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有幾根俠骨 禁得揉搓」──悼念我的老鄉李旺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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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7月2日訊】獲知李旺陽「被自殺」,我淚眼矇矓。人類捨生取義的歷史,在我們湖南那塊灼熱的土地一再上演。百年前譚嗣同毅然走上斷頭台,百年後久經摧殘的李旺陽,被一根白絲帶繫於窗上。譚嗣同十八歲時,曾寫下這樣血性而剛烈的詩句:「拔劍欲高歌,有幾根俠骨,禁得揉搓。」

這兩位湖南老鄉都成為不朽的殉道士。在西方詩歌裡,有一種美被稱為「毀滅之美」。毀滅何以產生美?其美在於人對真實信念的執拗的堅守。一百多年來,中國歷史千回百折,但義人們追求的基本價值卻是亙古不變的,例如自由、正義和真善美。

世界為李旺陽的命運而震驚,網上中國人紛紛悼念和抗議,成千上萬的香港人走上街頭,為李旺陽伸張正義。就像一道慘白而強烈的光束,李旺陽之死投向當今中國的重重黑暗,使黑暗顯露出醜陋而殘忍的原形。

我和李旺陽同時在邵陽判刑

我和李旺陽不但是邵陽老鄉,而且是在同一時期被判刑入獄的政治犯。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李旺陽因組織「邵陽市工自聯」並擔任主席而被捕。六月十四日,我因為發表譴責李鵬政府鎮壓學生的演講而被收審。

記得那年的一個秋日,我在邵陽看守所的女牢裡,看守所范所長在鐵窗頂上喊我,說:「莫莉花,今天工自聯的李旺陽被判十三年刑期,你的影響比他大,可能會判刑更重。」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李旺陽的名字。

後來聽我家先生傅正明說,李旺陽是在一九八九年十月開庭判刑的,那天他前去法庭旁聽。法庭設在一個工廠的禮堂裡,雖然是公開審判,但旁聽的人寥寥無幾。傅正明堅持聽完了審判,告訴我:李旺陽在其「最後陳述」裡,仍然堅持譴責鄧小平鎮壓學生運動的暴行,是一條硬漢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的「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在邵陽市委大禮堂開庭。在此之前,中共法院曾警告過我,如果我利用公開說話的機會繼續宣傳學潮中的觀點,將被從嚴治罪。我的律師轉告我,說家中親人為此非常擔憂。想到年邁的雙親和年幼的孩子,我不得不講究策略。後來我採取的法庭辯護對策是:迴避六四屠殺的問題,只從法律角度為自己做無罪辯。

我的案子開庭的那天,市委大禮堂座無虛席。上千市民和大專學生忍受著寒冷和饑餓,陪伴我受審。他們屏息靜聽我的自我辯護,不斷爆發出鼓勵我的掌聲。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法庭只好把我的刑期壓至原內定範圍的最低,即有期徒刑三年。

事隔二十三年再來回憶這段舊事,我已經沒有了法庭抗辯成功的自豪感,而只有深深的愧疚。我的刑期只有李旺陽刑期的零頭那麼多,是因為我不像他那樣勇敢,不像他那樣在法庭上堅持說出「六四」真相。同時,身為高校教師,我的遭遇在邵陽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和關注,我受到的懲治因此遠比一般工人市民為輕。當時,很少有人去關注一個被判重刑的普通工人。

根據多年的觀察,我可以說,在八九民運中,最勇敢的是像李旺陽一類的平民和工人,最不爭氣的是不少知識分子。這些入獄的知識分子都低頭認罪,有的甚至上電視作偽證,證明自己沒看見天安門死人,以此求得當局的寬恕。包括我本人在內的知識分子政治犯,大多都沒有遭受過酷刑。而李旺陽,卻承受了我們不能設想的最嚴酷的刑罰。

一九九三年我出獄後流亡香港,開始在一家餐館打工洗盤子。當時我們幾個朋友私人湊了一筆錢,捐給仍在獄中的李旺陽。我把錢寄給一個朋友,讓朋友的朋友轉到李旺陽的妹妹李旺玲那裡。然而,好心幫忙的朋友卻因此受到當局的追究。後來我幾次找同是邵陽老鄉的盧四清商量,怎樣才能給李旺陽送點治病的錢。盧四清覺得這事很困難,他說:「茉莉,現在邵陽國安部監視得非常厲害,你找誰幫忙送錢,就害了誰。」那是一個救助無門的世道。

精神聖徒捍衛真實和尊嚴

由於我們的無能,由於缺乏足夠的社會關注,中共當局在長期迫害李旺陽時毫無顧忌。「六四」過去的二十三年裡,李旺陽竟然有二十一年在獄中。第一次入獄時,他還是一個健康的中年男子;第二次入獄時,他已經成了被人抬進監獄的殘疾人了,最後成為一位疾病纏身、雙目失明、雙耳失聰的殘疾老人。人生境遇慘痛如此,夫復何言!

為什麼李旺陽要承受這樣的磨難?這是因為,他的心中有著某種不可摧毀之物,即對於自由和尊嚴的信念。他真正實踐了哈維爾的理想:「生活在真實中」。「我今天受迫害,不過是我骨子裡流的熱血要比你多一些而已。」李旺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運。

最初,李旺陽和我一樣,都曾事先獲知「六四」後將要抓人的消息,當時我們都拒絕逃走。李旺陽的理由是:如果逃跑,就對不起邵陽工人。但我在出獄後,因一個採訪事件陷入危險境地,由於不願再次入獄,我選擇了逃亡海外之途,而後在瑞典一直過著自由和安寧的生活。

李旺陽本來也有機會逃避更多的厄運。中共當局曾多次要求李旺陽寫悔過書,承諾只要認罪就放他出獄給他自由,但李旺陽寫出來的卻是批判中共的檄文。由於骨子裡流淌的熱血和信念,這位工人兄弟寧願把牢底坐穿,也絕不向中共當局示弱妥協。

據他的獄中好友張善光先生說,李旺陽是讀過不少書的,他知道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詩《門檻》,知道渴望光明、自由和尊嚴的人們將要面臨的種種兇險: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輕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死亡,還有跟人們的疏遠,完全的孤獨。

尊嚴是人的本性之一。人的這種本性,可以讓所有的極權制度都失效,因為擁有尊嚴感的人不甘匍匐在極權的腳下。因此,極權主義千方百計要摧毀人的尊嚴。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這一著作裡,揭露極權主義的暴力以「三步程序」消滅真正意義上的人:第一步是「殺法權之人」,即剝奪人的基本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第二步是「殺道德之人」,摧毀人們良心的抵抗;第三步是殺絕人的個性思想和創造性,把人變得像行屍走肉。

為抵抗如此殘酷的專制暴力,李旺陽喪失了一切:視力、聽力、健康和本應有的家庭。在他去世前,香港記者採訪他,只能在他的手上或大腿上寫字。但是,當中國人在邪惡面前喪失抵禦的意志、普遍變得麻木不仁之時,李旺陽維護了人類最有價值的東西──尊嚴。

白居易曾有詩云:「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作為一位充滿尊嚴的精神聖徒,李旺陽將長存於我們心中。

堅持公開言說「六四」至死不渝

對自己的人生,李旺陽曾有一個平凡而美麗的夢想:出獄後賣掉自家的老屋,拿這筆錢開一家餐館,做有品牌的大飯店,前有停車場後有草坪。朋友們來了,就在草地上品茶、喝酒、聊天、曬太陽,不亦樂乎。這些夢想,是他與好友在獄中醫院住院時談到的。

然而,李旺陽沒法擺脫厄運去追求他的美麗夢想,因為他自始至終都在言說「六四」。一九八九年李旺陽到北京受到學潮感染,在軍隊戒嚴後他組織工人聲援學生,在「六四」鎮壓後他發動遊行示威,在公審法庭上他仍然言說「六四」。直到臨死之前,一身殘疾、不能獨自行走的他還在醫院裡接受香港記者採訪談「六四」。

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六四」尚存於他們的記憶之中,他們也在私下裡談論「六四」。但是,公開言說與私下談論是很不相同的。公開言說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是對禁錮言論的權力的挑戰。尤其是在人們對某個公眾事件集體保持沉默的時候,公開言說意味著承擔責任,意味著刺破權勢者刻意隱瞞的真相,因此需要更大的勇氣。

米奇尼克曾高度評價公開言說的意義:「詞語有他們自身的力量;正是詞語創造了一個我們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對於「六四」屠殺,言說本身就是行動,因為言說可以呼喚人們的正義感,足夠的言說可以形成一個推進社會進步的話語場,促使人們思考並解決問題。

正因為言詞有如此力量,所以中共當局要以嚴厲的手段懲罰公開言說者。不肯放棄言說「六四」的李旺陽,在獄中曾有二十多次被關小號,那種又黑又臭的囚室被稱為「棺材倉」。他遭受的酷刑多種多樣:手銬銬進骨頭、牙齒被撬光,還有電棍和毒打。

當一百個享受優渥生活的中國御用文人抄寫毛澤東延安講話,因其道德上的虛偽怯懦成為專制制度的共謀者,當嘲笑英雄的犬儒主義成為中國社會通病之時,我們悼念因精神高貴而遭受苦難的勇士李旺陽。對李旺陽的命運心懷愧疚的我們,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像李旺陽那樣,繼續不懈地公開言說「六四」。

寫到這裡,我想起廣州維權的朋友在河邊放二十三艘點上蠟燭的紙船,悼念在「六四」後遭受了二十三年厄運的李旺陽。那裡燭光點點如星星閃耀,本不信神的我默念起主耶穌在馬太福音裡的經文:「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文章來源:《爭鳴》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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