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5日訊】若非發生在我的家鄉，我可能不會顧及這一新聞。前不久，網上流傳一張圖片，圖中橫幅高懸，上書「迎上級領導蒞臨我校視察指導」（前面應該漏了一個「歡」字），橫幅下面跪了七名學生。據媒體調查，此事發生在安徽阜陽市京九實驗中學，下跪學生出自八年級2班。至於他們下跪的原由，流言云，以跪姿迎接領導；校方說，因這些學生打架，事後為求老師原諒而主動下跪；知情學生曝光道，這七人，因欺負一位低年級學生，被老師處罰而下跪——比照之下，顯然是最後一種說法更可信。
話說回來，如果不是流言紛紜，聳人聽聞，這一幕未必能成為舉國聚焦、熱議的新聞，因其實在是尋常。教師處罰犯錯的學生，令他們下跪的案例，在今日中國，何止千百？雖輿論時時聲討，政府三令五申，卻屢禁不絕。也許在一些老師眼裡，體罰學生，並非對教育的反動，反而是教育的重要零件，鑲嵌於他們的教學思維當中，怎麼可能棄若敝屣。
罰跪是體罰的一種。它的盛行，早已逾出學校的領地。不怕讀者諸君笑話，兄弟少時頑劣，便常被家長罰跪，睡懶覺要罰跪，遲寫作業要罰跪，欺負鄰家小妹要罰跪，與撫養我成人的祖母頂嘴要罰跪，大抵可謂「三天不罰，上房揭瓦」。不止我如此，身邊的孩子，鮮有不被罰跪的經歷：非但在家中跪，甚至跪在街頭，跪在講台，跪在校門口。打折的膝蓋與低沉的頭顱所組成的慘淡陰影，覆蓋了我少年的記憶。我嘗懷疑，是不是吾鄉——阜陽市潁上縣——有此源遠流長的風俗呢，抑或鄉民的膝蓋更容易彎曲？
後來我才知道，甘於下跪，不僅是吾鄉的風俗，更是吾國的傳統。千百年來，吾國吾民，為感恩而下跪，為忠孝而下跪，為祈禱而下跪，為屈服而下跪。有些下跪，不是沒有道理，譬如由於敬畏，由於情感的刺激；有些下跪，則不啻是一種屈辱的表達與卑賤的象徵，譬如古代的法庭之上，當事人向審判者下跪，與執行死刑之時，死刑犯跪地受戮——這些陋俗，不但戕害了當事人的人格，還導致國人的權力觀、平等觀等，從源頭便開始扭曲。
可以姜文導演的電影《讓子彈飛》為例。賣涼粉的小販衝撞了南國一霸黃四郎府上的團練教頭武智沖，二人糾紛，鬧上鵝城縣衙，小販先跪，武教頭不跪，反衝假縣長張麻子叫嚷：「老子是光緒三十一年皇上欽點的武舉人，論官職，比你官大，你應該給老子跪下！」——這裡清晰呈現了權力對膝蓋的主宰：民跪官，小官跪大官。不曾想，張麻子掏出的不是官印，而是手槍，槍口之下，武教頭迅速跪下了——這同樣表現為對權力的屈服，且此處的權力，色彩愈加鮮明：誰能生殺予奪，誰就是高高在上的權力者，手槍面前，官階一文不值，軍權面前，政權淪為橡皮泥。
審判結束，張麻子高舉手槍，去驅散圍觀的民眾。民眾一見他，便下跪高呼「青天大老爺」，張麻子朝天開了一槍，喝道：「起來！不准跪！皇上都沒了，沒人值得你們跪！」待這幫人站起身來，張麻子說他來鵝城只辦三件事：「公平！公平！還是他媽的公平！」民眾一聽，無限感動，再次跪倒高呼「青天大老爺」。張麻子只得再放一槍，再喝一聲：「站起來！不准跪！」
這一幕我至少看過十遍，實在意味深長。權力者用手槍號令民眾不許下跪，然而民眾站起來，卻是基於對權力的遵從，而非自身的覺醒。換言之，他們不是主動站起來，而是被動站起來；他們的膝蓋挺直了，精神卻匍匐如故。悖論由此而生：強迫臣民站起來，強迫奴隸成為自由人，這本身便是一種奴役行為，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
電影哪有現實殘酷呢。張麻子們的槍聲，響徹了二十世紀，並未喚醒幾多國人的膝蓋，遑論精神。而今，對權力下跪的人與逼迫無權者下跪的人，依舊如恆河沙數。下跪的景觀，佈滿了傾斜的視界。學生下跪，小販下跪，上訪者下跪；因受罰而下跪，因伸冤而下跪，因叩謝權力者的寵幸而下跪……中國盛產的不是貴族，而是「跪族」。
回頭說那七名學生，不管是自願下跪，還是被責令下跪，他們的確跪下了；這一跪所折射的奴性，不管是自發，還是教育的恩賜，的確是一種奴性。反觀我們身邊，何嘗不是「奴」性橫行呢，尤其是房奴，你能說他們只是房屋與銀行的奴隸嗎？有人總結，中國的普羅，當可分作兩種人：想做房奴而不得的人，與暫時做穩了房奴的人。這與魯迅先生以奴隸為界論中國古代一樣令人警醒。
1949年後，中國人民的站起來，更多是物質的站立，而非精神的站立。我們依然生活在一個下跪的國度：商人流行「跪著掙錢」，律師流行「跪下去辯護」（吾友張培鴻律師曾主張「蹲下來、但直著腰的辯護」，落實起來卻無比艱難），學生對教育制度下跪，民眾對權力者下跪，小權力者對大權力者下跪……
欲打破這一困境，不僅要給國人的膝蓋補鈣，更得給他們的精神補鈣；不僅要使他們的物質自足，更要使他們的精神自立。質言之，他們不僅要自由，更要獨立——空有自由而不能獨立，終究還是奴隸。
只有當民眾見到張麻子們，不再一口一個「青天大老爺」，不再主動卑躬屈膝，他們才真正站了起來。只有當一國的民眾不再對強權屈身，不再對邪惡俯首，這個國家才真正站了起來。
文章來源：《中國數字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