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書連載】辛灝年《誰是新中國》(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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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7月11日訊】【《誰是新中國》題解】 誰是新中國?誰才是真正的新中國?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如果是前者,何以在辛亥之後,又會出現長期的內亂和內憂?雖然能夠一再地戰勝形形色色專制勢力的反撲,統一了中國,捍衛了共和國統,贏得了偉大衛國戰爭的勝利,卻又慘敗在1945—1949的內戰之中。嗣後,竟能夠在臺灣完成向民主的全面過渡,使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理想得以實現…… 如果是後者,為何又在「革命」的名義之下,全面復辟專制制度,雖然迄無外患,更無內憂,卻造成「冤獄遍中華」這樣一個史無前例的悲慘局面,為漫長的中國專制制度,補上了中世歐洲「教政合一」式極權專制統治的血腥一課。待到風雨飄搖之時,亦只好重演西太后的「改革開放」,然而,其成就雖不能與清政府相提並論,其命運卻與清王朝一樣而不能免,其腐敗和腐爛,更為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有……

(接上期)

四 清王朝改革 鄧小平改良與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第一 清王朝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簡單對比

本節標題之所以稱清政府是為改革,鄧小平是為改良,乃是從他們在專制改良的層次上所表現出來的深與淺而言。下文將從兩者的相同點和不同點試以說明之。

一 清政府改革和鄧小平改良的相同點
  
其一、兩者在本質上均不許改革腐朽的專制制度,都只想在專制政治的母體上嫁接西方自由主義生產經營方式的枝芽,即只想在經濟上西學為用,旨在維護專制統治,即「自救」而已。
  
其二、兩者在理論上的相同之處,是均沒有一個真正近代或現代的民主政治思想,作為其改革的思想理論基礎,卻都有一個維繫和維護專制統治的思想做為他們改革的桎梏。前者為孔孟儒教、三綱五常,後者則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才一個要空喊「富國強兵」,一個假喊「振興中華」。然而,兩個真正要喊的和真正在喊的都是「長治久安」,即「專制長治和人民久安」。
  
其三、兩者在改革上的共同之處,一是均以經改為主,二是經改均歷經兩度,三是都搞的是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允許獨資和合資,四是都搞的是對內搞活、允許個體經營的存在和發展(中共乃是局部允許),五是均設立經濟改革的特區 —— 只不過一個成了「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一個卻成了「中共高官及其子女的富貴風流鄉」。其四、兩者都反對過政治改革,特別是都反對專制制度的改革。只不過清政府曾從堅持四個不能變退守到三個不能變(參見上卷第一章),而中共卻自始至終都在堅持「四個堅持」。二是均血腥地鎮壓過要求進行政治改革的政治改良派,或逼迫他們逃往國外。三是均在鎮壓政治改良派兩年以後,因統治危機迅速加深,只好重新祭起改革的大旗,再度推起經濟改革運動,以挽救日益危殆的政治經濟局面。四是在二度經濟改革中,與近現代各國曾推行改良的專制政體一樣,一手抓經濟改革,一手抓政治鎮壓,企圖以此維護正在江河日下的專制統治。只不過中共對民主人士、異議人士和革命志士的鎮壓更加廣泛、更加殘酷而已。五是都曾在高喊立憲改良或政治改革的二度經改中,高度集中權力,強化專制統治,一個將權力集中至滿族貴族、直至皇族一身,一個則將黨權集中到企圖與毛澤東並駕齊驅的地步。六是儘管如此,卻同樣造成了專制權力的被迫削弱、迅速削弱和層層削弱,其專制權力的瓦解和崩潰同樣勢不可免。

二 清政府改革與鄧小平改良的不同點
  
其一、就改革動因的不同面而言,一是清政府改革尚屬於王朝統治和君主制度正在走向自然消亡階段的「自救」行為。鄧小平的改良卻屬於一個專制復辟政體「為維護其復辟統治而進行自救」的行為。二是清政府于歷史消亡期的一切敗症,雖是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處於歷史消亡期的必然表現,卻也是外患內憂交相煎迫下的現實反映。但中共的種種敗症,除為復辟的專制政體所共有之外,卻是它在「既無外患、更無內憂」的和平局面之下,長期地和一再地要「斗天、斗地和斗人」的一個政治惡果。是故大清朝雖為外族統治,又運交專制制度的末路,卻能夠綿延二百余年,才在外患內憂的交相煎迫之下,被迫為自救而實行改革;而中共作為一個未曾統一的復辟政權,雖運交國際共產專制復辟的興盛之日,卻只撐持了二十余年,便不得已要靠改良來自救了。
  
其二、就經濟改革的不同面而言,清政府雖然垮台了,但是,清政府長達五十年的兩度經改,卻「為中國近代工交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打下了基礎,為西學的傳播和中國科技事業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為我國近代工業的發展積累了科技資料,加速了封建自然經濟、即小農經濟的解體,促進了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的初步形成」(參見上卷第一章註釋)。然而,中共的經濟改革,充其量也只是將為它所破壞殆盡的的中國商品市場和商品經濟,進行了遠沒有到位的重建和恢復。中共以恢復農民的小生產來救社會主義的命,以恢復個體戶的歷史性正常存在作為城市經濟改革的主要成就;以羞羞答答、百般限制地恢復「舊中國」已有的自由經濟和市場經濟作為它二度經改的標誌;其表現和成效又如何能夠與晚清相比。
  
其三、與清政府畢竟實行了「百日維新」的一度政治改革,和曾允諾君主立憲的二度改革相比,鄧小平和它的中共,一是除掉在改革早期曾廢止過農村人民公社制度、即共產農奴制,和發出過政治改革的數度空喊之外,至今竟一無政治改革的實踐可言。二是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即「百日維新」之後,中共開槍和開坦克車殺人,卻在人民要求政治改革、卻根本沒有推行政治改革之前。三是與清政府頑固派對政治改良派的鎮壓相比,中共殺人者,不僅有頑固派,而且它的殺人主凶恰恰是發動了改革和領導了改革的改良派領袖鄧小平。四是中共對僅僅是自發地要求實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人民進行鎮壓的極端殘酷,及其殺人之多,不僅為慈禧太后、而且為近現代任何一個正處於改革期的專制政權所不敢比。
  
其四、與清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允許人民擁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和不僅允許知識分子宣傳近代西方物質文明,而且允許宣傳近代西方精神文明相比,處於高喊改革中的鄧小平和它的中共,卻隨著經濟改革的推行,不僅不給人民以應有的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的自由,不僅一再地要反對、限制和打擊宣傳現代西方的精神文明,併名之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而亟欲撲滅之,而且將其一黨獨霸的「新聞和言論自由」,監控得愈來愈緊。
  
其五、與清政府用上諭詔告天下願意「廢除滿族特權」相比,正處在改革期的中共權力集團及其「老幹部和接班人」,所擁有的特權之愈來愈多及其越來越貪,則為中國整個封建、君主專制社會的歷史所望洋興嘆。
  
兩相比較之下,稱清政府是為改革,中共是為改良,也就言之不差。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無非清政府只為一家之政府,而中共大陸政權以及中國大陸的所有社會機構,竟全然是中共一黨之機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和君主王朝除政權之外,皇冠上並無一個君臨一切的黨權,即教權;而中共教政合一的專制極權統治,卻將教權、即黨權凌駕在政權及一切權力之上。而黨權的至高無上,之不讓與不放,更被視作天經地義。再者,黨權的基礎與核心便是定於一尊的黨義,即教義。如同歐洲中世紀黑暗的宗教統治一樣,其作為精神支柱、思想桎梏與心理障礙,之絕不可以觸動的極端專制本質,自然也就使屬於政權範疇的改革難於上青天。這既是鄧小平改革在理論上和實踐上之所以遠遜於清政府的內在情由,更是鄧小平改革一觸及政治改革,便連經濟改革也要迅速滑坡的根本緣由,和清政府殺人是在政治改革已經付諸實行之後,而鄧小平殺人卻是在人民僅僅要求實行政治改革之初的最終原因所在。更何況清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正宗王朝,中共卻是一個未能統一的短命復辟政權,其于改革上的脆弱性,也就與它作為復辟統治的更加頑固性相反相成。

第二 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

一 從理論 歷史和當代的事實來看
  
其一、從理論上來看,近現代各國專制政體的改革,不論它推行的僅僅是經濟的改革,還是摻有政治的改良,只要它僅是為了苟延專制統治,都一再地和最終地誘發了革命。
  
其二、從滿清王朝同樣是意在自救的經濟政治改革運動來看,雖然經改和政改交錯,甚至有血有淚,但它無非是將自身改革的歷史,孕育成了偉大民主變革的前夜罷了。
  
其三、從當代蘇聯、東歐共產專制制度崩潰的歷程來看,可以說,它們個個都是改革在先,垮台在後。有的雖然改革伊始,就因意識到了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而破釜沉舟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如蘇聯,然而,它卻迅速地導致了自己以及東歐整個共產專制制度的崩潰。因為,只要共產專制制度不徹底崩解,任何的民主政治改革,都會有改不下去的那一天。所以,一場偉大民主變革就必然地會及時到來。雖然,它會引發較大、較強的陣痛,但因根本制度已經解決,所以,陣痛過後,勢將迎來一個能夠真正迅速發展的時代。東歐一些原共產國家近年來在社會政治、經濟上的明顯發展和進步都是明證。雖然俄國由於共產專制復辟的時間過長,並且,新政權由於種種政治的和感情的原因,又使得俄國的共產黨雖然亡國卻沒有亡黨,所以,它因「過渡」所帶來的陣痛,就較之東歐其它共產國家更為長久,甚至更為痛苦。但是,俄國人民的選擇卻是明確的,其民主過渡將必然會走向它最後的成功。

二 就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來看
  
其一、由於共產主義信仰在中國大陸早已崩潰和徹底崩潰,中共賴以控制和強化思想統治的基礎早已不存,因此,中共專制政權已經失去了統治的思想依據和理論基礎。由是,人民已經否定了中共專制統治的現實合法性。
  
其二、由於中共最高統治集團數十年來的倒行逆施,以及自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之後,其在理論上和實踐上只能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和共產主義運動在全世界的崩潰和消亡,亦早已將中共黨人的共產主義信仰掃蕩罄盡。猶如有近六十年黨齡的中共老幹部、前香港《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先生所痛言﹕「我少年時相信共產主義,那是患的少年幻想症;如果我今天還相信共產主義,那就患的是老年痴呆症了。」【注十九】因此,完全依靠意識形態來立黨和建政的中共,其政權已經被「釜底抽薪」。
  
其三、由於中共在思想上已經走上了無路可走和無路可追的境地,已經自信全無,所以中共才會高喊「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才會嘶叫「殺二十萬、保二十年」和「改也要垮、不改也要垮,不改垮得更快」,中共才會消極接受蘇、東、波的教訓,中共層層官僚才會紛紛搞錢「留後路」和個個「及時行樂」。這就為中共的必然垮台和自己垮台做好了至為重要的準備。
  
其四、從中共八九年後的二度經改來看,其內容只是在決不改革政治的前提下放縱經濟改革,實際是放縱「人慾」,結果則是在一片虛假繁榮的表面之下,正在使整個社會日益走向貧窮、不公和腐爛。因為沒有政治改革配套的「向市場經濟轉型」,因它缺少了「自由競爭」這樣一個根本的社會政治條件,所以,它才不僅要造成種種敗症的出現,而且必然會造成在中共專制政治體制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最後失敗。中共整個專制統治和專制制度的垮台也就勢所必然。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個被蓄意製造出來的「理論」竟然指出,在由中央計劃經濟、即專制權力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一是由於一部分人必然地要先富起來,所以,另一部分才會必然地要貧窮下去;二是由於「原始資本主義積累」的殘酷性,所以社會才要承受轉型的陣痛,一部分人的利益才會必然地被剝奪。這個希望被剝奪者不要怨天尤人,甚至甘受犧牲的所謂理論,顯然是在依據馬克思主義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錯誤思想,既要告訴剝奪者,他們的瘋狂剝奪乃是理所當然;又要警告被剝奪者,此乃歷史發展的必然,只能逆來順受。但是,它卻違背了一個最起碼的歷史事實,即在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正在走向沒落的封建貴族是在一天一天地貧窮下去,而非一天一天地富裕起來。只要看一看被馬、恩所推崇的現實主義小說家巴爾扎克所描寫的「貴族們的日益貧窮化」,和他們在新生資產階級面前的可憐相,我們就能夠相信,今日中共權力人物及其子弟們的超級貪婪化和超級富裕化,與那個所謂的殘酷的資本積累理論該是多麼地不能相稱。必須明確的是,近代自由主義經濟形態的形成和發展,是和近代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發展相生相成的。唯有舊專制權力的逐步消亡,才能帶來自由經濟的逐步發展。而也只有在專制權力走向消亡的時代,才能為社會財富的積累帶來它先決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然而,由於中共的專制政治權力非但沒有消亡,而且還在強制地進行著加固,所以,它才為自己權力階層和貴族子弟們的殘酷積累,製造了黑暗的政治條件和時代條件。當然,這根本就不是什麼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而是中共專制統治集團及其權力的附庸者們,對全體人民的最後掠奪和瘋狂掠奪罷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今天居然要用馬克思意在揭露和進攻資本主義原始積累「不合法」的理論,來為中共進行所謂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合法性」進行辯護,如若馬克思先生在天有靈,豈不是要喊冤叫屈而不能終?
  
其五、從中共二度經濟改革所一手製造出來的高度官場腐爛和高度社會腐敗來看,整個中國大陸社會所迅速呈現出來的,已是一片亡國之象。而一九八九年之後中共拒不推行政治改革的行徑,甚至為挽救專制統治的命運而一再推出種種倒行逆施的做法,才是今日中國大陸一片亡國之象的真正來由。只要稍稍聽一聽中國大陸遍地流傳的民間歌謠,我們就能體會得到,如同清政府一樣,中共的改革非但沒有治愈腐敗,反而使腐敗歧生歧長。而不可治愈的制度性腐敗,便是前夜來臨的前奏。

三 就人民渴望變革的歷史要求來看
  
其一、因現實的痛苦喚醒了歷史的痛苦,人民才會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應該承認的是,由於鄧小平推行改革開放,確實適應了彼時國家和人民亟需喘息和生存的需要,所以,人民才希望中共真地能夠「學好、改好」。人民確實是寬宏大量的。但由於中共拒絕實行政治改革並保護官倒腐敗的橫行,從而使人民很快就看穿了鄧小平「專制仁政」的本質,仍是為了維護中共一黨專制政權。特別是在一九八九年,中共竟向僅僅是要求他們實行政治改革的人民進行了殘酷的鎮壓,鄧小平與毛澤東一樣的專制暴君本質也就因此而暴露無遺。由是,經歷過毛澤東長期專制暴政統治的人民,也就在一九八九年的刀光血影之間,因「新仇」喚醒了「舊恨」而走向了最終的覺醒。這個覺醒的實質,就是對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專制暴政、專制仁政和中共專制權力現實合法性的全面否定。於是,前夜的到來,已經不可避免。
  
其二、因現實的覺醒導致了歷史的覺悟,人民更要渴望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如本章前文所述,毛澤東死後和華國鋒垮台之際,中國大陸人民和鄧小平曾先後「共同」發起過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在這場思想解放運動中,屬於人民自身的思想解放運動曾艱難地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第二階段是批判和否定文革前的中共專制暴政。第三階段則是以深入研究和全面肯定國民黨抗戰為發端,開始了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再反思、即再認識。如果說前兩個階段因伴隨著中共改革的推動、發展、滑坡、停滯和二度改革的被迫推行,尚屬於對中共權力現實合法性的批判和否定,那麼,第三個階段,則是中國大陸人民正在從根本上對中共的「革命」,中共「革命」的性質,和中共「革命」與中國現代歷史發展的關係,進行了再認識,產生了真認知。由是,作為中共對立面的中國國民黨,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新中國」對立面的「舊中國」 —— 中華民國,和作為被毛澤東與共產黨在實際上早已批判、否定和推倒的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及其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直至蔣介石先生的歷史功績和歷史地位,也就不可避免地被放到了必須進行再研究、再認識和再肯定的歷史地位之上。
  
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之迅速、迅猛、廣泛和深刻,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已經在中國大陸民間所造成的廣闊而且深遠的影響,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在歷史事實的澄清和理論研究上的成就,這一場歷史反思運動所已代表的中國大陸社會政治思潮的歷史性轉折,實已使得中國大陸人民在對中共權力的現實合法性進行否定之後,已經對中共權力的歷史合法性產生了全面質疑,直至走向了徹底否定。
  
中國大陸人民終於在被中共統治、欺騙和折磨了近半個世紀之後,認識到中共的「革命」不過是對孫中山民主革命和民主建國的反撲和反動,是對辛亥之前中國專制制度的一場空前復辟,是在共產革命的名義下,以中世紀歐洲教政合一這一專制統治的最高形式,對於中國數千年專制歷史和專制政治的血腥「補課」。它不僅強行地阻斷了現代中國由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歷史進程,而且將二十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大陸強行拖拽在反動與倒退的死港之中。由是,中國大陸人民不僅在感情上,而且在理性上走向了最終的覺醒。由是,如同清政府那一場改革的結局,便是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來臨一樣,中共這一場改良的結果,亦同樣會迎來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只不過這一場偉大的民主變革既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繼承,又是對前一場偉大民主變革的完成。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或曰偉大的中國民主運動,如同近現代一些先進國家一樣,終於在歷經了革命與復辟、民主和專制之慘淡較量的主體歷程之後,就要迎來她從專制向民主過渡的最後成功了。前夜已經來臨,變革必將成功。孫中山先生民主建國的偉大理想一定能夠實現。

注 釋

【注十九】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一日,在紐約由中國大陸學者和留學生髮起並主辦的「辛亥革命紀念大會」上,金堯如先生曾擁抱主講人辛灝年先生流淚而言,使整個會場氣氛激越。參見當時海外的相關報道。

(待續)

文章來源:黃花崗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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