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斌:中共「十八大」會改革政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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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2年10月25日訊】 中國有句古話說:「欲知來,求諸往」。這句話代表一種保守主義觀念。當然,是一種沒有涵括自由的保守主義觀念。它在今天可以這樣理解:要預測未來,得看看過去,未來是過去的延續,有些是過去的重複,另一些則是對過去的改進。這種保守主義觀念雖說不一定就是真理,但與激進主義的可以徹底改變世界的觀念相比,它離真理要近得多。

當我們試圖對中共十八大和習近平執政之後的政治方向作出預測,「欲知來,求諸往」的古訓大體上是用得著的。不論我們對十八大後發生巨大變化的願景如何美好,願望如何強烈,不論習近平本人是否真心改革,也不論中共高層和黨內對民主的要求與阻力有多大,過去時空裡的六個要素,對未來政治走向的影響是不能忽略的。它們的作用或大或小,但相信沒有人敢說不會發生影響。

一個是人性和文化的因循特點。生物基因幾乎無一不是高度穩定的。沒有穩定,任何生物的代際遺傳就不可能,世界上的生物就會胡亂繁殖,馬變牛,牛變虎,無一定之規,也無物種之說。人是生物,同時又是有高級智慧的生物,不僅在基因層面是穩定的,數千萬年間變異極小,而且在觀念層面也有偏好因循的特點。專制體制在當代之所以能夠維持,之所以具有抗拒改變的力量,除去下面要述及的專制權力掌有者的自利動機,很大程度上就因為它生根於人的這種保守習性。熟悉的環境能讓人產生安全感,在熟悉的環境中做任何事,可以用自己得心應手的方法和工具順利加以解決。陌生的環境則會讓人產生難以預料的不測之感,會讓人緊張,掌握應對新經驗的方法和工具的人總是非常少,古今中外的絕大多數人都有安土重遷的特點,即使是在荒漠貧瘠之地生活久了的人和民族,往往並不願意遷往風調雨順之地。歐洲、非洲、亞洲等原著居民不僅以膚色,而且能以文化傳統相互識別;移民美國的歐洲裔、非洲裔、拉美裔、亞裔和土著印第安人,在歷經民族雜居多少代後,各族群仍然能或多或少保持其特有的風俗習慣等文化特徵;中國歷經五千餘年的專制獨裁,歷經「打倒孔家店」和「文革」把幾乎所有國粹打為「封資修」的浩劫,儒家卻仍然能夠回歸。當然,不論基因還是文化,雖然高度趨向穩定,也不是沒有變異的可能,只是變異的速度相當緩慢。今後中國無論怎麼變,傳統中那些根深蒂固的特點,是很難在短期內大變樣的。

第二個因素是政治體制本身的複雜性和保守性。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動物。不管對政治感興趣與否,政治都與每個人相關。在所有職業中,政治家是最顯赫的一家,在所有學科中,政治學則堪稱最複雜的學科之一。14億人的政治,不是某個人或某些人想怎麼著就可以怎麼著的。14億顆大腦肢體的想法和欲求各各不同,要想統一意志贊同政改,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即使政改在許多國人眼中是非常好的東西,但在某些頑固的少數眼中可能就無法忍受。他們會認為改革就是在割他們的肉,因此極力阻擋。推翻帝制在今天看來是絕對進步絕對利民利國的事,也曾出現袁世凱和張勳辮子軍的兩次復辟。政治的複雜性與政治的保守性「恆常結合」在一起。不民主而缺乏自我升級換代功能的專制體制一旦穩定下來,就形成了自身的邏輯。順應這種邏輯行事,就如順風行船,比較容易,而違逆這種邏輯,則如逆水行舟,會遭到頑強阻抗。穩定的專制體制除非被外在力量強行干擾造成運轉失靈,或因本身某種缺陷導致崩潰而發生巨變,否則,要進行改變甚至微調都相當困難——遇到極其罕見的關鍵性事件或角色則是例外,這就是為什麼中華帝制能延續兩千餘年,和兩千餘年間的改革者大多失敗的原因。

政治本身的複雜性和保守性是當局用來阻擋民主的擋箭牌。必須承認政治確實具有複雜性和保守性的特徵,就如適應了君主制的民族,一旦沒了君主,會無所適從而天下大亂,直到新的政治強人被立為眾人崇拜依賴的領袖。只不過,用政治的複雜性和保守性作為阻擋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者忽略了政治體制的可變更性。政治的保守性不是不可更改的屬性。1492年哥倫布征服新大陸以來,歐洲,美洲,亞洲,非洲,大洋洲上存續了千年或數千年的政體陸續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17年俄國和此後的東歐可以從無到有建立起所謂的社會主義政體,1990年來世界民主潮流陸續席捲蘇東和北非,中國1911 年推翻帝制建立共和,1949年又推翻民國照抄照搬蘇聯體制,都是政體發生急劇改變的例證。當維持某種政體的各種要素發生巨大變化,僵硬的政體無法適應變化了的政治局勢,無法將新生的政治力量吸收進體制,或在外界壓力或內在矛盾爆發等情況下,專制政體如果一味保守,而不能主動作出改革,就會因崩潰而更新。

第三個因素是既得利益集團堅持特權的頑固性。共產黨奪得政權63年來,真正做成功了的就是兩件事,一是從國民黨政府手中把政權奪了過來,二是把搶到手裡的權力兌現成了赤裸裸的利益。第一件事是毛澤東等人帶頭做的,第二件事則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人帶頭做的。鄧小平的口號是「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其方法論是「摸著石頭過河」,江澤民、胡錦濤是「悶聲不響發大財」,結果,有權有勢的集團成員在河中一摸一條大魚,30年間全部發財了,對岸近在眼前,富起來的這幫人卻就是不願過去,執意要留在河中繼續摸魚,誰要過河就跟誰急。對於江山、稅款、軍隊、警察、發號施令的大權等等什麼都能招之即來,和存款、別墅、名車、名煙、名酒、名女人什麼都有特供的權貴階層,現在中國的體制堪稱人類有史以來全世界最好的制度,為什麼要改?改了各種各樣的特權豈不就無緣享有了?十八後的政局會走向何處?看看十八大後的習近平就知道大概。習近平是這個體制裡培養出來的,是特權階層共同推舉出來的利益代理人。他的政治生命,權力基礎全部依賴於這個體制。一旦體制崩潰,他就會從雲端跌到地面,一無所有。習近平即使權力再大,再想改革,也不能想怎麼樣就可以怎麼樣。他必須手中有權力才能改革,而一旦改革導致他手中的權力沒有了,就是想改革也不復可能。所以,習近平充其量只能在共產黨內和整個中國社會裡的各種政治勢力和政治訴求的區間裡活動,並且首先得護住自己的基本盤。

第四個因素是現行體制本身的嚴重弊端。從前蘇聯照抄照搬來的社會主義體制,是一種反人性的,存在嚴重缺陷的畸形政體。與中國傳統文化也存在非常大的衝突。雖然儒家重集體輕個人,重精英輕平民,重服從輕自由,和維護專制獨裁而缺乏民主等特點與馬列主義存在契合之處,但兩者之間仍然存在根本和巨大的區別。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主要特點一是仁義道德被視為核心價值觀,是判斷政治正當與否的核心標準,兩千餘年的帝制主要遺產是仁政傳統,政治決定經濟,沒有階級這個觀念,否定鬥爭甚至競爭。與仁政對應,中華擁有一個反抗暴政的強大傳統,過於依靠武力的政府被視為負面的,是暴君和暴政。二是帶有濃厚的理性特徵,皇帝和政府管理公共事務必須以德服人和以理服人,武力是「備而不用」。三是政治的方法論是「中道」,是所謂「虞廷傳心」中的「允執厥中」,是均衡兼顧各階層利益,崇尚中和和恕道,具有妥協的特徵。從蘇聯泊來的政體與上述中華傳統政治文明在許多方面剛好相反。它開宗明義就把政權定義為暴力機器,是一個階級統治和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主張經濟決定政治,仁義道德被指責為剝削階級的宣傳欺騙,對政治異己不是寬恕,而是決不容半點妥協,必須從靈魂和肉體上予以徹底消滅。這種學說在人類歷史上首次極其惡毒地把階級鬥爭和群體滅絕視為建設一個美好世界必不可少的手段。這點與中華文明是格格不入的,只有在對傳統實行全盤否定的前提下,並依靠槍桿子強制推行,才能在中華存在和維持下去。一旦中華傳統回歸,暴力受到普遍鄙視,蘇聯體制就無法持續。這就是階級鬥爭在1980年前後被首先中止的深刻原因之一,也是暴力維穩遭到舉國聲討的原因之一。

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以來的體制,從共產黨信仰逐步回歸傳統,否定階級鬥爭,減輕但不是放棄對暴力的依賴,拒絕改變蘇聯體制核心框架。這種「粉紅」的體制是極權體制逐步瓦解的中間體,它將單純對暴力的依賴轉換為由經濟、暴力和謊言三足支撐。既非儒家傳統,也與自由民主無緣,同時又與蘇聯體制略有區別。它被命名為中國特色,實際上是一種非驢非馬的過渡型不穩定政體,不是吸收人類有史以來所有政體之長,而是「薈萃」了各種政體之短。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它的經濟體制卻是高度壟斷的,妨礙競爭,使得資源不能按市場法則有效配置,自然也就扼住了創新。由於不穩定,需要暴力維穩,表現出中國歷史上最受譴責的暴政特點。它需要謊言,但就連首腦也與宣傳表現得言行不一。這種過渡型政體最大的缺陷在於時刻面臨合法性危機,權力由權貴掌控的實際與人民主權這一紙面上的根本原則自相矛盾。由於決策機制不正義,帶來了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國家和地方各級的決策大權都掌握在極少數人手裡,決策維護少數權貴利益。結果,在經濟快速發展30餘年之後,貧富差距、貪污腐敗、社會不滿等問題逐漸擴大,官員普遍腐化墮落,同時伴隨絕大多數人淪為失意者——也許絕對境況有改善,但相對差距在拉大,強權對底層各種巧取豪奪氾濫成災,激起越來越大的民憤,官民對立日益尖銳,暴力衝突四處開花。隨著國際經濟陷入低迷,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爆發經濟危機的前景和由此誘發政治危機的可能性急劇增大,共產黨統治下的2012年,與上世紀德國納粹上台前的狀態頗為相似,在現行「制度性框架內部,隱藏著最根本的和最致命的裂痕」,這些裂痕重創了現行政治制度(《德國史1918-2008》,[英]瑪麗•弗爾布魯克著,卿文輝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P35)。繼續堅持所謂的特色體制,已經被體制內人士稱為「抱著炸彈擊鼓傳花」!

第五個因素是國際上陷於孤立。大陸現行體制是以蘇聯為模型仿製的,國際生存空間原來是社會主義陣營,與所有民主國家處於敵對狀態。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大陸在國際上只剩下幾個無足輕重的夥伴國。隨著世界範圍內選擇民主政體的國家不斷增加,包括阿拉伯之春的發展,拉美不可遏制的民主化進程,和非洲大陸的覺醒,共產黨的鐵桿盟友全部走向了沒落,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處處遭遇「此路不通」,共產黨中國的國際生存空間極為狹窄。由於頑固地堅持沒落的蘇聯體制,外交政策被維護一黨統治地位的特權階層綁架,國家外交淪為一黨營私的工具,執意與歐美民主國家為敵,堅持專制主義而與普世價值觀為敵,「曲鄙和寡」,被文明世界側目而視,淪為文化上的異類、半野蠻人,和政治角力遊戲中的孤家寡人。在南海和釣魚島爭端中儘管並非無理,卻得罪者眾而幫助者寡。敵意圍繞南海、東海、黃海,在海上呈半包圍狀態逼迫過來。相對弱小的中國海軍必須單獨面對一個類似於「八國聯軍」的強大的敵對聯盟,強硬對抗只會失敗,忍讓又必將在國內激起民族主義者的強烈反彈,可謂進退失據,內外交困。如不有所改變,別說和平崛起,就是已有的生存空間都將受到日甚一日的擠壓。

第六個因素是國民維權行動日益普遍。在1989年把槍口對準人民的事件發生之後,共產主義信仰在大陸就陷入日暮途窮的窘境。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等人類主流價值觀逐漸深入人心,並且進入憲法等規範性文件,文明的規則逐步取代反人性的規則。互聯網的普及,國門開放和國際經濟政治文化交流頻繁,加速了民眾的觀念更新和官員的思想解放。民眾主動維護自身權利的觀念和行為,從以往的官民都不認同,日漸轉向彼此傾向於認為是正當的和合法的,維權者的身份認同和法理角色初步完成了由「敵人」向「公民」的轉變。即使不是全中國,起碼也是在相當廣泛的範圍內,人們對因言獲罪、因維權獲罪等過去的「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搗蛋分子」,已經由仇視、歧視、鄙視等負面看法轉變為寬容甚至是尊敬。直接與當局發生對抗者受到鎮壓的殘酷程度總體上相對降低了(例外是對法輪功骨幹的鎮壓仍然格外嚴厲),未曾直接與執政黨發生尖銳衝突的律師和維權人士則在國內獲得了比較安全的生存空間,常常能得到「英雄」、「脊樑」之類的褒獎。維權人物社會聲譽的上升,作家、律師等職業精英的影響深入社會各個階層,中產階級日益壯大,助長了大量中層和底層公民起來維護自身和公眾的權利,維權被相當一批新生力量視為實現社會承擔、政治抱負和人生理想的可取之途,以網絡輿論、網絡反腐、群體抗議等為標誌的公民行動迅速成為影響甚至改變政治事件或法庭裁決的重要力量。在一次次公共行動和網上公共辯論中,以追求共同價值觀和利益為目的的公民團體已經隱然成形。

國民權利意識的普遍和維權行動的普及,對共產黨一黨壟斷的權力結構構成嚴峻挑戰,對當局形成了倒逼之勢。經驗表明,自由、平等靠施捨是得不到的,只有從下向上去爭。今天中國國民向執政當局爭取的既是自由,也是平等。共產黨員們可以組黨,為什麼其他國民就不能組黨?共產黨可以執政,為什麼其他國民團體就不能執政?爭取權利平等帶來的不僅僅是觀念的更新,而且逐漸成為公民行動的力量源泉。假以時日,這種來自於公民的力量必將成為改變中國政治版圖的根本力量。

由第一個因素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由植根於基因和文化傳統的中華文明,不可能因為某種改革就被消滅掉。中華文明中優秀遺產的生存能力經過了五千年的洗禮,要相信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全盤西化」是個偽命題,民主化不等於全盤西化,這個方面台灣就是鐵證。民主台灣對中華傳統文化的保守遠勝於大陸,民主化把文化偏好的選擇權交還給公民個人去決定,不是消滅而是更加有利於保守我們自己的傳統。倒是從蘇俄進口的體制,對中華文化摧殘最嚴重。只要中國人沒有被滅種,中華文化就不可能被侵略而消失。在面對世界時,傳統文化中那些優良的部分會得到保留和發揚光大,同時,中華文明也會因與世界其它文明發生接觸、碰撞而作出某些引進、改進。改革對中華文明造成過嚴重災難的蘇俄政體,只會讓中華文明的光芒更耀眼,不必杞人憂天。

由第二個因素得出的結論是,通過對現行政治體制的改革,從而一步登上民主坦途的可能性相當小,蘇俄體制的退出需要一個過程,不可能一下子徹底清除。

由第三個因素得出的結論是,既得利益集團仍然會明裡暗裡阻礙改革。習近平能端出的菜單是有限的,出現蔣經國式的人物是小概率事件,不可寄望太大。

由第四個因素得出的結論是,蘇俄體制繼續下去已經是舉步維艱,必須有所改變,否則便將走向崩潰。

由第五個因素得出的結論是,中共只有自身作出改變,主動融入國際體系,擺脫半野蠻狀態,得到國際認同,才會有和平的國際生存空間,否則,新的八國聯軍就有可能從太平洋上再次殺進北京。

由第六個因素得出的結論是,民間維權範圍的擴大與日益深化,帶來官民思想解放觀念變更,已經為啟動政治改革鋪平了道路,啟動政治改革風險相對較小。

通過上述分析,最後可以總結如下:中共現在在不斷製造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輿論,繼溫家寶之後,胡錦濤也稱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求是》《人民日報》大規模討論改革話題,《人民日報》旗下《人民論壇》還刊發主張政改的重頭文章,十八大後當局啟動政治體制改革的可能性增加。但是,未來的任何一種政治走勢,都是在過去文化傳統和世界文明走向的影響之下,在具體歷史情境下一系列行動、趨勢和壓力的奇特的組合,很難完全按照單一勢力或人物的意欲按部就班地推進,即使當局有意啟動政改,是否以還權於民為目標,又是否能夠順利實現這個目標,也還在未定之天。較大的可能性是,十八大之後,中共迫於國際國內情勢有可能作出某種程度的改革,不過這種改革不大可能觸動從蘇聯進口來的反人性體制的根本框架。可以肯定的是,習近平只會在維持這個根本框架不變的前提下,在相對次要的層面上作出某些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政治現實。總體來看,中共十八大後如有改革,也屬於被動改革,可能是小幅改革,發生「三千年未有之大變」的還權於民,是小概率事件。要增加改革的幅度和力度,正確的辦法還是必須讓共產黨面對國際國內不斷增加的壓力。

文章來源:《縱覽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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