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知遠:暴力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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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1年8月17日訊】大約三年前,一個青年人闖入了上海一所政府辦公樓,連續刺死了六名警察。儘管案情從未徹底公開,但大多數人願意相信,這個叫楊佳的二十八歲青年,遭遇了上海警方莫大的屈辱,不知道向誰來討回公正與尊嚴,他要報復整個警察系統。

楊佳的行為激起廣泛的同情,公眾甚至沒興趣關心,這六名警察是否是無辜者。它也是政府與公眾之間緊張關係的象徵。在中國社會,執法者濫用公權,傲慢殘酷,普通人則缺乏渠道保衛個人權益、尋求公正。

這一例證也不禁令人想起漢娜?阿倫特的判斷:「公眾事務的官僚主義化越嚴重,人們就越傾向於採取暴力的手段……人們不知道該與誰爭辯,不知該向誰訴冤,也不知權力的壓力能施加在誰身上。」

三年來,暴力化的傾向在中國社會日趨顯著。楊佳式的案例在不同的城市上演,手段則更為激烈,在江西省撫州市,甚至第一次出現了針對政府機關建築的連環爆炸。在城市街頭,一個很小的爭端都可能引發巨大的騷亂。暴力也不僅表現在政府與民眾間,也發生在不同民族、甚至地域的人之間。在新疆,維族人與漢人彼此仇恨,而在廣東地區,四川的外來打工者與本地人大打出手。似乎整個社會就像個火藥桶,任何零星的火星,都會點燃這憤怒之火。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是什麼?短期來看,這些暴力行為與中國日益形成的「維護穩定」體制有關。當胡錦濤在2004年提出「和諧社會」的主張時,他必定感到社會內部日益嚴重的衝突。經濟增長與日益形成的多元社會,都需要一個更開放、靈活的政治體制,但中國的政治體制卻長期停滯,它仍是高度的封閉與壟斷性的,衝突則不可避免。

胡錦濤與他的募僚們一定混淆了「和諧」的概念。「和諧」是要建立在不同利益與聲音的共存之上,它要允許彼此的爭辯與協商。而他們心中的「和諧」是要讓所有的人都服從黨與政府的聲音。所有不同被視作某種異端與挑戰。於是「和諧」的口號實際被替換為對「穩定」的追逐。他們不是要給社會力量提供更廣闊的空間,而是決定加強對社會力量的控制。

這種趨勢在2008年奧運會之後更為加強。中國政府在其中展現了強大的動員力與控制力,它發展出一個龐大的安全保護網路,嚴密監控社會。這種成功讓它陶醉,並把這種控制方式推廣到全國範圍。2009年,全國內保費超過5000億,幾乎與軍費相同。各級安全部門的擴張,則加劇了本就嚴重的社會矛盾。當社會衝突發生時,政府不依賴法律手段與協商機制,只尋求以國家暴力機器壓制抗爭者。而孤單的個體要麼放棄抗爭,要麼尋求最極端的手段。同時,由於政治與法律的失敗,人們既可能把憤怒與挫敗發泄到政府機構,也可能發泄到不同的族群之間。

但新中國對暴力的記憶其實更為長久。在毛澤東於1927年宣稱「槍杆子里出政權」的時候,傾聽他的是一個數千年來農民起義不斷更換王朝的農業國家。對暴力赤裸裸的崇拜來之已久,但毛澤東賦予了它新的口號:「階級鬥爭」、「專政」、「清除資本主義與封建主義」、「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這些火爆、極端的口號抹去了正常社會裡不同思想和諧共處、社會群體利益經協商而妥協的可能,暴力經過宣傳、教育和國家機器的脅迫,前所未有地滲入了國人內心深處,甚至徹底消泯了儒家文化溫和的外殼。暴力充斥於人們的行動、語言、眼神和內心,從批鬥會現場到街頭武鬥,再到一個家庭的內部,暴力曾經無孔不入,它頭戴意識形態的光環,不僅涉及上層的權力鬥爭,更深入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它造就了龐大的災難,也讓很多人興奮難耐。鄧小平的改革進程,也是一個用利益計算取代暴力爭奪的過程。人們在一個市場社會中討價還價,而國家政權則把自己的暴力本質掩藏在新的面紗之後。歷史的傷口從未得到清理,深層原因也從未被追問,堅持追問者大多數被迫失聲。謊言與暴力是這個政權的真正基礎,每當它感到自己的無能與失控時,就會本能性地訴諸暴力,這是最熟練、也是最可靠的武器,也最能掩飾它內在的脆弱性。

這種精神也污染了整個社會,很多人儘管深受暴力之害,卻也不自覺地成為了暴力的信奉者。普遍的社會不公,缺乏正常的溝通渠道,暴力則變成捍衛個人利益與尊嚴的最後依靠。實行暴力的反抗者認為,暴力是社會唯一能聽懂的語言,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也從未真正信仰過其他的語言。他們在個人尋求正義的途徑中,放棄了面對事實:暴力只能摧毀一箇舊體制,卻不能帶來一個新社會——他們可能正在重蹈20世紀早期的中國革命青年所犯下的錯誤。

今日中國仍在掙扎著學會暴力之外的變革語言,但暴力的誘惑卻無處不在。它最簡單、最直接,最能釋放恐懼與煩躁,但卻往往通向更大的悲劇。

文章來源:《民主中國》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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