪毙了两名地主、两名地主子弟,吊死了一名妇女,并说,今天处决的是第一批。

在惊慌中度过了一天的99名知青,挨到夜深悄悄地聚拢,一个挨着一个摸黑离开了队屋,连夜紧张行动,最后,一行人搭乘三部“运尸车”到了长沙。

同年8月19日,零陵地区的长沙知青9名死于枪杀,15名受伤。之后,桃川农场知青俞沛昌中弹后流血过多死亡。连结交通要道的江永大桥被炸毁,对外联络中断,长途汽车停开。

江永大桥炸毁后,从道县往永州成了一条回长沙的捷径。白水公社临近道县,先有一队人侥幸混过去了,第二批走的4名男生险些丢掉了性命。他们搭上一部过路邮车,结果在暴乱中心寿雁被抓,关了6天,每天惨遭一拨一拨的民兵殴打。

那些人用扁担用砖头将几个手无寸铁的知青往死里打,4人被折磨得毫无动弹之力。命悬一线时竟出现了奇迹,当地有一人认出了他们,这人找来了一驾马车,装满稻草,将四人藏进稻草里戏剧性地救了出去。

王伯明死后的3、4天里,京广线沿途的郴州、衡阳、株洲以及广西的全州等地火车站所有的月台上,全被逃难的知青占据了。正值时局混乱,列车晚点,知青上不了车。

这群人几天的疲于奔命,已是衣裳褴褛、形同乞丐,黑压压的一片,8月底,历经千难万险的知青们终于从各路回到了长沙。

他们个个蓬头垢面、拖着褴褛行李的人,3、5人一组、几十人一队,既看不出年龄也难分出性别,一路爬煤车爬货车回来的更是面目全非。家长看着自己的孩子都落泪。

但在同年10月8日,中央安置办下达了《10.8通知》,要求知青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不要逗留城市。

各级领导开始劝导知青回乡,并对其父母施加压力。长沙城的大街小巷贴满了针对知青的巨幅标语:“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刚刚惊魂甫定的知青,特别是父母还在监狱、五七干校、挂牌批斗、甚至生死不明的,看着心里就很难过。

通知出来以后,各区派出所公开抓逗留的知青,有的派出所一天可抓3、400人,关起来然后用大卡车送回江永。此时的知青家长更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含着眼泪为子女作返乡的准备。

有一位知青徐的母亲,将仅有的200元钱缝进了儿子的棉裤里,然后,跳下了长沙北门的一口“彭家井”自杀了。

按政策,知青徐是不应该下乡的,他出生时就成了弃儿,被当时一位“官太太”收养。中共窃政之前,养父抛下母子俩独自去了国外,从此音讯全无。养母苦熬了20多年,年老体衰丧失了生活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经常挨批斗,洁身自好的老人不堪受此羞辱而自杀。

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也贴上了封条。

10月底,逃亡回城的知青大部分已经被迫返乡。仍有部分人躲藏下来,在长沙的河码头、建筑工地,凡那些报酬最少、活儿最脏、社会地位最低的人堆中,必有隐藏的知青在……

而重回江永的知青中,仍有不少人未逃脱被捆绑被殴打的命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再次成了斗争靶子,夜里和四类分子关在一起,白天在民兵的枪押下出工。

事实上,类似长沙6000名知青的惨剧,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几乎遍及中国所有农村,知青历史充满了血和泪,几乎一代人的青春全部被葬送。

直到文革结束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原来,毛泽东和中共,当年之所以要把成千上万知识青年赶到农村去,纯粹是为了解决城市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社会问题。

这场运动不但是知青一代人的伤痛,也是国人的耻辱,可称为是中华民族之殇,留给一代知青的精神和肉体的创伤永远不会痊愈。

(记者李文馨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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