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穩定之序與維穩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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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7月22日訊】古今中外,除了那些野心家、陰謀家、專制暴君、獨裁者等別有用心之外,一個正常理性之人不會希望生活在動盪之中。霍布斯把自然狀態描繪成人與人之間的戰爭狀態,論證的目的也是希望建立國家維持秩序,給人們提供安全穩定保障,霍布斯認為,就是專制也需要穩定安全秩序,避免人類之間相互殘殺。

穩定是人類的基本價值觀。穩定成為人們價值體系一部分,人們對於穩定的信念與忠誠是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從一定意義上說,西方政治文明的歷史,是穩定成為政治習慣,成為政治生活方式,成為政治信仰的歷史,西方的穩定與憲政民主二者密不可分。穩定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超穩定系統、超穩定結構、求穩怕亂都是國人政治文化的真實寫照,中國的穩定與專制密不可分,因穩定而求專制,求專制而致不穩。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週期率並沒有使國人尋求體制上的突破,反而產生了穩定的焦渴症。即便如此,穩定的價值觀也已經深入人心。

價值觀的穩定是終級穩定,秩序的穩定是現實穩定。秩序的穩定首先是憲法與法律的秩序確立。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倡民主時,就提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要處理好人治與法治的關係,要逐漸告別人治、老人政治,要搞法治,搞法治靠得住些,要依法治國,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實際上就是要強調秩序上的穩定。只是毛澤東時期的戰爭文化、階級鬥爭文化、黨文化、傳統的人治思維在鄧小平身上習慣性發酵,使鄧小平在政治上終於回歸人治。

穩定是動態穩定,是不同階級、階層、利益集團的正和博弈,是底層向頂層的正向流動,是不同價值觀的互相激盪、交流、交鋒、共存共榮。穩定不是階級、階層的自我封閉和相互關閉,不是死水一潭,不是鴉雀無聲,不是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統一步伐、統一意志。穩定具有促進經濟發展、政治進步、社會和諧之功能。穩定是共識,沒有穩定,什麼事都做不成。

在穩定價值、穩定秩序目標確立之後,選擇穩定的手段就極為重要,手段選擇得好,手段之穩與目的之穩具有一致性和同一性,社會即可長治久安。手段選擇不好,穩定就會走向動盪,維穩就會成為動盪的導火索,社會就會陷入亂局而難以自拔。換句話說,穩定之善需要手段之善,穩定之善決定維穩手段的選擇。不能為了維護穩定不擇手段,不能為了維穩亂用手段。但是現實邏輯決定著維穩邏輯,甚至為了維穩,穩定的價值可以捨棄,維護穩定變成了維護既得利益,維護現時短暫的統治。實用主義維穩、功利主義維穩、機會主義維穩成為當權者首選的手段。只要維護穩定,什麼手段見效快就採用什麼手段,什麼手段省事就採用什麼手段。戰略維穩、法治護穩徒具形式。

改革開放以來,權力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一直是不穩定的製造者和主導者。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權力維穩不受穩定價值的規範約束,穩定的價值觀被維穩手段所綁架。二是權力維穩卻不斷地破壞穩定的秩序,超越憲法和法律,依法治國變成以黨治國,黨的權力不受限制和約束,黨成了世俗權力與精神權力的雙重絕對權力代表。三是把穩定看成是死水一潭的穩定。

正是這種不受制約的權力製造了社會兩大對立階級,這兩大階級互相對立、互相敵視、互相不信任。

這兩大階級一個階級是權貴階級,另一個階級是非權貴的勞動階級。在權貴一方,權貴肆無忌憚地霸佔了市場,使市場變成了權貴市場,使市場經濟變成了權貴經濟,各種稀缺性資源被權貴或准權貴壟斷,中石油、中石化、金融、電信、房地產、電力等都有權貴的幽靈在遊蕩。與此同時,權貴們把其財產不斷地轉移到國外,世紀末心理、棄船心態在權貴上層蔓延、貪污、裸官、包二奶、情婦公然登堂入室、腐敗以億元記的官員不斷增多。值得一提的是,中國沒有獨立的資本階級,他們是紅頂階級,他們一出生,就流動著資本的血和權貴的血,他們是「混血兒」,代表著資本盤剝著非權貴階級,代表著權貴對非權貴勞動階級進行著超經濟的盤剝。在勞動一方,工人工資大都維持基本生存,白領工人也成月光一族,農民工倍受歧視,社會保障低下。土地被強徵、房子被強拆、維權被打壓、上訪被嚴控。社會公平正義底線被破壞、兩極分化極其嚴重。兩大階級的矛盾成為社會的主要矛盾,而意識形態宣傳的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的矛盾已經下降為次要矛盾。兩大階級的矛盾,成為社會潛在動盪的總根源。

解決社會動盪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人治,一種是法治。但中國權力者沒有選擇法治,而是選擇了人治。人治反過來說就是治人,這是人治的邏輯。在現代社會,這種人治的邏輯展開就是黨治邏輯。人治決定著治人的手段具有非正義性。人治本身就是維護專制者的統治和利益,維穩在失去穩定價值觀內在約束的情況下,不斷出現了以暴易暴的困局和亂局。維穩的主體主要是當地政府,當地政府權力主體是當地的書記,是書記一把手的權力不受制約,當地的黨委書記成了太上皇、土皇帝,縣委書記這一群體成為製造不穩定的禍首。

因維穩而亂,由亂而強化維穩,由強化維穩而引發暴力,而強化暴力而引發社會動盪、社會騷亂、政治崩盤。維穩最終導致了維穩的反面,最後達到社會不可治理、不可收拾狀態。最近幾年,群體性事件增多,維權事件增多,社會報復事件、騷亂事件出現次數增多,群體性事件呈現出錯綜複雜的局面。5月10日,雲南巧家縣白鶴灘鎮花橋社區發生一起爆炸案件,致4人死亡16人受傷。此事件在網上熱炒,一個強徵土地的事件變成了立體多維的維權事件、政治事件、騷亂事件和社會報復事件。

二十多年前暴力高壓維穩,使人們對政治的正義與公平的質疑失去了正常表達通道,政治之善被政治不義所取代,政治腐敗被經濟發展所轉移。鄧小平通過暴力手段在換來二十年表面穩定的同時也使不穩定因素暗流湧動,二十年後的穩定終歸結束,一個不穩定的時代,一個動盪的時代,一個騷亂時代,一個多事之秋最終浮出水面。

高壓維穩催生了人們的革命意識和革命心理,如果不採取有效措施,歷史將會出現革命—暴力維穩—革命的歷史輪迴。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暴力催生暴力,革命催生革命,這是革命的必然,也是革命的宿命。

權力既然是社會不穩的根源,治理不穩定就應首先就應該是約束權力,實行法治。限制權力的核心與關鍵是限制政黨的權力,使政黨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使政黨的世俗權力與精神權力分立並相互制約,使政黨的世俗權力受到約束,政黨的內部權力分立並相互制約,政黨的外部權力分立並相互制約,政黨與政的權力分立並相互制約,政黨與社會的權力分立並相互制約,不同政黨的權力分立並互相制約。一個處處受到制約而不能濫用世俗權力的政黨,才是現代政黨,才是具有穩定功能並維護穩定的政黨。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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