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15日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入侵东北，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国民政府才正式宣布抗战。中共长期宣传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不抗日。事实上，在那期间蒋介石曾多次强调“争取时间为抗日做准备”，这一点在诸多史料中得到证实。
中日军事实力的差距
据史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力羸弱，内有中共在野威胁政权，外有日本侵华；前有各列强瓜分，积贫积弱，后有日本蓄势待发、野心勃勃。中日军事实力的差距摆在明面上。
根据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记载，“七七”事变前，日本陆军人数是中国的两倍，日本的枪械是中国的近三倍，轻机枪、重机枪、掷弹筒都达到了中国的两倍，野山炮更是达到了中国的五倍——中国12门，日本64门。按照数据估算，中国两个师还不一定达到日本1个师团的实力。
中国空军在七七事变时只有600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305架，约为日本的19％。到抗战开始，只有223架飞机能参战，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20人。而早在1920年代，日本海军旗下的十艘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争”开始时，就已是世界上最大乃至最先进的航母舰队之一。
中国海军更是无法和日本匹敌，“七七”事变前夕，中国海军共有120多艘舰船（包括东北海军、广东海军），总排水量11万吨，约占日本10％。中国海军不但数量绝对劣势，而且舰龄老化，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是1896年光绪时代从英国进口的，舰龄已41年。装备最好的海琛号，是1898年从德国进口的，排量仅为2950吨，航速每小时19公里。
而日本海军总计有舰船285艘，排水量115.3万吨。实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日本的妙高、高雄等巡洋舰排水量是13000吨，航速每小时61公里，无论个头、速度、火力都高出中国几个档次。
即使是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短短数年内，中国经过努力，在军事方面翻新了列阵，在国防工事、经济建设、外交求援方面，国民政府都做了一番准备。
蒋介石“卧薪尝胆”
早在1928年北伐战争中，日军制造的“济南事件”就让国民革命军遭到巨大损失，当时蒋介石虽选择了忍让，但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屈何以能伸，不予何以能取。犯而不校，圣贤所尚，小不忍则乱大谋，圣贤所戒。慎之！勉之！”
《蒋总统秘录》中记载，南京国民政府底定关内后，蒋介石回忆北伐经历中的济南事件时，曾痛心疾首地说：“明知种种挑衅，为帝国主义与革命势力两不兼容之确证，却又不得不为避免革命顿挫而竭力忍受；但对方态度简直不复以国家待我中国，且不以人类待大陆人。此种欲忍不能，欲发不能之苦况，永留在余之脑海，虽千年万年，亦难磨灭！”
在早期，蒋介石一直希望以外交方式抵御日本的外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寄希望于诉诸国际联盟，避免冲突正面化。
数月后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交防，苦战数月后，在国联的积极斡旋下，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日军在沪驻军，国民政府迁都洛阳。
但蒋介石明白，中日最终不免一战。他在日记中写道，“倭寇攻热（指进攻热河）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人关，或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之独立，使我中国分块独立，得陇望蜀，不征服我全中国，必不休也。”，事实证明，1932年7月，日关东军果然向热河进攻。
蒋介石的学生陈诚在1936年11月，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演讲时说：抗日战争发动的“越迟越有利，这样才可以争取准备的时间。”
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从当年的财政预算中也能得到印证，中政会抄送促成1933年度预算案指导标准等函中规定“本年度除国防军事外，不许新设任何机关”。
国民政府秘密筹备抗战
“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调集约120万军队开进华北。而在上海，蒋以开办国防训练班为名，并以张自忠为总负责人，构筑从上海闸北一直到杭州的钢筋混泥土堡垒防线，共7条，到1937年基本完成。
事实上，南京国民政府很早就认识到国防建设的重要性。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军事案》指出:“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今日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俾国防计划归于完成。”
经钱昌照提议，南京国际政府于1932年11月1日，成立了专司抗战国防总体规划之责的秘密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蒋介石亲自兼任该会委员长。
至1934年9月，各项调查统计工作基本就绪，其工作重心转向各项具体的国防建设方案的规划，尤其偏重于重工业建设和能源开发的设计。先后制定了《重工业建设计划》、《战时燃料及石油统制计划》等。这些计划拟订后，经过不断修改完善，抗战爆发后大多付诸实施。
整修要塞、海港是早期国民政府为抗日备战所做的一项重要准备。1933年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这项工作全面展开。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南京政府向德国订购了大批要塞重炮，其中一批平、高射两用炮于七七事变前夕运到，星夜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个要塞。
至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除了建设国防、整顿军力，国民政府也在经济方面下了一番功夫。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以紧急法令宣布改革币制，施行法币政策。规定即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所有银币、白银一律交由指定银行兑换法币，做到白银国有。
法币政策实施较为顺利，到1936年底法币占货币流通额的比例由币改时的67%增为78%。币制改革的施行，有利于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迅速调集人力、物力与财力以应作战之需要。
在交通方面，国民政府一方面修建新的铁路、增设军用站台、军用岔道。另一方面，对旧有铁路进行改造，主要是更换铁轨，加固桥梁，添购车辆，改善信号系统。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10年间共修铁路3793公里(东北三省修筑的1600公里未计在内)，使中国本土(东三省未计在内)铁路共达1.2万公里。
依靠国际联盟 争取外援
蒋介石主张依靠国际联盟，争取外援，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32年，国联曾出面调解中日“一二八”事件，并发表调查团报告书，判定“满洲国”是日本军人的产物。依靠国际正义舆论不断地对日本的侵略行动进行谴责，日本在国际上陷于被动与孤立，最终退出了国联。
此外，通过国际管道，国民政府与外国以物资交换一些先进的军用装备。1936年4月，南京政府与德国签订了一项一亿马克的物资交换协定，其中规定：中国每年可用二千万马克在德国购买机器与军火，之后以价值一千万马克的钨砂及其它原料来抵偿，十年还清。
1935年，蒋的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云贵等地。1936年7月，蒋介石在送别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顾问，英国人李滋罗斯时就说到，对日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继续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
蒋介石定下将四川作为抗日后方根据地，他认为“中日之战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必须是一场持久的抵抗，其间要放弃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大陆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以空间换时间，在大西南建立复兴基地，利用持久消耗战略，最后取得胜利。”
国民政府入川秘密备战
蒋介石入川后加强了对四川的全方位控制，并秘密进行了国防建设。蒋介石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再次写到：“若为对倭计，以剿匪为掩护抗日之原则言之，避免内战，使倭无隙可乘，并可得众同情，乃仍以亲剿川、黔残匪以为经营西南根据地之张本，亦未始非策也。当再熟筹之。”
1933年7月，国民政府要求济南兵工厂与四川第一兵工厂合并。1935年，蒋介石到达四川后，要求在重庆周围建设飞机制造厂。据《蒋中正总统档案》记载，他致电宋子文：“德国翁克斯飞机制造厂厂址决在重庆附近建筑，勿再变更为要。”
蒋介石还要求航空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陈庆云：“重庆、成都须积存四个队半年用之汽油。”同时致电兵工署长俞大维：“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来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行迹。”
为了保证全面开战后的资源供给，1934年9月至1935年4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全国实地做了大量的调查之后，制定了多种资源开发计划。另外，国民政府斥巨资投入重工业与军工业。一大批工厂也一早投入生产进行国防建设。
其中，刘湘在防区制时代开办的兵工厂，在1935年就能年产步枪18万支，轻机枪15000挺，大口径迫击炮1000门，炮弹10万发，机枪、步枪子弹2亿发。这样的生产能力已经超出了当时的作战需要，抗战爆发后这些兵工厂也为抗战所用。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摘自《从1933至1937，蒋介石为抗战都做了哪些准备？》作者卫诗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