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支柱:無法逆轉的中國超低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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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10月2日訊】那些反對生育自由甚至反對放開二胎的人,不但無視人口普查數據,還鼓噪「一旦放鬆生育管制,中國人就會像五六十年代一樣大量地生孩子」,而這是不可能的。中國1.73%的生育意願,除去生理不育、終身不婚不育、丁克和育前死亡,能生多少孩子?連1.5%都不到,這還沒考慮經濟條件對生育率的約束。

這麼低的生育意願當然不是正常的。四十年來「計劃生育」(指大陸強制性限制生育的政策)的宣傳無孔不入,不但佔據了電視、報刊、書籍、互聯網及各種政府文件,而且以標語的形式遍佈農村的牆壁、電杆兒;其不但走進了中小學生的課堂,而且編入教材,捏造人口數據,恫嚇青少年[見《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必修)數學1(A版)》,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月第2版]。

「計劃生育」宣傳長期以真理和法律的名義佔據人們的頭腦,並且通過懲罰「超生」者,而成為新的洗腦意識。對相當多的中國人來說,包括很多反對強制計劃生育的國民,「計劃生育」的觀念已根深蒂固,以至於成了思想教條,其極大地降低了國人的生育意願。

要改變這種狀況,政府首先要清除「計劃生育」宣傳,並對國民進行正面的人文教育,改變數十年來國人被扭曲的生育觀,這對成長中的少女尤其重要。日本、韓國的先例表明,健康的生育意識雖然有助於消除社會對多生孩子的歧視,但能否有效提升生育意願與生育率仍是未知數。我曾經提出過一個假設:人的生育意願與他(她)在兄弟姐妹中的排行有關,排行越小的生育意願越強,因為人在潛意識裡不願自己消失。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麼獨生子女政策對生育意願的打擊將是永久性的,他們由於受寵,而不願意生育。

在中國,生得起養不起的社會現實,使實際生育率與生育意願的差距越來越大。即使取消了「計劃生育」,中國大陸的生育率經過短暫的三五年反彈之後,仍會下降,直至比目前的生育率更低,也將比港澳台和韓國、日本的生育率更低。

中國有關的「計劃生育」法規並不限於生育範疇,也滲透到許多其它領域。在「計劃生育」的國策和《人口和計劃生育法》的要求下,我國婚姻法、收養法、母嬰保護法、稅法、勞動法、教育法、社會保障法,以至戶口、遷移等領域,都制定了一系列與「計劃生育」配套的法規和措施,極大地增加孩子的生養成本,特別是增加非獨生子女的養育成本。如果這些不取消,將嚴重阻礙生育率的回升。但是這些法規、措施繁多、隱蔽,不像專門的「計劃生育」法規那麼明了,容易取消,而需要系統地清理、修改。而這將會涉及到各領域各階層的利益重新劃分,會損害一些政府部門和一些人的既得利益。這是一項龐雜的社會工程,至少需要好些年的時間。

中國特有的獨生子女教育模式也是提升生育率的攔路虎。因為是獨生子女,父母不免將自己的全部希望寄託在這唯一的孩子身上。結果是,從幼兒園開始,就不斷地送孩子上各種培訓班,什麼英語班、鋼琴班、繪畫班等等;而孩子的功課差一點,更是要不惜代價請家庭教師;

這些額外的教育費用成為家長的沉重負擔,而孩子的額外學習也累壞了孩子,損害了他們的學習興趣和創造能力。

再有,由於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這種教育模式就成為中國家庭(主要是城市)培養孩子的主流模式。而這就讓廣大農村家庭的父母,特別是青年農民工,感到自慚形愧,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承擔孩子的這種教育;就是城市中的下層民眾,包括非獨生子女的父母,也承擔不起。這不僅加大了國民的兩極分化,也極大地降低了年輕一代的生育意願和生育率。

政府所倡導的城市住宅小戶型化,顯然也是與少子女化的家庭結構相配套的。中國大陸的幼兒園,很少有收3歲以下小孩的。隨著中國勞動力的緊缺,工薪階層請得起保姆的人越來越少了,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願意脫產做專職主婦的有幾個?請父母進城幫帶孩子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總不好意思讓父母睡門廳吧?大中城市的房價已經那麼高,換大房子談何容易?

因為生育控制而加速的人口老齡化,幾年之後將使中國大陸的生育率進一步降低。1990年以前中國每年出生的女孩都在1200萬以上,但1996年之後就只有600多萬了。當1996年之後出生的女孩成為生育主力時,即使她們每人所生的孩子跟上一代一樣多,但總生育率仍會下降,年新生嬰兒數量則降低得更快。社會老齡化對生育率的另一個抑制作用,是它加重了育齡人口的負擔,使人們養了老就養不了小,其作用機制與蘇聯東歐體制轉軌時期,因為經濟困難導致人們養不起孩子從而降低生育率類似。

中國人常常簡單地將生育率與貧富掛鉤,認為二者是反比例關係:越富越少生孩子,越少生孩子就越富裕。如果真有這樣的規律,那麼人類很快就會滅絕於「富裕」。事實並非這樣,國家貧富與生育率的反比例關係不過是生產方式、生活方式、醫療水平和生育率關係的歪曲反映。真正降低生育率的是工業化、城市化和醫學革命,率先發生工業化、城市化和醫學革命的國家和地區都比較富裕,於是人們產生了貧富與生育率成反比的錯覺。

其實,在已經完成工業化、城市化和醫學革命的國家和地區,貧富已經不產生生活方式的區別,從而對於生育意願影響不大,相反富裕卻成為養育能力的標誌。社會發展指數(由人均GDP、人均壽命和國民受教育程度構成)最高的那些國家,除了日本,生育率反而也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除了蘇聯東歐體制轉軌時期因為經濟困難導致了生育率大幅降低外,我們還可以發現,凡大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時期,發達國家的生育率也會有所降低。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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