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1日訊】《動向》雜誌在今年的六月二十七日報導，賀國強在六月初召開了河北、河南、山東、北京、天津的三省兩市的副書記和紀委書記的座談會上說，中央對地方領導失控，對基層黨組織領導失控，對鄉村政策失控。歸根結底，三大失控是中央和省級地方黨政關係位置長期不能理順，從隱形危機到了現實上的危機，這可以從政治、思想、組織上，方針政策貫徹執行上都已經集中的反應出來了。
他還說，中央對基層黨組織的工作、建設和指導上失控，黨組織班子成員複雜，黨組織生活基本停頓，黨不管黨；對鄉村政策和管轄失控，黨組織和行政機構的正常運作停頓癱瘓。賀國強還說，黨政機構處於停頓癱瘓狀態的為百分之八十，較好的只有百分之八。
習近平近日在中央和國務院部委書記、部長們的政治學習班說，九成的中央委員的親屬們移民海外，持有雙重國籍。他也承認共黨政權面臨著重重的危機，並且說，危機能否解決，根本取決於黨的自身改革的勇氣和堅定性，取決於社會的呼聲和動力。
從這兩個人所說的話去分析，共黨亡黨是一定的了。共黨總是在宣傳亡黨就會亡國，其實這是在拉大旗做虎皮，也是牽強附會。大家都知道共黨是一貫的禍國，禍國的禍害亡掉了，國家只會好起來，共黨即將滅亡，那是因為三大失控造成了黨和行政機構百分之八十停頓癱瘓，還能勉強控制的只有百分之八，至於剩下的百分之十二，估計是處於失控和勉強控制之間。
也就是說黨政負責人是要有利可圖的，才會執行上司的旨意，否則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黨政兩套機構失控的現象，應該說是始於文化大革命的中後期，兩套機構的幹部們被莫名其妙的主義、路線是鬧得暈頭轉向，一會兒被打倒，一會兒又站了起來，一會兒又犯了錯誤，一會兒又被打死、或者自殺了。
老百姓們就更是無所適從，一會兒是階級立場不對了；一會兒又要表忠心誓死保衛；一會兒拉幫結夥的互相打群架；一會兒又要爭當造反派，最後老百姓們糊裡糊塗的全犯了錯。把人當猴耍的毛澤東，並不聰明，中國民間的百姓們更不傻。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事件，幾十萬民眾湧向了天安門廣場，對活著的毛澤東喊出了打倒現代秦始皇的吼聲。在毛共極權的紅色恐怖統治之下，仍然發生了失控的現象，這隻能說明國人民眾們發現自己上當了，不再認同毛共的政治、思想、組織和方針政策的那一套了。
八九年鄧小平調動了集團軍，進北京搞大屠殺，其中大多數的軍師長們是拒絕執行屠殺人民的命令，寧可被撤職去坐牢、被槍斃。鄧小平可是個老軍頭，對軍隊也失控了，原因是軍隊不認同給共黨政權當家丁、當打手。軍隊所保衛的不是政權和政府，軍人的天職是保國為民。
到了江澤民、李鵬當政的中後期，他們的政令已經不出北京城了，失控的現象就凸顯出來了。五六年前體制外的學者們根據中國大陸上的種種亂像，說出了胡溫的政令不出中南海的話，證明共黨統治的危機深重了。今天危機和失控的話是出自習近平和賀國強之口，而且還以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八兩個數字來佐證，可見危機和失控已經到了極限。
據說共黨內部是派別林立，什麼江派、改革派、開明派、血債派、團派、太子派的，我們不知道這兩個人是什麼派，黨老闆是胡錦濤，說出了輝煌六十年的話，行政總經理是溫家寶，說出了中國強大了，中國人民幸福了的話。如此看來，中南海內部也失控了，胡溫的政令已經不出胡和溫的辦公室了。
這種處境甚至不如滿清末代皇帝溥儀‧愛新覺羅。辛亥革命成功后，他被限制在故宮裡做皇帝，權力不出故宮，宮牆外是中華民國的共和政體，而宮牆內依然是皇權專制。溥儀的政令在故宮的大牆之內還是一呼百應的。
另一個現象就是共黨更望塵莫及的，專制制度之下的故宮大牆之內，無論是后妃、太監、宮女都明白大清國的大勢已去，人人都在為自己打算後路。宮廷里又從來都是奇珍異寶，歷代著名字畫的寶庫，后妃們、宮女們偷，太監們就往外運，送到京城裡的大小當鋪、錢莊去抵押兌現。
謝天謝地的是許多稀世的珍寶是流入了民間，但卻沒有流入外國，帶著錢外逃的后妃、太監、宮女們也只是從宮牆內捲款逃到了宮牆外，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與親人團聚，或者是去適應新的生活，沒有人捲款逃去外國，或者去買外國護照的。
共黨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黨老闆們又是唱高調，又是髮指示，還要宣傳大好的形勢。與此同時，黨政兩套機構的幹部們和太子黨們就大大方方的貪腐強劫，把贓款送到國外，通過多種方式洗錢，再存入外國的銀行，然後連家屬帶本人從中國大陸消失了，換個外國的名字就不知道在哪個國家去做富翁了。
例如，鄧小平一邊發明了個貓論、過河論兩個所謂的理論，一邊指使著他兒子捲走了二十多億美元去美國；江澤民是勉強的發明出個三個代表的所謂理論，但是以自己的名義在瑞士銀行存了二十多億美元；胡錦濤乾脆勉強的擬定了個保先、八恥八榮的幾項規定，可手下的九成中央委員們都成外國人了。
控制不了幾千萬黨徒們，或許是情有可原，但是幾百個中央委員中的百分之九十都加入了外國籍，這個失控就非同小可了。歸化外國的人，首先是認同那個國家的價值理念，然後是效忠於那個國家。
俗話說一心不可二用，一個人怎麼可以一邊擁護民主和自由，一邊又舉手表決贊同極權；一邊享受著做人的權利和尊嚴，一邊又擁護對人民的屠殺和鎮壓；一邊享受著自由市場經濟的繁容，一邊又去主張政權應該操控工業、金融、經濟、銀行和股市；一邊享受著人家的人文主義的國家福利和社會的保障制度，一邊又翻過臉去符合共黨獸性的貪婪和虛偽呢？
早在隋唐的時候，有一句話說是古人形似獸、卻有大聖德，今人形似人、獸心不可測。兩面派從來遭人唾棄，雙面人也沒有人看得起。百分之九十的中央委員們原來是人面獸心，這就難怪中國大陸經濟崩潰，民憤沸騰了。共黨可悲，煽動愛國主義，可是賣國的是共黨，歸化外國的又是共黨的黨徒、黨棍們。
中國人從來愛國，但不會愛黨，也不會愛政府，共黨也清楚，所以表面上是愛國主義，實質上是在煽動民族主義的狂潮，其實共黨又失算了。無論是滿漢蒙藏回，哪一個民族都不願意自己的民族裡出現像共黨這種人獸兩面派，人面獸心之徒的。共黨團伙是另類人，中國五十六個民族裡沒有共黨這個族類，五千年文化里沒有共黨這種極權獸性的文化，以獸性貪慾為主導的共黨是不可能有忠實分子的。
團伙內部無忠誠，於是五毛黨才應運而生，犬儒們才紛紛亮相，這裏沒有理念、信念，更提不到理想主義或者是信仰。五毛犬儒們所圖的無非就是蠅頭小利、窩角之名，作為交換的那就是他們的人格和靈魂。最蠢的就是那群憤青、憤佬們，抬轎子吹喇叭，搖旗吶喊，名和利全然無分，至多就是吃一份免費的午餐而已，但卻是站錯了立場，吃錯了飯，落下了一個不齒於人的下場。
在這一點上共黨政權還在苟延殘喘著，卻比不上已經滅亡了的滿清。滿族的遺老遺少們無時無刻不在想著復辟，但都被高高的宮牆擋住了。直到溥儀被攆出了皇宮，住進了天津外國人的租界地以後，朝廷上原來的文臣武官們蜂擁去了天津，獻計獻策獻財寶，表忠心，就如同天天上朝一樣去叩見溥儀問安。
日本佔領了東三省，溥儀決定去做滿奸，去日本人命名的滿洲國做皇帝，這幫文武大臣們和遺老遺少們或許知道這麼做是不對的，但是忠君的思想，還是戰勝了不做滿奸的思想，不少人還是跟著溥儀去了東北，組建滿奸政府，又苟活了幾年。
試想一下共黨垮台以後，可能不可能還有幾個忠實分子跟著再上井岡山，或者去延安窯洞的呢？當然有，毛新宇會去，問題卻是，井岡山和延安的人民可不可能會再收留共黨。滿清王朝到了搖搖欲墜的後期也沒有出現過五毛犬儒現象，更沒有整體哀嘆著，要是沒有了愛新覺羅家族中國可怎麼辦的憤青憤佬們。
滿清滅亡了，也沒有人想去清算溥儀，溥儀還可以過上自由自在的日子。有一天溥儀去散步，走近了一座橋的邊上，看見了一個瘦瘦的老人跪在橋上，向溥儀磕頭，三呼萬歲，並且還要討封賞。這個老人說，他的祖上曾經是入關的八旗士兵中的一員，後來戰死了，始終沒有被朝廷封賞過。溥儀因為看到了他是跪在橋上，隨口就給他封了個鎮橋候，這個人當即是謝恩，高高興興的回家去慶祝自己被封侯了。
這就是說，滅亡了的滿清仍然有一批愚忠的人，而共黨還沒有滅亡，三退的人數就已經超過了一億，仍在黨內的人是極力避免被人們知道他是黨員，受到共黨恩惠被封做體制內公務員的人，只要敢於當街說出他是公務員，就立即會遭到民眾的圍堵和拳腳相加。
為什麼會是這樣？這就是賀國強所說的，黨組織和行政機構百分之八十正常運作停頓癱瘓，這裏所說的停頓和癱瘓的是指黨的政工幹部們和行政機構的公務員們的日常應該做的正常工作，該他們做的他們都停頓了，那麼他們整天都幹什麼呢？當然是以權謀私利，貪腐搶劫，坑蒙拐騙。
過去歷朝歷代的皇帝們，每年都要在幾個大慶典的日子里走出皇宮與民同樂，也有微服去民間私訪的。現實共黨的縣長們沒有軍車開道都不敢出門，這就是說，皇權專制遠比不上共黨極權的萬惡。習近平算是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說，危機能否解決，根本取決於黨的自身改革的勇氣和堅定性。
馬克思說過異化這個詞，八十年代的中期，共黨當時就派出了個鄧力群搞了一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於是共黨就徹底的異化了。異化到了今天公開的做土匪，公開的耍流氓的地步上，就是因為共黨沒有言論的自由，沒有自我反省、自我改正、自我更新的功能和機制，於是才異化到了今天地步上了。
共黨說了六十多年的一句話就是相信黨、依靠組織，加上黨永遠正確，又必須領導一切。習近平的思想仍然局限在這個格式里，黨去領導自身的改革，無論拿出多大的勇氣和堅定性也是枉然，因為共黨自身根本就不具備這種機制和功能。
賀國強說，黨不管黨，那是因為黨管不了黨，總書記政治局中央委員會管不了黨，那是因為誰也不聽誰的。習近平或許也想到了黨不太可能進行自身的改革，於是又提出了解決危機的另一個可能性，就是要取決於社會的呼聲和動力。從這句話中又可以看出習近平或許讀過一點二十四史，但卻顯然不太了解共黨的黨史。
共黨是以欺騙起家，以暴力篡政，五十年代初毛澤東曾說過，只要有百分之三十的國人的支持，共黨政權的問題就不大。在毛當政的二十七年中，正是由於他自己對權力的慾望達到了瘋狂的地步上，大大小小近二十次所謂的運動去耍弄愚弄國人民眾。在他死之前這所謂的百分之三十的支持率估計也所剩無幾了，毛死了文革才停止。
共黨也被文革搞的是七死八傷，所以才提出了不搞鬥爭了，搞經濟和四個現代化，中國人為此是鬆了一口氣，也興奮過一陣子，但很快就明白了鄧小平所說的讓一部分先富起來的實質，竟然是官兒子們、官太太們以權謀富、貪污致富，致使剛剛出現的有限的支持率又喪失了。
這二十多年共黨無恥的暴力貪腐，使得民間在五、六年前就喊出了打倒共匪，驅逐共黨的聲音。僅二零一一年一年之內全大陸爆發了十八萬起民眾抗暴維權的事件，而今年的七月一號香港又爆發了四十萬人參加的示威大遊行；以應對胡錦濤的去港，示威遊行的一個主題就是認清共黨的罪惡。
社會的呼聲和動力依然如此了，那麼共黨繼續當政和存在就都屬於是非法了，非法的東西當然就要堅決的取締。幾年前共黨的內部曾經討論過是否換個名稱，不再叫共黨，改叫社會黨或者是什麼黨。任何人都可以組黨，組黨就是為了要執政，執政就要提出國統和法統。
中華民國之父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共黨的國統是什麼呢？一九四八年以前大喊民主自由的是共黨，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實行極權統治的還是共黨，法統就是黨治，黨治就是人治，黨就是法，可是這個法又因人而異，不但沒有確定性，反而是違反普通法和自然法的法制。
共黨憲法中的四個堅持的條款就是公然違法犯法的一例。中國人都知道，吃飯是為了活著，但是活著卻不是為了四菜一湯的待遇，而共黨們卻不懂。人活著是為了要去體現和反應作為人的價值，共黨們又不懂，價值產生理念和新思潮，徵求人們的認同和支持，共同創造屬於全人類的幸福生活，共黨們就更不懂了。
既然全不懂，那麼共黨無論改換什麼名稱，其本質仍然是共黨。同樣的道理換上了任何一張新面孔去做黨老闆，其本性仍然是共黨，共黨已經從毛澤東狂妄、奸詐、混不講理的強人政權退化到了今天的現代的庸人政權，還有什麼理由可以說明共黨不會完蛋的呢？
謝謝各位聽眾朋友們的收聽，下次的這個節目的時間里我們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