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并领导实施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但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后果，造成中国社会贪污腐败猖行；贫富悬殊加大；严重的社会不公，导致民怨沸腾，终于爆发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民主运动。时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开辟「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专栏，将陆续刊登和播放专家学者的有关演讲稿和实况录像，以供大家回顾、反思和讨论。
下面刊登和播放的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九日在美国西东大学、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和全美中华学人联谊会联合举办 的『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纪念大跃進五十周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國治理體系的範式變遷』。
【夏明】我想給大家來個比較宏觀的回顧，中國治理體系的幾十年發展。我們都知道中國從毛呢，走向鄧，走向趙，然後再走向江，走向胡。我在四川聽到我的姐夫給我講一個笑話，我覺得四川話講的非常有味道。他說中國是一個「毛鄧」（矛盾）的國家，「胡」來不得的,「趙」（照）這樣下去，「江」（將）來怎麼辦？還「胡」來？
我覺得這個笑話概括了中國的治理體系，感覺非常好。我把中國分成四個治理模式，或者叫做範式。在過去的五十年多中，儘管發生了一些比較重要的變化，某種程度上它们是一脈相承的。
那麼毛時代呢，包括華國鋒的過渡時期，「華時代」是「毛時代」的一個尾巴嘛，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我把它叫做「運動政治」。鄧時代呢，從一九八零年到一九九二年，我把它叫做「試驗政治」。八九年的六四鎮壓和九二年的「南巡」正式標誌著「試驗政治」的終結。江澤民上臺以後，我把它從一九九三年算起，就是說從「南巡」結束後，到二零零二年十六大就是胡錦濤擔任總書記了，我把那段時間就叫做「工程政治」。二零零三年以後呢，胡錦濤擔任總書記，後來就是跟溫家寶搭檔，就是我們所說的「胡溫時代」的到來，把它叫做什麼呢？是「和諧社會」、「 協商政治」呢，還是要再尋找的一個新的範式？
我在《中国人大制度和治理》一书中的研究給出了一個範式，希望能夠影響中國未來政治，我把它叫做「磨合政治」，這是我自己提出的範式。通過這一範式讓我們認識到中國政府的治理趨勢、執政目標、執政手段和執政結果都有些差異。同時帶來了領袖－官僚－民眾的關係的變化，也使得政治－經濟－社會的關係發生一些改變。這四個範式呢，讓我們認識到整個中國治理體系和未來走向的意義。
我們首先講講毛的「運動政治」。毛建了一個「動員型體制」，將整個社會民眾都動員起來，並強迫他們參與到無休止的政治運動當中。就像毛所說的，「類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的運動，三五年就該再搞一次」。那麼我們也看了很多的運動，我不想羅列了。因為我們討論得很多，從三反五反到反右，到文革等等，最後以華國鋒「洋冒進運動」收場。這段歷史留給中國人一個最深刻的印象，是昨天剛謝世的謝晉導演拍的「芙蓉鎮」裏面最後的一幕，王秋赦敲著那個破鑼，用嘶啞的聲音不斷地喊著：運動了，運動了！這就宣佈了「運動政治」的收場。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毛「運動政治」，又可以分出三個不同的小時期：毛以軍事運動奪得政權，建國後他又試圖以同樣的「政治運動」的方式來發展經濟，一但經濟目標失敗，毛及整個共產黨的合法性遭到削弱和懷疑後，毛又以「政治運動」來維護他的政權，整合他的政權。這就是毛的運動政治。
鄧接下毛和華留下爛攤子以後，我們可以說，鄧是迫不得已採取了「實用主義」的執政理念，進入了「試驗政治」的階段。為甚麼我把鄧小平的叫做「試驗政治」呢？因為我覺得鄧小平有幾句話，最好地概括了鄧這一階段的特徵。第一個就是，「貓论，不管是白貓黑貓，能抓著老鼠就是好貓」；第二個呢，就是「摸著石頭過河」；第三個就是「三個有利於」。鄧是在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边缘，整個社會已經失序的情況下被逼上了梁山。但有的地方我們也看到，鄧從延安經驗中汲取了靈感，即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然後「試驗－總結－推廣」。
由於鄧「試驗政治」的目標和手段都帶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鄧在這期間發揮的作用，既不同於「偉大的舵手」、「偉大的導師」毛，也不是他所樂於接受的所謂「總設計師」的定位。我認為，鄧小平的最佳定位不是總設計師。我在二零零零年寫過一本書《二元發展型國家：中國轉型的發展戰略和制度安排》，書中給鄧小平的定位呢，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助產士」。「助產士」這個概念是從蘇格拉底那裏來的。蘇格拉底給「助產士」有三個界定，第一個就是說我是老人，那麼我無力產生新鮮理念了。第二，我可以幫助年輕人接生助產新的理念。第三，如果年輕人產生些狂妄怪異的想法的話，那我就把它給扼殺掉，這怪胎我就不讓他接生，我就把他扼殺。如果用「助產士」這個概念來觀察鄧小平的政治作為的話，我覺得他的兩大手筆，所謂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和沿海特區的建立，鄧的角色都不是「總設計師「，而只是「助產士」。裏面的細節呢我就不多讲了，萬里和趙紫陽在農村搞改革，習仲勳和楊尚昆在廣東搞特區。
如果我們再看鄧小平這一階段最後的兩項作為：「六四」鎮壓和九二「南巡」，鄧又承擔了所謂「怪異思想殺手」的角色。這是鄧小平留給中國人的一個非常龐大的政治遺產。這政治遺產也就是吳國光所說的，「兩個不惜一切代價：不惜一切代價推進中國經濟發展，不惜一切代價維持政治專制。」
我覺得，如果仔細看這兩筆精神遺產，會發現它們是有不同針對性的。我把八九年天安門的屠殺定位於：鄧小平給中國人上了很大的一堂課。天安門這堂大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同年拉薩軍事戒嚴的一個延續。或者說這是一次補課。那它主要目的在甚麼地方呢？就是要對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地区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訴求進行扼殺。也就是傳說的，鄧小平不惜十萬生命換取十年的穩定，這個就是他追求「穩定壓倒一切」的目標。
如果說八九年鎮壓事件是給中國老百姓的大課，那麼九二南巡就是給江－李班子的一堂小課。因為我們知道鄧小平的接班人呢，從智商上面來說是相對鄧小平要低一點。儘管鄧小平也有很多可以非議、批評、指責的地方，但是在這四個階段中，鄧小平恐怕是中國人最好的一個領導。這是我的一個看法，待會兒我們一起討論。鄧小平利用深圳這個「試驗政治」的重要平臺，向他接班人發出了最後通諜，「發展就是硬道理！」「誰不搞改革，誰就下臺」。
鄧小平在他「試驗政治」的早期，對胡耀邦、趙紫陽的旨諭是：政治上我給你們撐著，經濟上你們大膽地去闖。他對深圳的期望是：作為試驗田，作為特區，你們大膽地去探索，為中國經濟闖出一條血路。后来十三大的政治報告，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系統地提出了“試驗政治”的更多設想。但六四和南巡事件後，鄧對他的接班人說，「不爭論了，我們應該集中抓經濟建設」。鄧非常自信地認為，他為中國政治發展找到了藥方。這藥方就是我們剛才討論到的，“軟市場、硬國家”的新權威主義模式。他也提到了要把中國變成另外一個新加坡，或者讓中國出現更多的新加坡。鄧小平為中國找到了明確的發展計畫，這就標示著中國「試驗政治」的結束，進入了另一个新的階段。
我怎麼樣命名中國進入的這個新階段呢？鄧小平自己定位是中國改革總設計師，趙紫陽被認為是中國的改革總執行官，而江澤民給自己找了定位，他說「我是這個中國改革的總工程師」。「六四」鎮壓和九二「南巡」後，鄧小平已經結束了他的「試驗政治」，自信地認為他為未來中國找到了一條路徑。他一下就給中國任命了兩位總工程師，就是江澤民和胡錦濤來執行他這個路徑，確保他給中國指的路徑不被打斷，也就是來維持、運作他的專制發展模式。所以我就把它定位為：中國政治進入了「工程政治」的模式。
江澤民整個「工程政治」，從人事安排上來看，最絕的就是他就職的時候，九位政治局常委，全都擁有工程師的頭銜，「清華幫」成為中國最高領導層的獨特風景線。而最重要的還在於人，還在於思想。在蘇聯模式強烈影響下的“技術官僚”，以歷史決定論為指導，以生產力論為中心，在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工程。
在這種心態下，任何的政府作為都是冠以「工程」之名，所以有很多形象工程、工程一上手馬上變成民心工程，馬克主義工程等等。我把他叫做「工程政治」。「工程政治」的最大的問題在於，為了解決吃飯問題，政府把老百姓作為一個大工程的螺絲釘和機器零件運作。它把政治界定為一個在有限的空間內，可以有確定的答案來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情況下，「工程政治」出現的最大悲劇，就是對教會的鎮壓，對人精神的持續鎮壓，包括鎮壓法輪功。這就是「工程政治」最大的弊端。
二零零三年後，我們看到「胡溫新政」提出了所謂「科學發展觀」，他們所做的「和諧社會」，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對「工程政治」進行新的微調和新的改進。說到底就是中國政治應該怎麼走的問題。胡溫提出了「協商政治」，那麼中國現在走的路是什麼呢？我認為應該是以「和諧社會」為定位目標。但是很不幸地說，今天的胡溫政權，把「和諧社會」不僅僅界定為理念和目標，而且把它作為施政的手段，因為我們是「和諧社會」，因此就不允許發出不和諧的聲音，以這種手段來統治中國社會。
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把「和諧社會」作為一種手段，那麼「和諧社會」作為執政目標是不可能達到的。只有允许百姓通过上访、游行、群体性事件等低层次的冲突，在动态中，和谐才会产生。我們簡直不能相信，胡溫在鎮壓機制上投資的代價有多高。五月份我跟一群電影製作者到四川災區去，我們被十幾部警車圍住，還把我們扣留起來，進行審訊達八個多小時。我們沿路拍了五十多個小時的片子，但是拍我們的人比我們的攝影師還多，有特警有便衣，有穿警服的攝影師等等。這是非常可怕的。
我想為「胡溫新政」開帖藥方。去年我出了一本書叫『人大與中國治理』。在這本書裏我提出「磨合政治」的概念。我認為，只有透過摩擦才能產生和諧，如果不允許摩擦的話，是永遠達不到和諧社會的。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有太多的社會群體性事件、百姓的暴亂和宗教運動。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出現了一大批自絕于党國的老百姓。
很多人的確是對政治漠不關心，但他可以是一個熱心的環保主義者，可以是一個車友會的組織者，他们远离政治，就已经然国家的触角短路。另外的群体性事件、宗教信仰团体的反抗從底層和民間就能夠對中國政府施壓。通過這種摩擦、這種動態的衝突，才能夠製造出未來中國的政治和諧，所以我把它叫做「磨合社會」。我把中國的這幾個治理模式講清楚以後，現在就要總結下這樣說有什麼意義，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東西，我是怎麼思考的。
第一，我在思考中國的治理模式的時候，震驚地發現中國的治理體系就是一個巨大的「利維坦」，吃人的怪獸。首先共產黨在革命的名義下吃掉了自己的敵人。政權建立後，它又在維護政權的名義下，開始吃所謂的政治異己者，就是他所谓的旧政权的殘渣餘孽、國民黨暗藏的特務等等。然後就吃自己過去的盟友，通過公司合營、利用反右等等，把這個過去的盟友給吃掉了，如資本家、知識份子。盟友吃完了以後，他開始吃自己的社會基礎，那些為中國革命做出貢獻的人民群眾成千上萬的在大饥荒中被餓死。接著，又吃自己的子女，先是在文革中讓自己的子女發狂，然後通過「上山下鄉」運動，將他們驅趕到農村，遭受非人的折磨。這一過程也延續到了「四五天安門運動」，和後來的「六四運動」。從文革開始，它不僅吃自己的子女，也自殘手腳。
那麼就是說為了維持他的政治大脑，他开始舍弃自己的手脚，他開始蠶食革命同志，那麼到了最后，我們知道许多的所谓的贪官污吏成为这个“政治怪兽”的飼料。最恐怖的就是江澤民時期了，在反腐败的名义下，通过枪杀和关押而鎮壓共產黨官員的比例比毛澤東時期要多的多。
這種情況下，我覺得很多人自絕于党國那是一大幸事。為甚麼呢？因為我們都不願意身陷囹圄或者去死，不願成為那個政治绞肉机吃人链條中的一部分，不愿成为一个专制社会的殉葬品。那麼這是一個我覺得就是很恐怖的邏輯。
第二，我認為中國患了一種政治敗血症。為甚麼我這樣講呢？我記得曾在馬來西亞參觀過當地的民主博物館。在當時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的像前掛了兩幅像，一個是林肯，一個是溫士頓•邱吉爾。無論馬來西亞的民主多麼不完善，但他們的模仿對象一個提出了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民主國家；一個簽署了《大西洋憲章》，摧毀了法西斯極權政府、捍衛了民主。但是我們呢，中國領導人掛的是馬列斯毛。而斯達林跟毛澤東作為歷史的罪人，這一定论在政治學界是毫無疑義的。另外，我們在討論中對於馬克思沒有進行任何的批評，其實他最可惡的就在於，他還沒有給人類帶來福利的時候，首先要改造人類，要把每個人改造成有高度覺悟和認識的品德高尚者，然後再去實現他的理念。試圖把人性維持在高水準的想法反而把我們的生活變成了「人間慘劇」。
第三，就是「宏大的社會工程」和「漸進的社會工程」之間的區別。我們都知道，卡爾•波普爾批評專制社會、封閉社會，認為最最可惡的東西在於大搞社會工程，也就是我說的「工程政治」的運作。因為喜好大工程，就不允許小規模漸進的社會工程發生。在他壟斷政治參與權的同時，也就阻止了漸進的社會工程的發生。所以，當我們在批判中國專制主義的時候呢，我覺得首先應該進行懷疑的是這種宏大的社會工程。
第四，中國否認人性的多元性。當我們看到毛澤東不斷地講著吃飯政治的時候，他實際上是把人當作動物對待去，把吃飯變成人的全部。而我們認為，吃飯是人類最基本的一個要求，他不是人類的全部。如果要說人類本性的話，至少包括「經濟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只有承認多元性的情況下，人的價值才不單單停留在工具價值的層面，人的「命價」才會提升。中國在地下教會和法輪功要進行宗教活動的時候，它就來鎮壓了；當許多有良知的知識份子想說真話，想做有道德的人士的時候，它又開始鎮壓了。所以中國人的「命價」就非常的低。低到我們只進行一種生物層次上的滿足。而至於其他的人性追求，國家都是可以剝奪，可以扼殺的。這就是我們覺得非常恐怖的地方。
最後一點是關於人的價值。中國共產黨把人的價值，只當作一個使用價值，它沒有想著人的本體價值。我說的「經濟的人」、「政治的人」、「道德的人」、「宗教的人」那就是人的整體價值。在中國未來發展過程中，我覺得我們必須用个人主義，個人價值來對抗國家主義。中國的未來走向應該是一個鑽石的格局。從奧運會就可以看出中國是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一個大結盟。為了抵抗國家主義，我們必須加上一個最基礎的個人主義來對抗它。為了抵抗民族主義，我們必須加上一個全球主義來對抗它。尤其是在范式重建問題上，我覺得必須得考慮這麼一個鑽石的結構。
最後講一講老子學院的問題。中共在全球试图總共建立500来個孔子學院，每個學院要花一百萬進行建設。而我就在網站上註冊了一個老子學院。希望用民間的力量建立一所老子學院，跟他的孔子學院對抗。為甚麼呢？因為從老子思想，我們可以看出對神的崇拜，對來世的追求，對個人主義的強調，對小政府的期盼，對大政府的遏止，希望我們能夠在不久的将来，至少有一所民间的中国文化中心，来推动中国文化的多元解读。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简介】夏明，曾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留学,1997年获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政治学科目哲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获该年度社会科学、人文学和教育类最佳博士论文奖。现为纽约城市大学斯德顿岛学院政治学教授 (获终身教授资格)。复旦大学访问教授 （2007），湖南吉首大学院外教授, 复旦大学选举与人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讲座研究员。 参与过«社会学概论» (1992年高教版)和 «比较政府体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的写作, 著有:«二元发展型国家: 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治理：走向网络治理模式 »两书。现正从事《中国黑社会三部曲》（英文）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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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打：李菊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