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大陸一怪──高增長依靠高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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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7月1日訊】官商結合之必然

去年大陸GDP總量四十五萬八千二百一十七點五八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百分之十五點一;政府財政收入超過十萬億,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六點八。除了一望而知的政府得大頭──拿走近四分之一年度國家財富,更糟糕的是經濟高增長附帶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高犯罪與高增長比翼齊飛,而且經濟高增長依靠高犯罪支撐!二○一○年五月,《政府的本分》(江蘇文藝出版社)指出:

官商勾結在這個產業(按:房地產)已經病入膏肓。可怕的是這個產業卻是整個經濟的支柱產業。……對於狂熱追求政績的官員來說,房地產產業簡直是上天的恩賜:第一,這個產業產出上司能夠注意到的政績的效率最高,它能吸納大量投資,能夠創造高速增長的GDP,也能給政府帶來大量稅收;第二,政府又恰恰控制著這個產業所需要的兩種最重要的要素:土地和信貸;第三,這意味著政府可以壓低支付給農民的土地徵用補償,這樣政府就有條件以非常低廉的土地價格吸引工商業投資者。而用於商業和房地產開發的土地,政府則可以通過操縱供應將其價格哄抬上去,從而獲得了巨額預算外收入。這筆收入又可以作為政府進行政績工程、面子工程的資本。因此,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尤其城市經濟)迅速「房地產化」!

但不受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帶來無法抑制的腐敗。在房地產產業鏈條的每個環節,人們都能看到各種幕後交易。權力與企業無間合作,確實製造了令人眩目的房地產市場繁榮,城市經濟也因此保持了高速增長。但是繁榮背後卻是令人瞠目的犯罪活動。……權力所推動的強制增長,也許讓中國付出得太多了。

如此有損社會主義高大形象的「不和諧論調」出現於內地出版物,傳播面甚廣的《文摘報》還予以摘轉,看來時代畢竟在前進,「革命」自有後來人。儘管大陸媒體普遍「缺乏」社會痛感神經,畢竟還有人想說真話。大陸知識份子一點點不懈扳撬嚴罩死捂的言網,對居高不下的貪腐率研析漸深,漸戳肌髓。

內地學人身在「偉大社會主義懷抱」,當然明白問題出在哪裡。社會弊病只有首先「說出來」,才可能有第二步的實際解決。言禁不開,一片「和諧」,今天永遠比昨天好,明天肯定會比今天好,迴避現實矛盾與所存惡弊,何來第二步的尋找對策?據說前任中宣部長丁關根曾向江總書記保證:只讓全國媒體發出一種聲音。這種「軍令狀」能夠公示天下麼?如果真的只有一種聲音,一片「歌德」,社會還如何發展?

只讓說執政前的「爬雪山過草地」,不讓說執政後的反右、大饑餓、文革;只讓說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不讓說現實存在的陰暗面,天下苦偽久矣!

高犯罪的必然性

由於政府可運用公權調控地價與信貸,並通過低價徵地與哄抬房價獲取巨額預算外收入,然後揑持這筆收入再去做一些面子工程(如青島高架下植樹)。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城市經濟迅速「房地產化」,各級政府公司化。很簡單,既然官員有掌控資源的權力,給誰誰發財,各級官員怎麼可能眼瞅著一個個不入流的商人發財,自己卻無動於衷?房地產如此暴利,操作又幾無知識含量,而滴著金屑錢汁的地塊又得由官員簽字,分汝一杯羹,實在是很正常的「生理反應」。更何況,東窗事發還是小概率事件!

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大陸第六富翁),擁資產三百五十億美元,五萬五千員工,商住兩用的萬達廣場遍佈大陸六十餘城市,集團收入每年增長百分之三十以上。王健林日前接受《金融時報》專訪,因傳其為薄熙來金主之一,王健林稱與薄熙來只是工作關係,但漏出一句:「在中國,沒有幾家企業敢公開說『從未行賄』,沒有幾家敢說完全照市場規則經營。」一位商人曾對筆者坦言:「我寧願官員受賄,如果不受賄,我生意還怎麼做?」

在缺乏權力制衡的現實下,利益均沾就是必須遵守的「潛規則」。北京《法制晚報》最近報道:「一線稅務員成犯罪高發人群」。僅北京西城區檢察院反貪局四年間就查辦此類犯罪案件三件十人。此類犯罪,逃稅企業與稅務員「雙贏」,只有國家受損,極難偵破。公權若非沾利帶金,九十年代門庭冷落的公務員考試何以逐年走熱,成了天下第一考?與美日等國公務員「報名冷」對照鮮明。

面對百萬千萬賄金,「黨性」、「階級覺悟」、「思想改造」,能起多少作用?要使官員「不能為」就必須分解官員手中的權力,變集權為分權。但分權涉及「無產階級專政」,要中共「自我革命」。歪事最後只能用歪理來遮著護著,只是「紅旗」(歪理)終究打不久矣!

經濟增長不等於「偉光正」

官商結合的高犯罪率不僅成為經濟高增長的一大附瘤,甚至成為經濟高增長的支撐。○九年那輪宏觀調控,短短月餘,一批官員與房地產商應聲倒下。近年,一批御用理論家鼓吹經濟增長證明「中國模式」(一黨專政+市場經濟)的成功。可是,別忘了,此前中共一直用物質進步不等於精神先進批判人家歐美,說西方經濟增長不能自動證明政治制度的先進。那會兒,自己經濟不行,只能以「精神文明」自持;這會兒自己有一點「物質文明」了,不怕難為情地又說經濟增長自動論證政治先進。此一時彼一時,怎麼利己怎麼說。

三十年改革開放,紅著臉撿拾此前狠狠甩棄的私有制、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管理方法,彎腰請回「舊制度」,這才再次證明「黨的偉大」。最近,上海《社會科學報》頭版出現這樣的標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正面臨關鍵時刻》,等於承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面臨危機。本來就是一堆自己都說不清楚的東西,卻拿來硬要成為全體國人的「標準化信仰」,可能麼?

必須卸載馬列學說

社會制度的先進性必須體現於生產力的增進性與財富分配的合理性,同時還得有助於落實各種現代文明理念,提高全社會的人文層次。所謂先進文化,最實質的內核即各種價值的理性碼放,既合乎理想又順應現實,中庸合度,平衡兼顧。馬列學說恰恰在最重大的公私人己等基礎價值上違反人類天性,以公奪私,以集體滅個體,犯了很低級的錯誤──「廢天時,亂甲乙」(《史記‧夏本紀》)。

馬列學說不是根據歷史可能逐步實現合理性,不是通過利己實現利他,從而增加社會總淨值做大蛋糕,而是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以奪取富人財產為旨歸,僅僅調整社會已有財產,下位價值倒置上位價值之上,嚴重擾亂經濟秩序與人文生態。「階級鬥爭」更是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動亂之說,「蛋糕」自然越來越小。因此,無論從哪一角度,對馬列赤說都必須送客,卸載意識形態包袱。套用一句成語: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大陸經濟的高增長還支付著生態環境惡化的巨額代價──吃了子孫飯,文化上也支付著道德淪喪的學費──「敬老愛老的優良傳統在滑落,百分之五十二的農村青年對父母感情麻木。」(全國老齡辦副主任吳玉韶之語),「前進中的問題」不少呵,「不讓說」怎麼行呢?中國乃全體國人之中國,並非一黨之中國,每位公民都有參政議政之權利。歷史已前進到電子時代,人民要講話,難道還不應該嗎?

文章來源:《爭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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