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這該叫什麼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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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8月2日訊】7.23溫州動車追尾事件發生後,韓寒寫了篇文章“脫節的國度”。這篇文章不但很犀利,而且相當深刻。

在不久前的一次會議上,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現在這些台上的人,說來和我們算一代人,當年一起同過學的。他們唸書的時候並不壞,怎麼一上台變得那麼壞呢?以他們的知識和眼界,他們不可能不知道他們現在做的很多事是壞事,是錯誤的,非法的,即便按照他們自己制定或通過的法律或政策,也是錯誤的,也是非法的;那他們怎麼還做得下去呢?他們怎麼就不內疚不羞愧?他們怎麼還能睡得著覺呢?要說在一二十年前他們掌握的權力還不夠大,上頭還有老革命壓陣,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可現在老革命都死了,現在的權力都在他們這批人手裡了,那怎麼還這個樣子呢?

韓寒的文章給出的一個解釋是: “因為他們中的很多人一直在用毛澤東斯大林時代的他們來衡量自己”。他們認為,因為他們擁有更多的軍隊,他們“本可以在政治上比朝鮮更緊,在經濟上比蘇丹更窮,在治國上比紅色高棉更狠”,可是他們竟然沒有那麼做,多開明啊,多不容易啊。你們不知感恩,反倒要他們謝罪,真是豈有此理? “你越批評他,他越渴望極權”,為的是讓你知道他們的厲害,別不知好歹;如果你知難而退了,他們就可以放你一馬。多仁慈啊,多公正啊。

這就使人想起那句老話:“身懷利器,殺心自起。”意思是,你身上帶著殺人的凶器,自然就會產生犯罪的慾望和衝動。這也就是為什麼權力會導致腐敗,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道理。

壞人做壞事多半都要給自己找出一些理由,他們首先要說服自己,要讓自己覺得自己做的並不是壞事。辦法之一是“比壞”:你批評我們壞,還有比我們更壞的呢。我們還可以更壞得多呢。因此我們就不算壞。我們本來可以更壞而我們沒有那麼壞,這還不算好嗎?

以研究極權主義著稱的政治哲學家阿倫特提出過一個重要概念:“平庸的惡”(這個概念曾引起不少爭議,姑且不論)。阿倫特發現,很多在第三帝國期間作惡多端的納粹分子,本人其實平淡無奇;若是放在正常社會也會是個正常人。這種人的問題是不動腦子,上頭命令做什麼就做什麼。或許我們可以用“平庸的惡”去解釋很多中共官員的行為,但至少不能用它來解釋那些身居最高權位的人;因為他們不是執行“上頭”的命令,因為他們自己就是“上頭” 。那麼,像他們這種惡又該叫什麼惡呢?這是一個亟待我們深入研究的問題。

按照現居法國的華裔學者陳彥的說法,如今的中共統治集團是“自覺的極權主義”,即具有清醒的自我意識的極權主義。他們早就沒有了昔日狂熱的信仰,也沒有了當年極端的殘忍;然而他們並沒有回歸到人道人權,沒有回歸到普世價值。也許在八十年代,他們之中的不少人也一度這樣回歸過,六四事件則使他們轉向了犬儒主義。現在的他們,什麼都不信,只知道牢牢地控制住權力。

按說,今天的中共統治集團,既沒有意識形態做紐帶,又沒有強人領袖可敬畏,那麼,是什麼在有力地維繫它的統一呢?依我看,那就是犯罪,共產黨的堅強團結是靠共同的犯罪感造成的。除了政治上的鎮壓異己,更有經濟上的化公為私,貪污腐敗,他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擔心實行民主後會遭到清算,因此他們就會對民主改革採取強烈的敵視與抵制。

很多人都說,如今中共中央越來越沒權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這話只有一半是對的:好的政令常常出不了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壞的政令卻往往所向披靡,還能一竿子插到底,大家還是會和黨中央保持一致。例如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本來,有不少官員,包括一些高級官員,本人或者親友都是煉法輪功的;如果你私下和官員交談可以發現,幾乎沒幾個官員贊成鎮壓法輪功。但是鎮壓法輪功的政令硬是能貫徹得下去,即使江澤民退位了,病危了,也看不到有什麼跡像要有所改變。

韓寒文章裡提到:“有一個國家機器朋友對我說,你們就是不知足,你這樣的文人,要是擱在四十年前,你就被槍斃了,你說這個時代,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回到我文章的題目上來,我們確實需要深入研究當今中共官員的集體心態,看看他們的惡到底是哪一種惡。這不但有重大的理論意義,更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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