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3月20日訊】古代如何看倉儲呢？西周時期，《禮記•王制》中論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
西周——隴東糧倉
平涼、慶陽習慣上稱為隴東，是周朝先人開基立業的肇興之地。
隴東的儲糧方式分為兩類，一類是建於地面的，如方形的倉，如圓形的倉，這在《詩經》、《國語》中都能找到它們的影子。另一類是窯洞儲糧，有對窯洞作一些處理，直接堆放在地下的，也有在窯洞裡圍成蘆葦編成的席囤儲糧食的。從古籍記載以及大量出土的陶倉、陶模型，我們可以看到隴東古代對糧食種植和儲藏的高度重視。
秦漢——敖倉
從秦開始，實施漕運，當時最主要的問題就是運東方的糧食以實咸陽，轉運中心在中那麼最大的糧倉——敖倉建於成皋。在楚漢爭霸之時，敖倉常常成為雙方爭奪的目標。《史記》的記載，“軍滎陽，筑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但隨後“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漢”。講的就是劉邦先下手為強的故事。
西漢定都長安後，每年也需從關東運輸大量谷物，在當時的漕運網絡中，敖倉仍很重要。漢武帝寵幸的王夫人，曾請求將其子封到洛陽為王，被漢武帝拒絕，理由就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嚥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
隋唐——洛口倉和含嘉倉
洛口倉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這是唐代詩人皮日休的《汴河懷古》。這首詩，將隋煬帝開鑿大運河的功績與大禹治水相提並論。
公元605年，隋煬帝即位不久，就下令建都洛陽，同時下令開鑿大運河。大運河以洛陽為起點，經洛河入黃河，然後分兩路開鑿，向南終點為餘杭(今杭州)，向北終點為涿州(今北京)，而在大運河初具雛形之時，人們不經意地發現，洛口成了這個龐大水運網的中樞。
因此，在大運河開鑿的第二年，隋朝就開始在洛口興建糧倉。大運河完工後，隋王朝在沿線重要的節點設置了不少糧倉，主要用於中轉漕糧。大運河長2000多公里，由於各地自然條件不同，不同河段的流量、含沙量以及河床特點各不相同，不可能依靠同一艘船一次運到，需要轉換熟悉不同河段的船只和水工分段運輸。因此就需要在沿線節點興建糧倉，以方便轉運。如此一來，運河與糧倉，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漕運系統。
而位於大運河龐大水運網三岔口的洛口，頓時有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洛口倉筑有倉城，周圍二十餘裡，“穿三千窖，每窖容八千石”，“置監官並鎮兵千人守衛”。全倉儲米約有二千四百萬石，是隋朝最大的一個糧倉，也成為大運河最大、最重要的物流中心。
洛口倉如一座大容量的水庫，各地的漕糧，通過龐大的水運網絡，如水流般在這裡蓄積﹔由此往西可運往洛陽、長安﹔而用兵東北時，又可由此運糧渡黃河，經永濟渠而運往東北。
含嘉倉
唐代初年，洛陽城內出現了一座大糧倉，並逐漸取代洛口倉，成為天下第一大糧倉。這就是是我國古代最著名的大糧倉——含嘉倉。
含嘉倉不僅是洛陽的糧倉，並且還起著關東和關中之間漕米轉運站的作用，洛陽以東的租米都先集中在含嘉倉，再陸運至陝州，循河、渭入長安。據記載，唐玄宗天寶八年(公元749年)，全國主要大型糧倉的儲糧總數為12656620石，含嘉倉就有5833400石，佔了將近二分之一，無疑是天下各大糧倉中規模最大的一個。
含嘉倉城位於今洛陽老城區北側，東西長約600餘米，南北長約700餘米。倉城內東西成行、密集排列著400多個糧窖。現存糧窖口徑最大的約18米，深約12米，可藏糧一萬數千石（唐朝每石約合60公斤）以上﹔口徑最小的約8米，深約6米，可藏糧數千石。唐朝杜佑的《通典》記載，全倉儲糧可達五六百萬石。
發現含嘉倉時，考古人員以為是八角墓葬。後來看到銘文時，才知道是歷史上十分有名的含嘉倉，另考古工作者震驚的是鼎鼎大名的含嘉倉竟然是地下倉，是窖藏糧食！
含嘉倉的糧窖形制結構十分科學。糧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圓缸形。建造過程是先從地面向下挖成土窖，將窖底夯實，用火燒硬，然後鋪一層用紅燒土碎塊和黑灰等拌成的混合物作為防潮層，防潮層上再鋪一層木板層或木板和草的重疊混合層。
含嘉倉的糧窖既能防潮防火，又能防鼠防盜。唐朝時窖內的穀子可藏9年，稻米可藏5年。160號窖內的穀子至今已有 1300多年了，顆粒還可辨認。經化驗，這些炭化谷粒中有機物仍佔50.8％。含嘉倉的管理也很科學，大部分窖內都發現了磚刻銘文，記載著窖穴的位置、編號、儲糧來源、品種、數量、入窖年月等。
運河——漕運 ——糧倉三者合一，是重要的古代物流系統。
《新唐人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