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1日訊】 一
最近，北京作家出版社推出一本由大陸文藝界一百個有名聲、有地位人士合作抄寫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紀念此文發表70年。抄寫者每人領到一千元獎勵式報酬。這千元釣餌竟使名流一齊袒露弗洛伊德無意識理論所謂真實本我，或榮格所謂人格面具之卸妝。特別是，眼下中國正處於政治大變革前夜，藝人文人留下這張世代末日曲終人散前夕集體合影，供人們笑看一個時代的背影、指點兩代文人的輕賤。
二
《講話》是70年來剿殺和根絕五四新人文精神、扼殺兩代作家思想和人格、阻礙中國當代文藝健康發展並將之引入畸形和死路的最大精神枷鎖。
1942年2月，毛澤東在延安開始「整風」。5月，毛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發表這篇《講話》，對麾下文藝戰士發出訓令，由此開始文藝界「整風」。這文藝界「整風」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重要一部分，這《講話》就是文藝界「整風」的綱領性文件。這場延安「整風運動」，是一場思想迫害、人格侮辱和人身迫害，是一場野蠻的反人權、反文明運動，是對中國五四新人文運動、新文化思想和個性解放潮流的敵視和反動。
這個《講話》，要旨有四點：一、文藝是政治鬥爭工具、必須為黨服，此即黨性文學、工具文學、奴化文學，反對創作自由、反對言論自由、反對思想自由。二、知識分子最骯髒、最無知、必須接受思想改造，此即打擊、降伏、奴化知識分子，把知識分子及其代表的知識價值輕蔑地一棍子打到社會底層，由此派生「脫褲子」、「翹尾巴」、「割尾巴」等一系列侮辱知識分子人格的野蠻詞語。三、批判人性論、敵視人道主義，此即撲滅人性善良閃光和慈悲心靈、鼓動反人道反人性的野蠻行為和殘忍心態。四、不能暴露「革命」內部的黑暗面，此即「歌頌光明」、「歌功頌德」、「鶯歌燕舞」、反對批判現實、反對揭露自身醜惡。看清以上要旨，人們就會明白為什麼專制集團在「文革」中年年紀念《講話》、至今仍在紀念此物。
《講話》自1942年問世以來，迫害中國知識分子、禍害中國文化藝術長達70年。在當時的延安，一批受到五四新人文思想雨露恩澤、有獨立見解、敢於揭露黑暗、仗義直言的思想者、作家遭到毛澤東割據勢力無情的思想清洗和人身迫害，諸如對王實味同年3月（《講話》發表之前兩個月）發表的《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兩文的批判以及對王實味長期監禁和秘密殘忍砍殺，對丁玲文章《三八節有感》和小說《在醫院中》、《我在霞村的時候》的批判，對肖軍《論同志之「愛」與「耐」》、艾青《瞭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還是雜文時代》諸人諸文的批判，皆是在毛《講話》觀點指導下的思想迫害和人身迫害。
1949年以後，這種以「整風運動」為名對知識分子展開的迫害運動由延安推廣到全國，毛澤東勢力發動一波比一波暴烈的思想清洗和人身迫害運動。
「文革」初期，自延安以來禍害中國文化藝術24年的這個《講話》兩次重新發表於中共中央黨報《人民日報》等多家刊物。1966年7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它，輔以《紅旗》雜誌按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南針」；1967年5月23日《人民日報》套紅再次發表它，輔以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燈」，同年《紅旗》雜誌第八期發表社論《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紀念發表二十五週年》。很清楚，毛澤東之所以再次發表《講話》，是把它視為掀起和推動「文革」運動的「指南針」、「指路明燈」，把它當作這場打著「文化大革命」招牌反文化、反文明運動的指導性文件，把它視為「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的武器。
這個知識極為淺薄、思維極為偏狹、態度極為蠻橫的《講話》及其一系列謬論和反對現代文明的立場，成為掀起「文革」逆流、助長偏狹心態、鼓動野蠻行為、從事文化破壞的核心綱領和「革命」教義，大批無知的狂熱者開始瘋狂叫囂，大肆批判所謂「封、資、修」「文藝黑線」，清剿莫扎特、貝多芬、蕭邦、柴科夫斯基、德彪西，批判雨果、司湯達、托爾斯泰、羅曼羅蘭，誣衊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的人類精品和裸體藝術，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基羅、提香、安格爾、羅丹、畢加索以及各種現代派作家和文學統統打成「資產階級文藝」而痛加掃蕩，愚頑地與世界民主文化和現代人文精神敵對。甚至蘇俄文壇頭號作家蕭洛霍夫（《被開墾的處女地》和《靜靜的頓河》作者）也被左得出奇的中國文人痛加批判，絲毫不容蕭氏作品中的人道主義痕跡。江青秉承毛氏《講話》而炮製的所謂「八個樣板戲」，非驢非馬，甚囂塵上，劇中男人沒有老婆、女人沒有丈夫，沒有人道和愛情，只有仇恨和殘害、炮火和敵人。
凡此種種罪孽，毛是首惡元兇，《講話》是其利器。
三
《講話》出籠70年來，對五四之際噴薄而出的以思想自由、個性解放、科學民主為精神核心的中國現代文化是一種毀滅性剿殺和斷裂，是對1949年以來中國當代文藝的嚴酷壓抑和摧殘。
五四新人文運動勃興35年（1915-1949），中國文藝界沒有《講話》之類野狐禪縲紲作家藝術家的思維和創作，沒有軍閥寡頭桎梏中國文學藝術的創造和發展，而作家輩出、流派多樣、百花齊放、傑作紛呈，成為20世紀中國文藝的黃金時代。20世紀中國現代文學界湧現出一系列有才華的作家及其小說詩歌傑作、散文雜文精品，多部感人的電影和戲劇，都出現在短短30年間。諸如郭沫若、魯迅、茅盾、老舍、巴金、徐志摩、聞一多、沈從文、曹禺、張愛玲、錢鍾書等等作家，皆以內心良知和真實情感為依據而從事自由創作，無須仰承任何威權指令及其嘍囉顏色而約束內心真情實感。
1949年，風雲突變、政權更迭，自由傾覆、文化斷裂，從此有《講話》高懸，鎮壓中國文化人的思想、個性、才能、勇氣。此後30年間，中國沒有一部思想和藝術上夠格的好作品，五四時期創作旺盛的作家反而不得不收斂文學翅膀、進入故宮博物院古物收藏室去研究古代服飾（例如小說家沈從文）、研究甲骨文（例如詩人陳夢家），依然執筆的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等諸多作品豐碩、鋒芒勁健的作家卻從此寫不出貨真價實的作品。1949年，他們的年齡大都在四五十歲之壯年，如郭沫若57歲、茅盾53歲、老舍50歲、沈從文47歲、巴金45歲、曹禺年僅39歲，正是藝術成熟期、應當出大作品的年齡段，然而他們的創作生涯已經夭折。
「文革」結束至今，又是35年（1977-2012）。在毛氏《講話》制定的黨性文學以及鄧氏祭出的「四項基本原則」這雙刃心靈屠刀嚴密監控下，揭露現實、暴露黑暗依然是當今文學的禁區。
四
對於這樣一篇精神屠刀式文字，這些文藝界人士居然為之欣然揮筆書寫。這一舉動顯示心靈的卑微、對思想專制的臣服，咂咂樂道者尤見臣僕心性。20世紀30年代，中國陸沉之際，一位西方記者感嘆中國文人太缺乏痛感，我至今無法為這一批評做任何辯解。
這些抄文名人，年齡大約在五六十至八九十歲，正是兩代人。八九十歲那一代，受訓於40年代延安黨文化灌輸和塑形時期、成名於五六十年代歌功頌德時期；五六十歲這一輩，成長於知識大饑荒、糧食大饑饉、「做革命接班人」和荒蕪的「文革」打鬥年代，「文革」後得到速成式短期培訓、開始寫作而逐漸成名，至今已是文壇有地位者而徐徐進入世味愈濃的老年之境。
這兩代人的知識結構、文化底色、思想根基和人生觀念都有先天和後天多種缺陷。首先，他們缺乏五四新人文運動中勃興的思想自由、精神獨立這種文化要蒂之哺育，缺乏現代人權觀念和社會民主意識，這對於一個從事文化事業的人是致命的文化缺失。其次，他們缺乏思想素質、道義觀念和人格意識，缺乏現代知識分子應當具有的反對專制、抗擊邪惡、堅守人格尊嚴這種人類文明價值觀，這對於一個以寫作為職業的人是致命的靈魂缺失。
有這種文化缺失和心靈缺陷，文壇名人們的集體行為就不奇怪了。那是一個政治表態和文藝觀點表態。他們統統站在了《講話》的立場，認可了黨性文學、接受改造、反人道主義等觀點。
他們成了抄寫專制者精神屠刀式文字的一群奴僕，頗似一群宮廷供奉和臣僕跪著恭敬抄寫前朝遺旨。這種缺乏歷史痛感、缺乏文化痛感的行為，把自己貶為缺乏良知的一群唱歌的、演戲的、抄文的、編故事的人，貶為以抄文換錢花這種溷世謀生意識支配的庸人。這不是文學家、藝術家所為，因為堪稱為家的人，必須首先具備現代人格文化三要素：思想素質、道義立場、獨立人格。依傍威權門戶討食吃的人，是沒有自己的精神家園和獨立價值觀的。
五
這百位各界名人一道獻出個人寫真，一部留給歷史的人生記錄。這種舉動顯示很深很強的代表性，暴露中國當代文人的整體文化素質、思想層次和藝術水準。文化界名人這一舉動，不是對35年來「改革開放」成就這種精神成果的一個精彩檢視和絕妙揶揄麼？思維尚在鳥籠，身子仍在下跪，怎能想像這樣的人會寫出超然物外、精神自由的佳作精品呢？一個對7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苦難和五四新文化斷裂毫無沉痛感、缺乏思考力、不見道義心的人，怎麼能寫出具有深思維、大氣度的好作品呢？
這些作家，有的貌似洋派，玩弄西方小說技巧；有的看似鄉土，顯得憨厚質樸；有的曾是後起之秀，故事編得婉轉曲折；有的一臉紋理，似乎思考甚深。但是，他們在專制思維和小小利誘面前，都不約而同一齊露出三家村夫子的淺學寡識和政治俗氣。沒有思想，技巧是蒼白的；心靈缺血，作品是貧弱的；人格缺鈣，藝術是沒有腰桿的。
60年來中國文藝界，匠多才少，巧多拙少，俗多雅少，世味濃而飄逸少，功利重而靈思少，奴氣深而獨立人格少。30年來，這些名人已被評論圈一群轎伕寵壞了，被捧上天而暈暈乎乎不自知，儼然一介名士，自以為下筆皆佳作，墨跡皆珍寶。當代中國作家群體，缺乏的不是技巧，而是思想素質和人格尊嚴。當代中國文藝界的名流們，離思想者和獨立人格的標尺還很遠，與諾貝爾文學獎的距離地下天上。走出名韁利鎖，擺脫紅塵拘繫，守護良知人格，睜開眼睛知恥自尊，這是中國當代文化人啟蒙第一步。走向現代文明，捍衛人類共同價值，中國的文化人還有很長的路。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