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1月2日訊】真正的知識分子，對時勢應有基本的洞察力與責任感–睿智與良心。
清朝舉人、記者、詩人、書法家、政治家于右任，就是這樣一位知識分子；他還是辛亥革命時期著名的報刊活動家，跨越政學兩界的著名學者。他1905年加入同盟會，任長江大都督。後追隨孫中山，先後任審計院長、監察院長等職務。内戰後隨蔣去了台灣，1964年去世。後來，有人認爲于右任是讓蔣逼著去台灣的，而以其大智大慧，他才不會附庸權貴或屈服於威權羅。
于右任料判時局恰如身受，於民族淪亡之際大義凜然，而身繫天下安危；說出來比體察到還要可貴；其睿智與良心，都是時下的知識分子很難企及的。今天，我們讀一讀于右任的直樸短文–《亡國三惡因》，應該有一些由衷的感觸；不光感觸於他的遠見卓識吧。
于右任的這篇文章發表於1910年的《民立報》上，已時近百年而全文僅百餘字，卻論列大清必然滅亡的三大原因：“民窮財盡，社會破産，國家破産。國有金，吝不與人，爲他人藏。此其一。善不能舉，惡不能退，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爲盜。此其二。宮中、府中、夢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窺伺中、霄小撥弄中，國際偵探金錢運動中，一舉一動，一黜一陟，堕其術中。此其三。”
用今天的通俗語言來表述：
其一，說的是老百姓貧窮，讀不起書，看不起病，住不起房，物價飛漲，社會呈衰落敗象。老百姓爲什麽貧窮？因爲“國有金，吝不與人”，國富民窮，利益分配不照顧普通民衆，國家和官僚與民争利。财富歸權貴壟斷或私有，貪官污吏糟蹋和出賣國家資源，“甯贈友邦，不予家奴”。勞苦大衆勤勞而不能緻富，兩極分化嚴重。
其二，善人的善行得不到褒揚，而惡人的惡行受不到懲制，社會道德崩潰。官災泛濫且作惡濫權，吃喝嫖賭、貪賄無度，非法斂财暴富，因而“利不能興，害不能除”。好的社會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的社會制度卻把好人變壞。所以，于右任說“化善而作貪，使學而爲盜”，其實，這些都是制度造成的。其中的“化”與“使”兩個動詞用得生動又精當，說明了官員普遍貪腐、社會道德敗壞的原因。
其三，揭示腐敗政權隻能用欺民與賣國勾當來維持其統治。貧富不均、兩極分化、财富聚于達官貴人之家，才會有“此哭中、彼笑中”的現象；“朱門酒肉臭”而“路有凍死骨”，社會不公不義。“外人”即列強，他們“窺伺”中國大地，掠奪國家和民族的财富。“霄小”指内奸，他們翻雲覆雨、出賣國家利益；搞金錢或賣國外交“助纣爲虐”，以維持其禍國殃民的統治。“偵探”或漢奸滲透華人社會，“金錢”收買外國政要，甚至言行及升遷，都以金錢來驅動–如此惡劣統治，豈有不敗之理？
通過以上三點，于右任看到了一個政權必然滅亡的趨勢。結果被他說中了，這篇文章發表後不到一年，強大而又繁榮的滿清“盛世”就轟然倒塌了。
雖然滿清政府曾試圖通過“改革開放”來挽救頹勢（那時候的“改革開放”叫“洋務運動”），然而歷史規律不可抗拒，任何治標手段都無法支撐腐朽的國本。
豈止清王朝？任何一個政權，無論它多麽貌似強大，只要具備了上述三點，決然逃不出滅亡的必然命運。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一葉知秋，大智慧見微而知著。如果不能根據一些小現象來分析並判斷出大趨勢，知識分子也就徒具“知識”之名了。鼠目尚有寸光，小動物尚能在大難來臨之際有所警覺，而今天的一些知識人明哲卻保身、苟且謀偷生，安享嗟來之食，脊樑彎下地，即使有所警覺，也發不出聲或不敢發聲……
──轉自《阿波羅新聞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