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0月4日訊】我在今年7月11日，收到了著名學者何清漣從美國郵寄給我的新作《霧鎖中國》，我一口氣讀了兩遍，每當略感疲倦之時，便在寓所的7樓陽台上遠眺懷想，透過不遠處的綠樹花叢，出現在眼前的不是霧氣與屋脊，而是10多年前深圳的燈紅酒綠之夜，而在嶺南派畫家關山月紀念館旁邊的紫竹苑賓館裡，一個少有的僻靜茶舍，我與何清漣相識。
慕名求見，劉達文協助
1999年5月下旬，香港文匯報在深圳舉辦一年一度的內地辦站主任會議，地點是深圳竹苑賓館，此前我先在5月19日與黑龍江省旅遊局長薄喜茹一同參加了昆明的世博會，爾後我又去香港拜訪了新亞洲出版社的老闆范止安老先生，所以由於日程安排太滿而頗為倦怠，但我仍然想認識何清漣，就向報道過她的香港《前哨》雜誌社長劉達文先生求助。
劉介紹何小姐的情況時說，她很有才學，首先是位學者，然後才是一位敢言的記者。我更加急於去訪問她，這應與劉達文這番話有關。帶上劉先生給我的一個何小姐的手機號碼，我在深圳開會的間隙，與其終於見面了。那時，我還不知道國安特工無所不在的大網，已把我往來港深的每個行蹤，均緊緊地罩在其中，當然也不會漏掉兩個記者的會面對談。
後來2000年12月4日被捕後，特務們審問我時，就首先涉及到這方面的內容：在香港你約見了什麼人？劉達文與你講了什麼？給你介紹了哪些人？在深圳你於賓館門前的公用電話亭，給什麼人打了電話？為什麼不在房間打？我告訴他們，這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報社規定私人電話，不能由房間賬單報銷……那麼你又見到了哪些人？為什麼要見這些人？……當然這些都是多餘的追問。實際上共產黨不缺錢，養得起大量耳目，早對這些瞭如指掌。用國安局特務王福全的話講，不論是在香港，還是在深圳，你見到的人都是反動分子！沒有幾個好人！我們問你，不過是核實一下。
何小姐不希望中國落入陷阱
深圳的初夏之夜已是炎熱無比，但與何小姐飲茶聊天卻別有一種心情涼爽的感覺。此前我對社會官場的腐敗與世風日下充滿憂慮與激憤之情，但不知道中國的出路究竟在哪裏，也不知道這種書生的困惑如何解脫，但在讀過何清漣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之後才豁然開朗，如沐春風，我首先告訴她我的這種心路歷程，何小姐說，與中國的所有的知識份子一樣，她著書立說，只有一個善良的目的：不希望中國迷失方向，落入陷阱。其情真意切，令人動容，但日後其人的命運跌宕起伏足以證明，執政的共產黨並不領會她這番好意。
2006年我出獄後，在朋友處找回一本1999年的日記，雖經兩次抄家，此文字僅存，乃是萬幸。由於當時我計劃寫一篇人物專訪，所以5月24月的會面，我做了比較詳細的記錄。何小姐對我說，之所以她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能在大陸，台灣及海外兩地出版，擁有大量的讀者，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國安局並沒有找麻煩，那是因為她只僅僅是寫作，沒有參加任何組織，也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這一點可能與其他異議人士有所區別吧。
她還介紹說，海外版比國內版多出8萬字，是國內出版杜不得不刪掉的部份，也是書中的精華，所以尤為重要。談到香港版，她說其實香港版先於國內版出版，1997年9月出版。有國安局特工告訴她，這本書出版後，他本人奉命去香港買了12本，說是香港出了一本內容極其反動的書，叫做《中國的陷阱》，政治局委員需要看。
當時，何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學者，連她住在雅禮賓館多少號、兒子多大全都摸得清清楚楚。之所以沒有動手，說是春節前政治局委員們討論了一次，有三種意見，一種意見是說這本書內容極其反動，應該將作者馬上抓起來予以嚴辦；第二種意見是這本書談的基本上是事實，沒有捏造；第三種意見說作者是愛國的，寫的這本書充分反映了改革的艱難性與曲折性，建議讓全黨幹部看看這本書。因為意見不統一，第二種實際上也是消極肯定，並不主張打壓，所以暫時擱置。但春節後亦即1998年2月這本書以《現代化的陷阱》為名在中國出版，短時間內鋪天蓋地，也就沒有必要再討論了。所以她在中國還有生存空間。
何女士不避諱她的研究課題觸及了社會高度敏感問題，她說她注重研究中國當代社會結構性的變化，我開玩笑地說，朱總理辦公室急需你這樣的幕僚，她說中國領導人面對諸多社會矛盾，是習慣用冶水封堵的辦法，而不是疏導引領的辦法，所以他們不可能接受她書中提出的觀點，我附合她的真知灼見，我說他們的確不如幾千年前的中國古代酋長大禹。
這次訪談的選題顯然對香港文匯報來講，過於敏感，所以次日我借開會之機，尋問從香港赴深參加會議的一位報社副老總，此人物專訪可否發表，他一口回絕了。我知道他的難處，他不過是領取高薪，在為共產黨的喉舌打工而已。不過，我通過談話增長了許多見識，的確受益非淺。不能替其鼓吹，我決定通過另外的方式幫助她。因為她說，國內外盜版印發《中國的陷阱》的書販子，發了大財，她本人掙的稿酬太少，但她憑薪水還足以維持生存。她喜歡書，買了1萬多種各類圖書，但住房只有90多平方米，無法存放……怎麼幫她呢？我當時沒有告訴她，卻思慮了許久。
一本簽名書，侯處長愛不釋手
此後不久，我回到了大連，爾後又去了鞍山，我又約見了千山風景區管委會副主任侯政，這是一個副處級幹部，個子矮矮的，戴一幅黑邊眼鏡，其貌不揚，但目光如炬。雖然多年在中共體制內任職，但思想特別開闊，他的許多觀點與何小姐不謀而合，由於已讀過國內版本的《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所以侯處長十分崇拜何清漣，對她很熟悉，還成了她的「粉絲」。
在鞍山國貿大廈一樓餐廳，侯處長與我一同飲茶開懷暢談，很快我把話題轉到了何小姐與她的著作，他說中國再這樣走下去，像鄧小平講的那樣摸著石頭過河，越來越會貧富懸殊，兩極對立，社會經濟繁榮背後滋生的不穩定因素，會越來越大。「摸派」不會長久啊！他又說，何清漣是一個了不起的思想家，她對中國社會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又敢於直言，我很佩服！於是我接上話茬，趨熱打鐵，告訴他我在深圳剛見過她，並得到一本由其親筆簽名的《中國的陷阱》，我取出來送給他，我說，雖然何小姐在扉頁簽了我的名字，但這本書是未刪節的足本，你若不介意，就借花獻佛了。他雙手接過，如獲至寶，愛不釋手。
別看千山風景區管委會，所轄不過是一塊聞名遐邇的風景區，但近年來，隨著當地旅遊業的發展，此處香火很盛，生意興隆，已成為每年盈利上千萬元的國營大企，除了一把手張某之外，做為他的副手的侯處長，就算手眼通天了。而侯處長，以前在鞍鋼黨委辦公室工作，當過中共中央侯補委員，鞍鋼黨委書記劉芥的秘書，故在鞍山廣有人脈關係與組織能力，所以我對他提出了幫助何小姐的請求：搞一個有關《中國的陷阱》的學術講座，把何清漣專門請到鞍山，就在千山風景區裡的大酒店開講，對她除了包吃包住，承擔往返機票，再付一筆講課費，我講了何小姐的生活條件，請侯處長多付點相關費用，幫幫她的忙，侯政處長一口答應：這你就放心吧！我還對他講，幫助何小姐這樣的中國知識份子，就會使她有條件寫出更多的對中國進步有利的書籍，所以說到底也是為了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他當然贊同我的觀點。他還說，場地、人員等細節另議。
正當我關注別人的生存狀況，還在憂國憂民之時，一隻國安的魔掌正在向我逼近，我竟全然不知。後來在失去自由的日子裡，特務鄭義強嘲諷地對我說，你在鞍山搞的一切，講的每一句話，都在龐大的國家機器運作監視之中。你上竄下跳四處串連，唯恐天下不亂。你幫這個幫那個，唯獨忘了你自已姓什麼！現在成了階下囚，誰幫你？這叫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的確，我與侯處長的想法並沒有實現，因為儘管何清漣的觀點十分溫和，願望很善意，觀點很理性，但同樣不被中共所容。她原在深圳法制報任記者，但在與我會面後不久調離了工作。
為什麼何清漣不能到鞍山講課
後來，我給何清漣掛了電話，講明了邀請她來鞍山講課的事情，還簡單談及千山風景區管委會的侯處長，我原以為何小姐會求之不得，不料她因故回絕了。
她介紹說，2000年7月，她應邀到北京西山參加國家體改研究會主辦的「2000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研討會」，7月15日散會，那天下午，原定在北大演講，由哲學系一位老師組織一些假期留校學生召開講座，她攜子打算先去看一位熟人，再去北大，不料在北大西門過馬路時，行至路中，原來停在馬路邊的一輛黑色轎車突然發動，將她與7歲多的兒子撞倒。她們的腿均嚴重骨折，她此時正在家中休息。因為當時她的處境異常艱難，那車禍也來得蹊蹺，故此婉拒了一切外界的邀請。我很失望，又不好再深談，就忙給侯處長打了電話，暫時擱置了援助計劃。處長說，沒關係，大連離北京很近，乘飛機才45分鐘，侯處長答應等過一段時間，找個週末去北京拜訪她。
但人事難測，很快我進了大牢，在被囚禁的日子裡，我會情不自禁地憶起許多人許多事，當然何小姐是其中的一人。為什麼她在出版了力作之後，一舉成名了，卻被身份不明的人用車撞傷，雖生命暫時並無大礙，但整天處於危險之中。這個突發事件的背後，究竟隱藏著什麼陰謀呢？由於我們不過是一面之緣，她不便向我更多地訴說？……再後來我有了短波收音機，我終於知道了她的近況。
由於她知名度太高，太憂國憂民，太明察秋毫，太文筆犀利，所以共產黨明白了：她在深圳法制報當無冕之王，雖然有些報道可以封殺，不讓見報，但沒有辦法摀住她的眼，堵住記者的耳朵，因此對她的恐嚇與騷擾愈來越嚴重，她不得不於2001年6月憤然離開了中國……
實際上，在我看來，何清漣書中的素材幾乎全部來自中國已公開出版的相關報導，並無「國家祕密」，她主要是從這些材料入手，深刻分析了中國社會結構性的變化而已，比如文中講到大連黃色賣淫業的興盛時，舉出的「三女神事件」，並非是其第一手資料，而是摘自中國青年報的一篇稿件。
巧得有趣，那家在薄熙來當政時公開經菅的妓院，正建在大連沙河口區太原街一片民宅中，與我妻妹家僅有一步之距，也就是說，在我親友位於7樓的寓所烏瞰「三女神桑那浴」，其紅男綠女，醜態百出，車來人往，盡現眼底。記得何清漣曾請我把一些相關材料傳真給她，但我因太忙，還未及著手落實，就進了看守所，我再想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訴她，已為時太晚。於是我在獄中歎息，為此深感遣憾……不經意間，時光荏苒，又悄然流逝了整整10年。
原來何女士不過是何清漣
今年2月，我讀到大紀元時報刊載的一篇何清漣的文章，念及往事，就發了電郵向報社詢問，但編輯說文是轉載，一時難知其人聯繫方式。此後我也淡然忘卻。
不料5月25日，大紀元時報社的顧女士給我一個電郵，說她在美國的一個朋友轉告她，有一個姓何的女士很關心我，聽說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她願意幫幫我，請我主動給她去信聯繫，我躊躇了再三，我有點難為情，但想了半天，還是不願失去一次機會，我想她或許是一位事業有成的「曼哈頓女人」吧，若是一個大老闆，我可以在其公司謀份工作……於是我接到了何女士的回信，禁不住大笑起來，她竟是10多年前見過面的何小姐，不，我們都變得老了，準確地講，是何女士了！
何清漣給我寫了較長的兩封郵件，不僅講到當年的深圳聚談，而且還述及彼此命運大同小異的磨難，這多少帶點戲劇色彩的變故，折射出中國這個民主轉型時代裡，進步知識份子的悲哀與無奈。一方面我們的國家執政當局把我們的善意批評，誣為犯罪，進而拒我們於國門之外，另一方面功利性頗強的所謂西方社會，雖有民主自由的空氣，但並非我們想像中的輕鬆求生的樂園，一切都要從零起步重新開始……
何女士在電郵裡告訴我，她不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一直在密切關注我的命運，她說她寫過有關為我申辯呼籲的文字，我告訴她我讀過一些，但可能並不全面。她說，不久前有個機會，她想推薦我做美國某個網絡媒體的編輯，記者，但因我定居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而未果，我對此深表謝意。我油然想起了獄中經歷的許多死去活來的故事，並重新品味其中蘊含的深刻哲理。
媽媽的遺言 多幫助別人就能逢凶化吉
在長達5年的監禁中，我曾有過多次疾病纏身的生命危險，雖然當時環境惡劣缺醫少藥，凶多吉少，甚至幾曾奄奄一息，但最終總能逃過一劫。比如2001年在大連開發區看守所，有一次患上重感冒，十二天高燒不退，無藥救治，只有等死，恰巧此時被以偷稅罪羈押的韓曉光之妻李某，通過私下關係，托人送給他一包專治高熱感冒的藏藥，我服用後立即病就好了……所以，每當一個人孤獨地面壁憶想的時刻，耳邊就會飄來媽媽生前講過的話：過去你曾幫助過誰而沒有私心？如果有，如果很多的話，在生死攸關的節骨眼上，不論你多麼艱難危險，都會有人站出來神一樣助你！……我想起過去幫助過的不少的人，也想起了何清漣與侯處長……由於她的腳疾，我未能幫助她，但我畢竟有一份善意與愛心，如今命運剛好給了我一個同樣的報應，只差那麼一點點，我就可能在美國找到一份我喜歡的工作……不過我不抱怨任何人，我只能說我當年的德性修煉得不夠。
不過我畢竟熬過了艱難的歲月，無數個我曾幫助過的人，反過來亦救了我。不然我就未必能健康地活著出來，並與妻小在異國它鄉團聚。
現在，我展開何女士的力作《霧鎖中國》一書，在第7章「記者成了高風險職業」一節，她列舉了中國記者遭到迫害的一些典型案例，其中有西安的馮劍俠，山西的高勤榮等，當然也談到了我。我認為，這是目前我所見到的，對我的案件進行最準確清晰的一段表述文字。比如，以往很多報道談到我的文字獄，都說中國政府追訴我的罪名是「洩露國家機密」，實際上是以詐傳詐，何清漣的表述不是這樣，她說判我的罪名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國家祕密」，即刑法第111條，不是第303條，後者按規定只能判我3年以下。這說明何女士不僅知道法律條文，而且態度認真，絕不人云亦云。但就我個人視之，我把這些公正的評價，看成是命運對我以往善以待人樂於助人品行的一種回報。如果何女士245頁至247頁的篇幅過於筒短的話，那是我原本在這方面做得不夠所致。
何清漣撥開中共操控媒體的迷霧
以往，海外出版或發表的有關中國大陸控制媒體策略的文章，書籍的確很多，但就我目前讀到的著作來看，何女士撰寫的《霧鎖中國》一書是最好的。何女士絕非沽名釣譽之輩，她扎扎實實地做學問，認認真真地做人，不僅擁有少見的社會關懷與道德勇氣，而且自甘寂寞，遠離浮噪，在海外異議人士中以學術文章，獨樹一幟，嬴得了廣大讀者交人稱讚，令我敬佩。我常對太太講，何清漣是我的老師，從10年前她給我的第一印象，到2009年7月11日，我讀到她在贈書扉頁上寫給我的一段文字：「這裡記載了你苦難的遭遇。願我們的努力讓後來的中國人受益」。淚眼迷離中，我思索了許久……
我無法深刻地評價這本書，書中冠首的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所長張錦華，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馮建三等人的文章，使我自慚形穢，望而卻步。我本人在一個以暴力與謊言為兩大特怔的黨國裡生活了半個世紀，對外面真實的世界幾近無知，我不敢班門弄斧，我只能告訴讀者，以我18年的記者生涯體驗做證，《霧鎖中國》的主題是鮮明的，觀點是犀利的，證據是真實的，文筆是優雅的。尤其是此書最後結語 「中國離民主政治還有多遠？」一節，在此作者寫道，90多年前的袁克定，為了讓其父袁世凱復辟帝制，自已繼承皇太子的權力，決意不讓他的父親聽到任何真實的反對的聲音，為此假冒《順天時報》的名義，專門為其父編印了一份刊載擁護帝制文章的假《順天時報》，結果袁世凱只當了103天皇帝，就倒台了。
由此比觀殭化的中共，其封鎖網絡，抓捕記者，千報一腔，弄虛作假，與袁家父子何其相似乃爾！如果說，中共千方百計地操控媒體的策略如同迷霧一般，遮住了一個真實的中國，使國際社會不得不霧裡看花，不得要領，那麼何女士的這本書，的確撥開了雲霧。
2009年8月13日多倫多
《前哨》雜誌首發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