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2月25日訊】民眾是善良的，也是慷慨的。僅僅是不念稿、不封路，首次出巡不爬「坡」觀「窯」而是重走鄧的南巡路，民眾就不僅報以熱烈的掌聲，致以崇高的敬意（陳劍《向有責任和擔當的中國政治家致敬》），而且還紛紛表達出對未來改革的種種期許和對民族復興的美好憧憬。
基於對習李團隊的基本分析，筆者偏向於弱性悲觀，因此，在明年三月份第二次交接之前，本不宜再匆忙撰寫此類分析文章。但最近發生的三件事，似乎可以幫助我們得出一點階段性結論。一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二是官媒鼓噪網路立法，三是江先生為《綠竹神氣》作序。
關於中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經濟改革純屬空談？》的專欄文章（作者Craig Stephen），看得挺透。「這次重要會議很少提到政策細節。看起來我們可以預期現行政策會延續，暫時不會出現重大調整。……中國經濟模式的痼疾是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達到了非常高的程度，消費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下滑。然而，目前為止，中國當局似乎更關注於重新計算消費資料，而不是恢復經濟平衡。國家統計局最近把政府和民間消費加在一起，發現今年前三個季度的消費比重達到了55%。」看來，國統局有能力實現中國的經濟結構向以消費為主導的國際健康水準轉變，不僅國人知道，連外國人也看得出來。
十八大之後，李克強先生有過幾次講話，如「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人民的收入不增長，GDP再高也沒用」等，可以看出，他非常清楚經濟癥結的關鍵之所在。但問題在於藥方是否對症。力主城鎮化，不免讓人回想起溫先生的那幾招——搞來搞去還是要回到鋼筋水泥。另一方面，在官家吃地皮的貪腐環境下，農村城鎮化，會不會成為消滅農村中產階級的一場運動？在此前10年的城市化大躍進中，已經成功地消滅了中國中大型城市的第一批中產階級。在筆者看來，經濟癥結的解決之道在於「三減」：簡政、減稅、減負。尤其是第一點。
以人民日報發表《網路不是法外之地》的文章為先導，官媒持續發起了一場給網路戴銬的輿論造勢運動，並聲稱代表了民意。而真實的民意卻是——「官場不是法外之地」。要對當今中國唯一可以監督官家的民間管道——網路進行圍剿，背後是怎樣一種勢力，筆者不便揣測，只能就此觀察習的新風新政究竟是怎麼一個「新」法。不念稿、不封路、不題詞、不出集子，這些具體改革誠然是必要的，對積累民意也是有益的，但落實憲法中的言論自由等諸多民權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再多的花邊改革，也難以重拾人心。對於《改進工作作風八項規定》，民眾不僅要看習本人的表率作用，更希望看到它對全黨的集體約束作用。兩位政治局成員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一本詩集的出版，並在《新聞聯播》裏作長篇報導，無疑令民眾懷疑八項規定的真正成色。
與絕大多數民眾一樣，犀利公希望成為習李新政的一份正能量。為此，我甚至準備接受吳思、李永忠、張維迎等多位先生提出的「赦免老貪官」的建議。但就一個多月來的幾件事情而言，我依然維持在《轉型的三種路徑及「5+2」條件》一文中所作的分析：「全面考察‘5+2’約束條件，如果不存在大的邏輯缺陷，幾乎等同於判定政改在中國是一部永遠不會啟動的機器。」資產過億的企業主，有三成選擇了移民，近五成在考慮移民。《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2）》提供的這組資料，揭示了當今中國最富有最有智慧的一群人，與另外一群最富有最有機謀的人——裸官，擁有同樣的共識：體制無解，趕緊走人。
對待現體制，國人基本上存在三種情況：一部分人等「改」，另一部分人等「埋」，還有一部分人處於無意識狀態。要想讓等「改」者堅定起來，讓旁觀者積極起來，讓等「埋」者轉變過來，不採取幾項不可逆的關鍵性改革舉措，是很難實現的。如官員財產公示、收入分配制度調整、司法獨立、兌現言論自由等憲法承諾、推行民主選舉等。等「改」者大多來自於體制外，占國民的半數以上，是改革的基本支持盤；而官僚階層與國有壟斷集團則是改革的基本反對盤，也是被改革的對象。如果基本支持盤也冰冷下來，改革無疑會走向死亡。量化分析、對比這兩大基本盤，任何一位理性的分析師都很難對改革的前景持樂觀態度。我得到的粗略資料是：基本反對盤的絕對人數儘管只占全國人口的6%，但卻佔有社會財富75%，享用社會福利80%，支配國土資源90%，擁有暴力機器100%，掌控國家權力100%。習李新政如果象開局一個多月來的情況一樣，混合雜音，方向不定，花邊不斷，實質寥寥，那麼，新政即便想展開，也有可能會冷場。在剛剛過去的十年裏，民眾已經經歷過對某某新政由希望到失望、由等待到死心的完整過程。今天的等「埋」者都是當年的等「改」者。一個危險的信號是，這種轉變已成加速之勢。
前瞻未來十年的改革形勢，王占陽先生說：「三年沒戲，五年就沒戲，五年沒戲，十年就更沒戲。」看來，前三年是關鍵。事實上，情況的確不容樂觀。有兩點可以支援這一判斷。其一是團隊組成的特殊性。在改名為《南宋一段史實》之後才予以放行的一篇文章中，我曾經有過這樣的分析，「習所受到的掣肘，較任何一位前任都要嚴重。這種跛腳的權力架構，將令他的聲音只能在有限的空間裏傳播。在第一個任期內，政治上搞口水利好可以，實質性舉措絕不能搞；經濟上保七保八即可。」其二是權力運行的特殊性。中國的政治權力運行並未擺脫拼年齡的模式，在可以預見的三到五年，甚至是整個十年任期，第五代都有可能僅具備符號性意義。
與前蘇聯74年的歷史相比，中國幾乎完全雷同地重複了列寧建黨、史達林建國、赫魯雪夫有限反正、勃列日涅夫盛世腐敗四個階段，最後一個階段會否繼續重複，誰也不好說。歷史不會簡單的重複，但中蘇兩個超級社會主義大國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仔細分析陳氏建黨、毛氏建國、鄧氏改革，以及江-胡時代，你會發現，幾乎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中國去重複已經逝去的老大哥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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