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档:严刑炮制的延安“张克勤特务案”

本文作者:武德山

延安整风运动发展成抓暗藏敌人的运动,斗争升级到“反奸反特”。于是康生带头在西北公学炮制了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王实味的出现,令毛泽东和中共感到不安。1942年毛已经认为,延安到处都有“暗藏的敌人”:“中直、军委、边区干部中知识分子有一半以上……要有眼光去发现坏人,即托派、国特、日特三种坏人”;“医大、中研院、民族学院、延大、科学院、鲁艺、西北局、边区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坏人。”[9]

整风运动迅速阶级斗争化,演变成抓暗藏敌人的运动。西北局高干会议是转折的标志。

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要好好注意清查王实味之类的分子,要客观地、精细地、长期地去清查。”

11月21日和23日,毛泽东花了两个整天,在会上做长篇报告,他厉声谴责党内有“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反党活动。他说,整风不仅要弄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半条心),更要弄清革命与反革命(两条心),要注意反特斗争。毛讲话后,康生、彭真、高岗急忙表态,代表各自主管的单位拥护毛的意见。最后会议决定,实行党员重新登记,划出清洗人数的比例,包括奸细在内的坏人要占到党员总数的10%。康生在会上宣布,整风转入审干、肃反的清党阶段。斗争升级到“反奸反特”。

西北局高干会议后,1942年夏秋,康生带头在西北公学炮制了 “张克勤反革命特务案”。

张克勤,学生出身,19岁,是来自甘肃的中共地下党员。康生、李克农、汪东兴、李逸民等人在研究了张克勤复杂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后,决定拿他开刀。在汪东兴的窑洞里,他们提审张克勤,说“有人揭发你在延安是搞特务的”。一天审问下来,张克勤坚决否认,双方陷入僵局。汪东兴采用了中共苏区搞肃反时的“车轮战”, 三天三夜不许张克勤休息,审讯持续到第三天凌晨。张克勤筋疲力尽,精神崩溃,表示愿意坦白。于是,审讯者要什么,他就提供什么。按照康生、李克农的指示,张克勤被迅即“包装”完毕。第二天召开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让张克勤现身说法,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派代表参加。张克勤按照康生等人的要求,在会上痛哭流涕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参加甘肃假共产党,又如何在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指控地下党是为国民党服务的特务机构。为了立功赎罪,张克勤还供出了十几个“特务”,包括自己的朋友。最后,他编造了自己的转变过程,表示衷心感谢党对他的“抢救”。

不久,康生宣布河南党是国民党特务领导的“红旗党”(意为“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后方四川党、云南党也被国民党“红旗政策”破坏。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开始了批斗各自“特务”的运动。几乎所有来到延安的青年都成了特务嫌疑犯,因为他们都来自国统区,都曾是中共地下党员或是由地下党介绍到延安来的。每个人之前写的自传、反省材料恰好可用来作为特务的“证据”。

建立极权制度架构

1943年3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会议推定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0]毛泽东此时大权独揽,集党的政治局主席、军委主席、书记处主席于一身。

在中共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设立了华北、华中、陕甘宁晋西北、大后方、“敌占区”等各地区。《决定》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各中央局直接向书记处负责”,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也都直接向书记处负责,就是向毛泽东个人负责。整风之后出来了“三个中心”的提法,即毛泽东是思想中心、政权中心、军事中心。

评语:

其实当时揭露延安黑暗、“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的,不止王实味一人。王实味那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等人,把自己作贱、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最后的劫难。

王实味之后,没人再敢说真话,人人开始违心说假话,为中共、为毛泽东唱赞歌,绝对服从的党性代替了人性。

1944年6月,有记者访问延安时观察到:经过两年的恐吓和洗脑,人们“脱胎换骨”了,“以同一的问题,问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延安的空气“几乎使人窒息”。连共产国际的代表都受不了,说延安的情形令人丧气,人人流露出紧张和恐惧……人们不再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背诵党领袖的文章。

注释: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388。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逢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431。

(编者按:本系列文章由大纪元特约作者从中共党史机密档案中整理而成。因安全原因,无法一一注明出处,大纪元将在适当时机公布信息来源。)

——转自《大纪元》

(编辑: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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