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傑地靈】探索 – -我活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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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6年11月22日】我活下來了!咱還可以再幹他一把民主。

人傑地靈】探索 – 魏京生(3):我活下來了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大家說:「你們誰願意做這樣的犧牲?」當時只有3個人有這個膽量,說:「我們不要怕,咱們就往下做。」最後揚光、陸林、劉京生和我一共4個人,決定繼續做下去。下定決心以後,我們就準備開始出版一本小雜誌雖然是小雜誌但依然困難重重。首先,紙就很難找,也很難買到,因為是國家控制的。我們只好去買人家禮品包裝用的紙再多花一些錢,一張一張人家幫我們裁!然後再師傅長、師傅短的,個菸之類的表示謝意。當時,油墨沒地方買,我們滿北京找,終於找到了郊區的一個油墨的小商店我們高興萬分,一下子買了好多瓶!紙和油墨有了,現在需要想方法去借印刷機,當然是找學校去借。一般而言,這種東西,哪怕是手推的油印機,在學校都屬於控制物資現在的人根本無法想像!我們借了一段時間還了,另外再借一個,印一次得借一回,括刻臘版都是自己想辦法等等雖然一切做起來都很困難但是,覺得那個時候人很快樂!他們幾個人我發現都是這樣,心情非常舒暢!我覺得自己這輩子還有機會幹這麼一件事居然共產黨沒有在第一天就把我抓起來,還給我時間幹了,所以特別高興!那時候經常一天連特別是油印的時候,要印完後一張一張對,因為有好多頁!然後拿普通的裝訂機訂書機給訂上。訂好後,也不拆邊就這樣印幾期拿出去發放。第一期當然主要登載的是我寫的“第五現代化”、“續第五現代化”、“再續第五現代化”3,此外,還有人權平等與民主以人權評論為主文章。後面幾期也差不多,只不過加入更多別人的一些文章。辦雜誌的錢從哪里來?那時他們3個人很窮,都是普通老百姓什麼錢劉京生那時是工人說實話工資雖不很高但還是要交給家裡他基本沒掏什麼錢;揚光是學生也不可能有錢;陸林也是小工人還要養活他好幾個正在讀書的弟弟,他是家裡頂樑柱所以他也不可能拿出錢來。當中就只有我最有錢,我賣了一支手錶和一輛自行,得100塊錢。劉生和揚光一人各10塊錢,然後籌集了一共不到150塊錢吧。陸林是我們財政大臣。第一期雜誌出來後,陸林馬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咱們第一期已經花了110多塊錢,第二期的錢從哪來?」我們開了個小會,然後決定去賣雜誌。在民主牆賣雜誌我們是第一個。當時決定賣的雜誌價格還不低,一塊五一份。而那時的“紅旗雜誌”好像只賣兩毛錢一份,當然共產黨有的是錢,可以半買半送,厚一點的歷史研究雜誌也才一塊錢一份。為什麼我們賣一塊五呢?根據我的計算,印了不到五百份,除了送人可賣的並不很多。而賣回來的錢,剛好用來印下一期的。 當時我們來到民主牆,宣佈我們第五現代化不用每天貼一次,印出來了大家可以拿回去慢慢看。但是人群圍上來就搶,搶了就沒法賣了。好幾個人甚至把錢遞過來,甚至是十塊大票遞過來,可找錢時卻找不到人了。後來我們爬到牆頭上賣,但很多人還是這樣,他遞給你十塊錢,拿了雜誌就走了,找給他們錢,他們卻說:「別找,別找,你們收著。」當時十塊錢不得了的,很多人就是用這種方式支援我們。結果收入大大超出預料。所以第二期我們就印了一千多本,後來就是二千本三千本這樣印下去。最後當我們逃跑時,每人居然還都分到了二百多塊錢。我們不妨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一個政治家的作為。鄧小平打敗華國峰,上臺第一件事就是讓老百姓閉嘴,因為他要搞獨裁;第二件事就是打越南,儘管毫無意義。越南並沒有侵略中國,自衛只是在找找藉口!中、越邊界從來就沒有劃定過。邊境產生一些糾紛甚至武裝糾紛也是一種非常正常的事,那也不過是邊界糾紛,越南也沒有什麼計畫要把你中國給打下來。為什麼要打越南?真正的解釋只有一條,即是暴君行為。第一、通過這場戰爭讓愛國主義消滅於正常位置,擴大自己權力。第二、樹立自己的絕對權威。打完越南後,鄧小平絕對權威樹立,修理誰就不像打敗華國峰那樣需要費勁才贏。當時人人都會想到下一步馬上就是要鎮壓國內要求民主的人了,事實也果真如此。鄧小平從越南回來第二天就決定撤軍,第二天就決定鎮壓。根據當時我得到的內部消息,包括西方的情報機構都悄悄透過外國記者告訴我,他們得到的情報是鄧小平馬上要開始鎮壓了。當時我們探索雜誌幾個人開了個小會,我說:「咱們四個人,肯定要進去的,先把情報跟大家通報一下,鄧小平已經有這個計畫,公安部也正準備討論這計畫,說不定哪一天就開始了。」所以我們要做好應變的準備。我當時提了個建議讓大家討論。因為家庭的關係,我比較瞭解鄧小平的性格。鄧小平這個人性格比較急躁,所以我們能不能來個引蛇出洞?當年,毛澤東對付右派也用了引蛇出洞,確實把中國的知識份子整得七葷八素的!反過來,咱們也來個引蛇出洞,首先批評鄧小平在當時的中國絕對是個非常大的事件。鄧小平一怒之下會首先把這個人抓起來,而且肯定把我們4個人全抓進去。 咱們4個人被抓以後,當時的國際社會肯定會有反響,包括跟我們一些友好的外國記者,包括當時的瑪利亞,白天祥,還有很有名的法國記者德隆,以及英國的一些記者,他們都會比較關心。還有一些沒出面的外國記者在徬邊悄悄的觀察,因為他們害怕中國政府。比如美國記者就害怕中國政府,當時中美剛剛開始蜜月期,他們不願得罪中國政府,所以沒有一個美國記者敢來跟我們談話。但是不管怎麼說整個外國記者會有呼籲的行動,因為他們都是幫助民運人士的。後來跟我當時估計的一樣,我們被捕後,北京的外國記者馬上成立一個外國記者俱樂部,表示抗議。當然這個俱樂部現在已經沒有了。我當時跟同伴們說,有了這種反應,鄧小平肯定膽子要小一點,就不敢再抓其他的。因為一看外國記者反應這麼強烈,國際社會反應這麼強烈,他可能會停手。因為他需要得到外國的支援,如果沒有國際社會支持,特別是美國的支持,西方的支持,他往下也沒法搞!所以我估計他會收手,這樣我們民主牆整體可能多活很長時間。所以我們的第一個決定就是引火上身。事實上,民主牆確實最後茍延殘喘的活到81因為遞捕我的時候是79三月然後我們又作出第二個決定。在我最後的一篇文章《要民主還是新的獨裁》貼出來之前,大家把錢分了。我告訴他們,我的東西一貼出來,雜誌一出,你們就趕快撤,都跑到外地去,能躲就躲。如果你們還是被捕了,所有責任都往我一個人身上推。開始,大家不同意,我就強行通過。我說道理非常簡單,幹嘛4個人一起去死呢?至少你們有活著機會,我記得當時揚光還問了一句:「那我們要推到什麼程度?」我說:「全推乾淨,推到能把你們放出去的程度。你就放口說,我不會怪你,你留著你的命,出去還是要搞民主。」後來這幾個人也都在做,89年以後澳大利亞的民運是揚光一手搞起來的。澳大利亞老民運都承認,我們的第一個目的救民主牆達到了,第二個目的救了他們3個人的命,甚至沒有敢想的第三個目的也達到了—救我自己本身。當時,在我貼最後那篇文章的時候,做了這麼個決定,做好了以後我就貼出最後那篇文章,指出鄧小平就是要搞獨裁,而且強調他就是要搞個人獨裁—毛澤東式的獨裁。我想那幾句話對剛從監獄裡出來的老幹部還是很有影響,這些人一聽可能嚇一跳。所以,後來我這條命保下來了。說句玩笑話,真得感謝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那些委員們,當時大家立刻就想到:不能讓老鄧搞獨裁,老毛的人性格已經比老鄧的性格好多了,不像老鄧是殘忍的性格,那整起人來都整的七葷八素,把人往死裡整。要換了老鄧這種性格,坐到毛澤東那個位子,大家還有活路嗎?所以很多老幹部一下子沒有任何理由,就從我的案子開始反對,這樣我才能活命,這是我沒有想到的!當時審判過程挺有意思,他們指控的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我在法庭上進行自我辯護,逐條批駁他們提出的罪名。我從反革命概念開始講,我說:誰是反革命,順歷史潮流而動的是革命,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是反革命。你們現在要搞的是專制,不是搞民主,自己也承認民主是歷史大潮,你們共產黨也說過,你們所有領袖包括毛澤東也說過,世界大潮是民主,你們現在在逆世界潮流,你說我反革命不成立。當然,真正的焦點是在出賣情報上面,他們認為已經拿到證據:「你跟國外記者談話,談到中、越邊境的戰爭。」我說:「當然,我談到了!」我說:「那你拿到的證據能說明什麼?」他說:「那就說明你出賣軍事機密。」我說:「不對!出賣軍事機密,有兩個要件:第一、你得證實我說的確實是軍事機密。那你告訴我說的哪一條是軍事機密?是哪一份秘密文件裡頭拿來的?你沒法證明!這不是一份秘密檔,你沒有認定它是保密檔,你就是政府也不能隨意認定!」爭論的很激烈,這就是為什麼到八二年初很快就製定了保密法。結果辯到最後,法官發現沒辦法辯論下去,他只有一個辦法—就是不斷的把話題扯開。我每次都把話題扯回來:「你講清楚,你不要扯別的!」辯論中間停了十五分鐘。合議庭要去討論,法警還特地、偷偷從食堂買吃的給我,說:「老魏很棒!過癮!」那幾個小法警說了很多這種話,挺有意思的,然後就聽到隔壁在吵,就問他們:「在吵什麼呢?」也聽不清楚,好像在吵刑期,吵定活還是定死。當然小法警鼓勵我,說可定活老魏,可定死不了。當時我以為他們是安慰我,但後來聽說那邊爭論了兩個小時,吵的非常激烈,實際上爭什麼呢?和議庭的人都認為判五年左右就可以啦,而且反革命煽動罪最高刑期也十年,十年以下也可以了;而出賣情報的罪名,不能做實,他罵中央領導也不是那麼嚴重,五年左右也可以了。但上面堅持說要十五年,一定要判十五年,所以大家在爭、在吵。在他們爭吵的時候,我睡了會覺。吵了兩個多小時後,他們把我叫起來準備宣判。站在那等待宣判的時候,看那法官、審判員面無表情,而且法官非常不情願的唸著判決書,唸完了說:「有期徒刑十五年。」我當時一聽樂壞了,我樂得腦子都有點兒暈、身子一晃,旁邊兩法警趕快扶我,:「老魏!鎮定點!」他們以為很多犯人一聽判自己刑就嚇癱了,所以他們有規矩的,要在旁邊撐一下,別讓他癱了。他們也以為我是嚇著了,後來我退下來才告訴他們。我說:妳們不知道,我高興呢,我活下來了!我以為我活不下來了,我高興!留得著青山在嘛,還可以再幹他一把民主。當時劉青他們確實不錯,想辦法把審判我的情況弄出來,當時唯一的一台錄音機還是馬麗送給我的,我留了下來,然後又轉到劉青手裡,當時交給了一個朋友,他是中央電視台攝製組的領隊,他就把這台錄音機帶到場內。後來,劉青找幾個膽子比較大的朋友連夜的把錄音轉成文字。改成文字以後,就是審判之後沒幾天,也就在十月下旬的時候,這東西已經在民主牆公開了,而且印了出來,貼了出來,有大字報的、有印刷的,馬上發到人手裡。劉青拿著那個當場去散發,劉青呆了一會兒還是走了,另外兩個朋友在那散發。公安局馬上就來抄了,把這兩個人抓了起來,劉青就跑到公安局去把那兩個人換了出來:「這事是我做的,跟那兩個人沒關係,只是委託他們幫我散發而已。」這樣劉青給抓了起來了。這個時候國際社會的反應開始慢慢出來了,通過這些外國記者特別是西方記者,把這問題搞得很大,因為中國開始抓人。鄧小平剛開始上臺還很好,可一上來就抓人了,所以這形象就一下子弄得很糟糕。我一進監獄就被送到了死牢,連員警都覺得奇怪,你本來不是在死牢啊?當然,這是鄧小平親自下的命令,這是我後來知道的。就這麼一關就關了八個月。死牢!當時那個中隊長都覺得很不公平,他來找我:「你怎麼老蹲在我這!」「我什麼叫做你老蹲這,是你把我關在這的!」「時間也太久啦!你違反我們的規定啦!我們司法界從解放以後就是監獄管理制度有明文規定:死牢關人不能超過兩個月,兩個月之內如果不結案,你就要送去別的牢子。去吧!你不能老在死牢。死牢環境,不是人待的地方,人在那個地方就關也把你關死啦!」當時管政法的是彭真,我就給彭真寫了一封信。我講你們做的不合乎道理,第一、不合法;第二、不合理;第三、你們也太膽怯了!我寫道,你們那麼大的一個政權幾千萬的黨員,掌握著中國的所有權利;我這麼一個小小的年青人,你已經把我關在監獄裡,你還要採取一種非法的措施來對付我,你們也太膽怯了吧!?那封信寫出以後不久就把我調到K子樓正常號那邊。在死牢的時候發生了好幾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個年青的死刑犯,至於他的案子到底怎麼樣咱們不敢肯定,但是在我看來他有點冤,就是他們兩幫人打架,石頭扔到那邊,死了人,他們這邊的人被抓起來了。在那之前已經聽說過,在監獄裡頭是要把犯人的內臟割去做實驗或是器官移植試驗等等,當時我也是將信將疑。這小夥子臨死了,腦子一下子很冷靜了。臨死前兩天,他不鬧了。他第一天說我對不起我媽,守著寡把我養這麼大,好不容易活到十八歲了,稀�糊塗的讓人一槍砰了,感覺對不起自己的媽媽。第二天,他覺得對不起他的女朋友,他說:「你看我們都已經一起睡了,這樣我一死將來她怎麼嫁人呢? 唉呀!很對不起她!女朋友對我這麼好,這麼好,我對不起她!」等等等等, 想想,突然說:「老魏,我這個人怎麼死得這麼冤枉!我說老魏啊!我早認識你該有多好!我要跟你一起幹,殺了頭,我死了也值啊!」我突然想:「你現在想幫我幹,也可以啊」「可以!?你說什麼事?」我說聽說有這麼回事,割器官,到你被拉出去那一天,你能不能幫我證實一下是不是有把人器官割掉的事。他說:「怎麼證實呢?」我說:「一般人到那個情況都會大喊大叫,如果你看到有把你拉到中間那個大廳,就是死牢那個大廳,如果看到有穿白拉掛、拿手術盒子的這個人,你就喊一句話,反正就是那種情況下你不能喊的一句話,很奇怪的一句話。如果你看到有這個就喊那個,沒看到你喊別的。你要被殺的時候你肯定會喊的,你能不能做?」他說:「你放心,我肯定給你做到!反正也是死了。」我發現其實人到快死的時候,他反倒非常冷靜,腦子變得非常清楚了,因為整個事情變得非常簡單了,他不需要思前想後了。這樣他被人家拉出去到那個大廳的時候,他就在那喊,喊我們那個暗號,也就是說確實是從那個時候,至少從那個時候就已經是在割人體器官了,就是死刑犯的器官拿去做實驗或者拿去給中央首長移植。現在改革開放後就更進一步了,拿到國外來賣錢。既使這樣我還不是非常放心。我趁著有一次放風,跟一個比較年輕的小員警聊天,有一次我突然就問他,我說:「你們把死刑犯的內臟割了以後去給中央首長移植是不是太慘忍了點?」那個小員警沒防備脫口而出,:「那個死的都是壞人,把他們的內臟拿去給中央首長,如果能救活中央首長不是還有價值嗎?」我說:「但是你們沒經過人家的同意啊?沒經過人家的允許啊?」他說:「反正是壞人,死人,幹嘛要經過他允許?允許也是一個死人,不允許也是一個死人!」我說:「那你在大廳裡就給人割了,人血糊拉查的,你還拉不拉去刑場給斃了?」「要,要斃呀,要過一道手續啊,不然檢察院不答應啊。」我說:「那你怎麼弄去啊?」他說:「那簡單!拿塑膠布裹起來呀。你沒注意嗎?中國槍斃的死刑犯都是兩個人架著過去的,那個人其實已經死了,架著那補一槍裝個樣子而已!」我:「你怎麼知道?」他說:「我參加過啊!我去參加過執行啊。」應該說這個員警本身是個好人不是個壞人,在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下你都不會覺得你在做一件壞事。這個員警從頭到尾可以說是個好人,因為我第二次被送到監獄的時候,他已經是這個監獄的監獄長了,他一看見我,老遠的就跟我打招呼,還囑咐其他員警照顧我,說:「這老魏是我哥們。」所以,可以說這個人是個有良心的人,不是壞人。但是,當時他說的那些話,你聽著,你現在聽起來是不是覺得很糝哪,完全沒有人性的一種理論。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每個人都會變得沒有人性,這也是我們覺得共產黨是非常值得痛恨的,必須徹底清除的,把它當作一種毒素去清除的種因,這是很多理由之一吧!這個故事也可以說明人會在那種東西下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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