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日讯】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陈伯达的“大名”。他自称“小小老百姓”，却一度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第四号人物”。
史料是这样评价陈伯达：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他号称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共的舆论总管，却捉刀杀人，负债累累；他一生摇摆不定，却又左右逢源，既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又是林彪的“亲密战友”、江青的“马前卒”；他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却把自己跌入罪恶的深渊，成为阶下囚……文革史作家芭荼撰文《奸佞陈伯达的厚黑人生》，回溯陈伯达坎坷人生。
陈伯达的犯罪历程
芭荼的文章说，陈伯达曾在接受采访时回顾一生，不胜感慨：“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革’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汲取教训。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
1904年，陈伯达出生于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家庭的贫困潦倒，并没有在他幼小的心底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记。早年的陈伯达浪游并没有使他找到一个安稳的栖身之窝。
1926年夏季，陈伯达来到了福州，此时正值中国第一次国民革命的高潮时期。国民革命军独立师师长张贞，率部驻防福州。经他的朋友张党党的介绍，陈伯达结识了张贞。
张贞是陈伯达的同乡，对他颇为赏识。原因据说是张贞看中了陈伯达的笔头，聘请陈伯达为秘书。
1927年，张贞率师北上攻入浙江，打败军阀孙传芳，一直打到南京，被蒋介石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上将军衔。可是，在福州，陈伯达却突然离开了张贞部队。与中共党员陈少微常来常往。受陈思想的影响，他开始倾向于共产党。
1927年3月下旬，张贞收到来自南京的密电，要张贞就地处决陈伯达。但张贞没下毒手，并秘密通知陈伯达，要他立即逃离福州。陈伯达逃往厦门。不料，追捕者跟踪而至，他只能前往上海。
陈伯达搞“三面红旗”
当时的上海已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陈伯达面临着严峻的考验。23岁的陈伯达，在左翼与右翼之间已来回晃动过多次。然而，那“就地处决陈伯达”的密令，却使他无法再向后退一步。陈伯达取得了与中共党员陈少微的联系，要求加入中共。陈少微成了陈伯达的入党介绍人。
1937年9月，已经从苏联回国7年的陈伯达带着妻儿，来到了延安。在延安的一次座谈会上，被毛泽东相中。散会后，陈伯达成了毛泽东的座上客。之后不久，陈伯达被调到毛的办公室工作，成为了毛的政治秘书。陈伯达在这一位置，做了不少的事情。
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这“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飞舞，卷起了一派“左”的狂潮。
事过一年，“三面红旗”阻力重重，处境难堪。1959年7月23日，毛在庐山会议的一番讲话，谈及人民公社的“发明权”，才兜露出来人民公社的“发明家”。陈伯达曾经坦率地承认，人民公社这个“歪点子”是他出的，“发明权”属于他。
陈伯达给彭德怀戴上了三顶帽子
陈伯达在郑州会议上因鼓吹极“左”经济理论，挨了批；上庐山之前，听说会议的主题继续纠“左”，也就把他的政治赌注押在批“左”这一边。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上山之后，会一下子从纠“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转为“反右倾”。在这大转弯的时刻，陈伯达差一点被甩了出去。
陈伯达在此悬崖的边缘，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来了一个大变态。迅猛地投入“反右倾”斗争之中，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批判彭德怀，批评那个曾是他多年上司的张闻天，大骂彭德怀是“旧军阀”，并给彭德怀戴上了三顶帽子，那“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说彭德怀是“背有反骨”的人，才好不容易化险为夷。
文革组长 开始组阁
1959年10月21日，当陈伯达写完长文，送呈毛泽东，毛当即批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加了按语，印发全党。此文向全党印发之后，陈伯达得意忘行，“理论家”的牌子又响亮起来了。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人称“中央文革”，是中国历史上的怪物。但陈伯达却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直到取代了中共中央政府局！毛亲自提名陈伯达为这个“小组”的“小组长”。随后陈伯达便开始“组阁”。
陈伯达已经清楚意识到江青势力的崛起，即毛本人当然不会亲自提名江青，于是，陈伯达“机灵”地说出了江青心中的意思，让江青当组长，他当助手！毛虽然否决了。但江青便成了陈伯达“组阁”名单中的名列第一的副组长。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1966年8月2日，中共中央补发通知，通报“中央文革”成员名单，共14人：组长陈伯达。顾问陶铸、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谢镗忠、尹达、穆欣。以后又补充四名组员：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
但是，1980年12月，“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陈伯达被带上法庭。
陈伯达栽倒江青反革命集团手下
1980年11月28日上午，法庭初审陈伯达，讯问他是不是于1966年亲笔将戚本禹上送的，要求批斗刘少奇报告中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陈伯达说他想不起来。
当讯问到陈伯达于1968年5月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时，他又说“真的记不起来了”。
可是，当法庭把签字批准逮捕陆定一的影印件给他看时，陈伯达突然恢复了良好的记忆力，不仅承认是他签字同意的，还说：这是江青逼他干的。得罪了江青，又不行。他如果不接受，江青会迫害他，迫害他的全家。
12月18日，法庭让陈伯达作最后的陈述。陈伯达自知罪孽深重，语调悲伤，当庭声称：批斗刘少奇，他负有大罪；对陆定一的专案，他批了十条，是有罪的。对冀东组织的冤案，说了一番话，后果他一点也不知道，他不因此而推卸责任，应该把他的罪恶解剖出来，公之于众。
1981年1月25日，法庭作最后审判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力5年。
1988年10月17日，陈伯达服刑期满，结束了18年的囚徒生活。
1989年9月20日，85岁的陈伯达，正在和儿子、儿媳吃饭，突然头一歪，碰到墙上，当医生来时，心脏已停止跳动。
陈伯达追随毛害死几千万中国人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发起的一场浩劫。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提名为《文革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屠杀》（Collective killings in rural China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专著，作者是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苏扬教授。对于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课题的探索，此书标志着界碑性的突破。
书中说，至今为止无法证实叶有过这样的讲话，但十年文革到底迫害致死了多少人，对中共当局来说，近半个世纪后还是一个违忌莫深的“国家机密”。
新闻界对这一重大课题的报导，当首推香港《争鸣》杂志。该刊记者在1996年10月号上报导了中共自己1978年和1984年的“内部调查”的结果：文革中“2144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一亿两千五百余万人受到牵连、影响”，“420余万人曾被关押、隔离审查；一百三十余万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在武斗中有23万7千余人死亡，7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了。”这一数字接近丁抒的分析推理，学界亦认为比较靠谱。可惜的是：没有公开的官方统计材料可以具体地证实这一结论。由此可见，在文革结束后的近半个世纪来，对死亡人数的研究已经从“估计”上升到“分析”的研究层面。因为中共至今严密封锁他们“内部调查”的档案。
去年在纽约一个大学生的艺术展上，有一件作品《二十世纪大屠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其附件，一份统计表，纪录了42次大屠杀主使人及死亡人数。毛泽东排名第一，杀人数量4900万，说明是”死于大跃进与文革”。
（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