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7月19日訊】當大學成為消滅童年、浪費青春、消磨鬥志、回報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識就無力改變個人命運；當大學成為官場、商場、歡場與名利場，大學的謊言就毀了中國精英的生長土壤——可敬的大學，就成了可怕的大學。
校長官員化、行政官僚化，評估泡沫化、建築浮誇化、人際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資源集權化、招生產業化、擴張盲目化、文憑貶值化、財政腐敗化、監督無力化、授課形式化、學術邊緣化、科研虛偽化、精神犬儒化、姿態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綱統一化、設科短視化、教授娛樂化、學者江湖化、教師妖魔化、學生墮落化、學社商業化、作弊正常化、情愛遊戲化、暴力頻繁化、心理危機化……
簡單歸納，即可得出出30個常遭輿論批判的大學之病。但即便中國的大學如同一個身軀日益臃腫、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願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你白以為用生命的前18年來支付這筆未來的幸福保證金實屬必要，皆因青春時父母需要這個目標，獨立時老闆需要這個證據，成家時丈母娘又需要這個指標，一張文憑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山西臨縣因即將高考強制關閉網吧，全縣網吧都在劫難逃；杭州有媽媽為讓孩子好好學習開出千元工資，同時有小學生為學生週刊寫出《搞好學習是我的生財之道》的「評論」。「考上大學是脫貧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標語貼在小城的中學教學樓上，這條「出路」，仿佛全社會為你而設的一個賭局，你用快樂、自由、幻想與純真投注，哪怕收穫的是北大學生貶值到賣豬肉的殘酷結局。
這是中國大學的黑色幽默——這個人生必經的圈套越是「毀人不倦」，越顯成就珍貴；這個圈套越是明顯，擁戴者越多；這個圈套越是被你認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進入。皆因這個圈套的佈局者、參加者與受害者，老實說是人人有份。
大學已經功利化，因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當讀大學成了一個消滅童年、浪費青春、消磨鬥志、回報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識就無力改變個人命運；當大學成為了官場、商場、歡場與名利場，大學的謊言就摧毀了中國精英的生長土壤——可敬的大學，就成了可怕的大學。
大學為什麼不能改變命運？
「都說知識改變命運，我學了這麼多知識，也不見命運有何改變？」2009年，上海海事大學法學系研究生楊元元自殺前如是說。「耶魯改變了我一生。」2010年，耶魯畢業的中國人張磊公開告自如是說。他要給耶魯捐款888•8888萬美元，據說是給耶魯大學管理學院捐款最多的人。
兩者皆拿一生的命運說事。楊元元的話讓公眾質問教育，張磊被公眾質問為什麼不給中國的母校捐款一好在，仍有天涯網友為他解圍：「捐到耶魯不一定能體現價值，但是捐到國內一定體現不出價值。」
2009年，重慶上萬農村高三應屆考生拒絕了高考，湖北省2•6萬學生放棄了高考：2010年，中國高考報名總人數比2009年減少了65萬人。新的「讀書無用論，，正在抬頭——《中國青年報》曾報導一個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裝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學畢業快一年了，還沒有找到工作。農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觸地說：「我真謝謝我自己，沒有考上大學。」
大學為什麼不能改變我們的命運？
也許，全因我們與大學的關係早已改變。古時，彼此是家庭關係，「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1919年以後，蔡元培要把京師大學堂變成現代大學時，學校自治，學生自由，彼此是朋友關係；1952年以後，中國大學學習史達林模式，大學其實是高等技術專科學校，都是為社會服務的螺絲釘，彼此是同事關係；1977年，關閉11年的高考閘門再次開啟，大學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義的追求者，彼此是戀愛關係；到了2010年，大學招生推動GDP、大學城建立拉動房地產，彼此早就成了交易關係。
當我們與大學失去了親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倫理，大學就只剩滿足短期需要的供需關係——江蘇省10年換了5個高考方案，50萬考生的命運也跟隨著朝令夕改；《2010年就業藍皮書》顯示，數年前的熱門專業轉眼便成了「失業熱門」，法學、電腦、英語、國際貿易、工商管理等專業是2007年至2D09年連續三屆失業人數最多的專業。
也許，全因中國「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階層」嚴重缺貨。北大和清華都未進亞洲大學排行榜前十同時，斯坦福大學校長有一個說法，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還需20年。這是客氣的說法，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魯大學學報上公開批判中國大學：「他們以為社會對出類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課程多、老師多、學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來，大學本應該是「孕育自由思想並能最終自由表達思想的、最糟糕同時又是最理想的場所」。
當大學失去了理想主義和獨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養精英的生產力——北京不少於10萬大學生患有抑鬱症，畢業後又淪為唐家嶺的蟻族；《中國青年報》一項上萬人參與的調查顯示，34％的人後悔讀大學，51％的人認為，在大學裏沒學到有用的東西。
也許，全因大學生只是流水線上的產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時光，他們為了考上大學，只學會了考試；考上大學後，他們為了找到工作，只學會了考證——父母、中小學與大學聯手製造了一個工具的輸送帶，最後這個「工具」會發現，他用18年學習的，全是以後根本不需要的東西。
當太學讓人才教育變得資料化，也就失去了改變命運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學分化，人格也可以證書化，道德也可以資料化：上海交大曾想給畢業生頒發3張證書，包括學業成績單、能力證書，外加「人格證書」；長沙理工大學城南學院推出道德銀行儲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鑽石卡，做好事開證明就可以加積分——大學行政化的最大壞處，是官僚風氣讓學者變成了唯唯諾諾的花瓶；大學產業化的最大壞處，是以為才華和人格可以數位化。
我們都是大學的災民
中國的中學生總是睡不著——一份中日韓美四國高中生的比較研究報告告訴我們，中國高中生的壓力居四國之首，超過七成的中國學生情緒低落、煩躁，近半中國高中生「睡不著」。
中國的大學生還沒有睡醒——大學生模仿小瀋陽創作的大學版《不差錢》寫道：「眼睛一閉一睜，一堂課過去了：眼睛一閉不睜，上午就過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麼嗎？是下課了，但人沒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麼嗎？是人醒了但沒下課。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麼嗎？是上課了，但睡不著。」
這就是人生。對那些三四年後即淪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國年輕人來說，大學不過是延時進入殘酷社會的避難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後的一個樂園——近有李詠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學期間沒有談過戀愛，沒有失過身，就白上了」；遠有中國大學周邊由邋遢飯館、通宵網吧、廉價招待所、無證小診所形成的墮落街。無數大好青年從室友手中接過第一根煙開始，本該厚德博學的大學時光，就淪為一部青春墮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學畢業時就到了頭。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0萬應屆畢業生將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境況。這個結局，讓中國的父母被看作教育產業鏈上最盲目的投資者，中國的大學生被視為教育產業鏈上最大路貨的低端產品。上海交通大學新聞中心副主任、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如是說：「大學生是整個食物鏈最後的環節，沒有選擇空間。」
韓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個解答：「心理輔導是沒有用的，當我看見我們的女人摟著有錢人，有錢人摟著官員，官員摟著老闆，老闆摟著林志玲，你怎麼給我心理輔導？一打聽，同學們混得都更慘，有混得好的男同學，那是靠家裏，有混得好的女同學，那是嫁得好……方圓幾百公里內，連個現實的勵志故事都沒有，這就是很多中國年輕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魯大學學報是這樣嘲笑中國大學的：「它們把經濟上的成功當成教育的成功，並竟然引以為驕傲，這是人類文明史最大的笑話。」這不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圖的中國大學的問題，事實上，中國人早已將「經濟上的成功‘視為」成功「的全部一拜金女會告訴男人，《非誠勿擾》就是」非錢勿擾「；市長會告訴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們的幸福感。
在這個欲望賁張的時代，大學時刻面對兩難的選擇——是隨波逐流，還是保持獨立？這是一個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學曾擁有一堵圍牆，一邊是假證件和盜版光碟販子的聚集地，一邊是詩人、學者與未名湖，當年圍牆在爭議聲中被轟然推倒，在原來的牆基上建起了商業街；而16年後，進入美國耶魯大學學院的人仍必須持有白色的門卡，因為學院大鐵門總是緊閉，沒有門卡，絕對進不了大門。
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曾說過，大學物理的圍牆可以拆掉，「精神圍牆」絕對不能拆。因為沒有了「精神圍牆」，大學就無法滿足人們對她高尚性和純潔性的期盼，就喪失了大學存在的價值。問題是，中國大學的「精神圍牆」也正在倒塌。大學在電視宣傳片中吹噓的是它的建築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學生選擇大學，選擇的標準不是一個大學的教統，而是就業率的高低。
中國人有兩個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學。中國人對大學的執念，源於個人對身份的焦慮。當整個社會都認為讀大學是成才標準，大學卻不能提供社會需要的人才，是大學的失敗；當孩子要提早告別童年的快樂、父母要犧牲全部積蓄、兄弟要放棄接受教育機會，才能讓大學生讀上一個找不著未來的大學，則是社會的變態——我們對大學失望，是因為期望過高：我們對它期望過高，只是因為成本昂貴。
大學要培養的應該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獨立的思想、天馬行空的創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有著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時今日，大學是官場、商場、名利場、歡場、廣場，是盲目擴張的流水線、靠人頭計算利潤的壞公司，是潛規則當道的小社會、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積巨大的小城市，卻唯獨不是理想主義者心中的「大學」。
從小處說，大學應讓一個人成為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從而改變個人命運；從大處說，大學應促進社會階層之間進行垂直流動、緩解社會的階層板結，從而改變國家命運——這正是中國的大學的最大失職之處：大學本應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有力臂膀，但從什麼時候起，虛胖多病的大學隱隱成為了社會的負擔？
文章來源：《新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