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中國】吳國光:精緻化的宣傳與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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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13年1月23日訊】(新唐人電視台謝宗延陳修文林丹報導)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魯伯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宣布,將旗下三個華語電視頻道的控股權出售。此舉被認為是「新聞集團」公開承認投資中國計劃失敗,正式開始從中國撤資。

魯伯特·默多克是美國著名的新聞和媒體經營者,他所創建的「新聞集團」是全球最大的跨國媒體集團,其業務跨越歐美亞澳幾大洲,涉足廣播、影視、報業諸多領域,總資產達五百四十七億美元。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新聞集團」就買下了香港星空衛視(Star TV)百分之六十三點六的股權,並準備與鳳凰衛視聯手進軍中國大陸。當時意氣風發的默多克公開表示「電訊技術的進步對所有威權政府都是一種明確威脅」。他的這一番話,使中共當局頓生警覺。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中共國務院頒布了《衛星電視廣播地面接收設施管理規定》,規定個人不得安裝和使用衛星地面接收設施;各地的電視台、有線電視台和電視轉播台,一律禁止接收和傳送境外播放的電視節目。

為了彌補「失言」,默多克不惜放低身段,取悅並迎合中共當局。長期的卑躬屈膝,終於在二零零三年得到了回報。這年三月「新聞集團」旗下的星空衛視被允許在廣東省的部分地區落地。但交換條件是「新聞集團」必須協助央視九台在美國和歐洲落地。默多克欣喜地認為,這是「新聞集團」在中國發展的「里程碑」是「取得更大成功的開端」。

然而好景不長。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廣電總局商務部發布了《中外合資合作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經營企業管理暫行規定》,明確規定與外媒合作不允許獨資;中方資本額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一;企業法人需由中方委派;不得製作新聞或政治類專欄節目等一系列苛刻條件。影響所及,讓原本被看好的星空傳媒與青海衛視的聯姻破局,造成了「新聞集團」近五千萬美元的損失。

二零零五年八月,中共當局正式否決了原本已同意的「新聞集團」在中國境內的擴張計劃。懷著開發中國市場的夢想,默多克在中國苦心經營近二十年,投入資金達二十億美元。面對血本無歸現實,默多克也失去了耐心,他公開指責中共當局「疑心太重」。二零零五年十一月,默多克脫手所持有的中國網通股份;二零零六年六月,出售鳳凰衛視股權;二零零八年,星空傳媒裁員撤出中國目前「新聞集團」已將亞洲發展的重心轉到印度。

【導語】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週年的日子。這一天,胡錦濤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週年高層論壇」上發表講話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堅持享受權利和履行義務相結合實現自身發展和促進世界共同發展相結合」 。中共國務院新聞發言人也表示,入世十年來,中國已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諾。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中國正式向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關貿總協定遞交申請,到二零零一年正式入世,歷經了十五年的時間。據說當年的入世談判非常艱難,其中矛盾的焦點之一就是新聞出版。

回首十年,中國大陸新聞出版業在入世後發生怎樣的變化,又履行了哪些諾言呢?人民網登載了一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年了,中國傳媒交出了怎樣答卷? 》的文章,作者,《經濟日報》新聞研究部副主任曹鵬先生在文章中坦陳:中國新聞傳播業的發展,總體而言在這十年乏善可陳。他說,不容諱言,改革的阻力之大,超出了正常理性可以理解的範圍。

默多克二十年「叩中國大門而不得入」的經歷,和中國媒體人入世十年「欲改革卻無能為力」的現實都證明了,所謂「市場化和全球化必然給中國帶來新聞媒體自由化」的立論,無法成立。那麼中共是如何利用市場化和全球化,把宣傳做到極致,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又重新接受洗腦的呢?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學教授吳國光先生將繼續與和我們探討。

【記者】隨著這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改革開放,市場化和全球化以後,那麼中國共產黨對媒體的宣傳有什麼樣的改變呢?

吳國光】一個是利用市場的力量。以前黨的媒體的錢,是國家預算來供給的。那麽現在它給你一些空間,讓你賺那個錢,就把你引導到那個方向去了,那麼其它的你不能碰。這就是市場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機制,來控制媒體。但是這個市場實際上不是一個充分的市場,所謂「不是一個充分的市場」,就是說它有一個「邊界」,這個「邊界」就是說有些東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場,你也不能碰。

其實毛澤東就非常懂得這一點。毛澤東在一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說過:「如果辦一張報紙天天講反面的東西,它會很暢銷,講上三個月我們就垮臺了」。毛是完全沒有市場觀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辦一張揭露政府黑暗的報紙,這個報紙會非常有市場的。這也是爲什麼西方媒體有所謂「扒糞」的說法,就是它一天到晚去找領導人負面的東西報導,這樣做不僅有政治監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場效應。

那麼如果中國現在辦一個天天揭腐敗的報紙,我相信它會是全國銷量第一。如果有人能辦這樣一份報紙,一定會賺大錢。它有市場啊,但是有市場又怎樣呢,它就是不讓你辦。明明有市場需求為什麼不可以辦?所以說即使是有市場,它也是有一個「底線」的,那麼這個市場就是一個不充分的市場。

所謂「市場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場化。這個有限制的市場化,就是說你可以登大家關於歌星的追求啊,你可以登關於地方的兇殺案件啦,但是你不可以登那些大家關心的公共問題上的話題。所以從這個角度上看,你可以說對於整個市場本身,它有一個大的控制,這個大的控制就是說這個市場有個鐵桶似的「邊界」,你不可能越出這個「邊界」,在這裡面你想怎麼追求利潤,你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通過揭露公共問題來追求利潤,它也可以創造巨大的利潤,但那是不允許的。這是一個總體「邊界」的控制。

【記者】那您的公共信息和公共事件的概念是什麼呢?

吳國光:像在西方社會,每當這個國家的公眾預算、財政預算出來的時候,那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事情,因為這個財政預算會影響到每一個人的生活品質。但是,每一個人掙多少錢,朋友之間都不會談論的,因為它不是公眾信息。但是,那些能夠影響每一個人掙多少錢的基本因素,就是公眾信息啦。再比如說,你個人怎麼養生,那麼這是一個私人信息。雖然它關係到每一個人, 但是我怎麼養生,並不會影響到你怎麼養生,所以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衛生- 人們怎麼樣看病,這既會影響到你,也會影響到我。那麼媒體如果能夠提供這樣的信息,那才是實現了媒體的品質和功能了。

我們現在看到,和毛的時代對比,有了一個很大的進步。就是說你私人,作為一個個體關心的事情,它可以給你提供信息。比如說,你想瞭解這個世界上有什樣的歌星啊,你喜歡「超級女生」,他喜歡台灣歌手,他喜歡西方的某個歌手,這些個信息它是給你充分地提供的。我們把這個東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個體的信息。也就是說,我喜歡的東西和你喜歡的東西可以差別非常大,但是,這些東西不涉及我們大家共同的生活會被影響,這樣的信息它給你提供。這個比毛的時代進步了。但是,中國媒體恰恰不提供那種大家都關心的,發生在大家身邊的,那樣一些的事物的信息。比如說,預算怎麽使用啊,教育怎樣發展啊,這樣一些影響大眾生活的話題,這個叫政治話題。

孫中山早就講過什麼叫政治呢 ?政治就是眾人之事。政治就不是每天胡錦濤會見了什麼人。政治就是我們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響的東西。為什麽說歌手問題、歌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那是因為我喜歡這個歌手,你喜歡那個歌星,這沒什麼好討論的,也不需要民主表決。但是公共財政怎麼使用,這個既影響你,也影響我,而且影響到我的話,可能對你就是另外一種影響。所以必須通過某種討論程序來讓大家瞭解,然後讓大家公眾的意見納入。像這樣的話題在中國是完全迴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維多利亞這個城市,我看本地的報紙。那報紙上說,我們旁邊的某個街道需要修理,那麼現在預算上發生了爭執,市議會說這個預算應該這麼用,那麼市政府負責修路的部門就說預算應該那麼用,報紙也報導了這個事情。那麼這個預算是從我們納稅人的錢裡出來的,所以我們納稅人看了這個報導就會關心。哦,原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們可能就會去判斷這樣做是對的,或那樣做的不對。

另外,比如說,我居住的小區有一個小學要關閉,這個小學是政府資助的公立的小學,那麼爲什麼要關閉?關閉以後這個校舍怎麼用?教師到哪裡去?學生應該怎麼辦呢?像這樣的問題都是公共問題。因此這樣的信息我們叫做大眾信息。那麼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對大家的生活都是有關係的,傳遞這樣的信息是大眾媒體首要的一個責任。中國的這個大眾媒體哪,它之所以在市場化改革以來,有走入歧途的這樣一個方面,就是它沒有在提供這樣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實上,說得難聽一點,現在的中國社會,對你上部的、精神層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許你自由發展的,但是對比較低層次的需求,中國人說的很粗俗,就是褲腰帶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許你可以自由發展的。所以你看現在中國的對互聯網控制,一邊它在那裡標榜說,我是為了「掃黃」啊;我是為了讓互聯網純潔啊,我才要控制互聯網。但是實際上你看,每一個官方網站上邊,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黃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網站上,就有妓女的廣告。顯然,它願意開放這一個層面,把你的注意力引導到那裡去。

我們知道如果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公共討論的空間的話,那麼每個人就會向他私慾的方面去發展。一個社會如果完全由私慾在主導的話,它就是道德敗壞的。因為你可以不必考慮其他人啦,你就只考慮你自己啊。那麼,對政府來講,它得到的最大好處就是,當你道德上墮落以後,你就不會再關心公共的事情,那樣你就不會去關心公共的話題了。因為關心公共事情是一個有道德人的表現。一個沒道德的人,他為什麼要關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慾,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們很難想像,當一個人除了這些東西以外,他還會去討論公共空間,還會去關心其他人的事情,還要大家對整體社會有所奉獻?也就是說一個一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會對一個弱勢群體表示關心?這個兩個東西顯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當共產黨開放那樣一個下慾之門,下流之門, 讓你去走的話,當然你就對整個社會的提高,就沒有什麼興趣了;你也就不會對共產黨的這樣一個權威提出任何的挑戰了。實質上,這十幾年的發展,就是這個樣子的。為了這個政權的穩定,共產黨不惜讓中國人在其它的方面墮落下去,因為越墮落對它的統治越有利。

【旁白】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五日,經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署批准,中國大陸首家報業集團《廣州日報》報業集團宣告成立。集團旗下擁有一張主報、十五張系列報、五家雜誌社、一家出版社和兩個網站。按照中共官方的定義,中國報業集團是「以黨報為龍頭,以報紙為主業,以國家所有為原則,以社會效益為第一的多功能多層次多品種的特殊產業集團」目前,中國大陸已有四十多家報業集團。

【記者】中國政府強力推行的媒體的產業化,對媒體的控制產生了什麼作用?

【吳國光】我想主要就是使得中國市場化以來所產生的那一些小報,就是比較接近民眾生活的,醫療衛生啊,保健啊,經濟信息啊,體育鍛鍊啊,老年生活啊,文藝娛樂啊,主要是這樣一些接近民眾生活的這樣一些報紙,把它重新納入黨的組織系統,使黨的組織系統比較便於控制它們。

我們知道隨著市場化興起,黨報它要賺錢就比較難。因為黨報都是一副讓人憎惡的面目,大家都不願意看嘛。那麼那些小報呢,比如說,登一點經濟信息啦,登一點風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麼這些東西就很賺錢。

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國的宣傳部系統搞了一個所謂報紙的集團化、產業化的措施,就把這些小報全都收攏到大報底下。比如說《廣州日報》吧,它是廣州市委的機關報,它把那些賺錢的小報全都放到它的底下,這個叫「子報」和「母報」之間的關係。那麼這個「子報」賺的錢,就來養這個「母報」,而「母報」就在政治上控制這些小報。

比如,像《南方週末》。 《南方週末》被納入整個《南方日報》系統以後,當它的報導一旦超出黨所能容忍的範圍,就馬上把它原來的編輯換掉,派《南方日報》 – 過去黨報的領導人去做他的編輯,這個人事的控制會被強化。當然,它每天有「吹風會」,每天給你「打招呼」,用這樣一些方法來影響報導的傾向。這就使得黨和政府可以利用這種你得到的所謂「自由」,來裝飾它的整個的控制機制。而且,你媒體通過市場化賺的錢,最後實際上這些資源也都進入了共產黨控制的荷包裡面去了。所以,它反過來也有更多的經濟資源來控制媒體。

像類似這樣的控制機制,在過去的十幾年當中有很多的發展。我們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潤為目的報紙,它也不會碰觸那些「邊界問題」,明明就是那個賺錢,它也不會碰觸那個問題。

我們知道資本家為了追求利潤,他可以去冒險,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潤,讓他死掉,他都會在所不辭。那麼為什麼中國的資本家就沒有這個膽量呢?問題就在於黨的這樣一個控制機器,它有一個比利潤損失所帶來的更可怕的後果,這個後果可能讓你不僅錢賺不到錢,而且可能人最後都要進監獄啦。所以這個控制是相當嚴厲的。它從強力的控製到精緻的操縱兩個層面都有。

所總的來講,市場化對於整個中國的影響也是兩個方面。一個方面,就是給我們中國人帶來了有限的自由,一定經濟的進步;但另外一個方面,它也使得中國人在追求金錢的過程中,喪失了對於政治上這樣一個權力的追求。因為你知道,你在追求政治權力的時候,那裡有一個銅牆鐵壁在擋著你,與其是到那裡去碰壁,為什麼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錢呢?這個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慾橫流,政治上並不產生進步。我想媒體受到的市場化影響的兩個方面影響和這個總體上是一致的。

【旁白】二零一一年二月十日美國華人全國委員會與馬裡蘭大學美籍亞裔中心聯合發布了《二零一一年美國華裔人口動態研究報告》,《報告》稱,華裔已成為美國最大的亞裔群體。截至到二零零九年,美國華裔人口已達到三百六十三點九萬佔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點二​​​​其中在美國出生的華裔佔美國華裔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九。另外,佔百分之六十四點一的華裔是外來移民而外來華裔移民中有百分之六十點一來自中國大陸,百分之八點八來自香港和澳門,百分之十五點一來自台灣。

另據早前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在華裔美國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二點九的人在家說中文,有百分之六十點四的人承認他們的英文水平有限。這些數據顯示美國華人對中文媒體的依賴程度相當地高,而他們在中文媒體上所獲得的信息,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他們對世界的看法。

早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國詹姆斯坦基金會就在其會刊《中國簡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國的華語媒體》的文章,該文章揭露出一個事實:中共花費了巨大努力介入和滲透海外的中文媒體,致使這些媒體日益偏離新聞自由的價值理念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著名學者何清漣女士在台灣大學發表了《 大外宣的崛起?中共對海外華文媒體控制》的演講。進一步揭露了近幾年來中共對海外中文媒體進行紅色滲透的新手法和新特點。

【吳國光】現在因爲「全球化」力量這麽強大,要完全隔絕中國民眾對於外部事業的瞭解也是很難的。那麼現在中國政府有足夠的資源,它不僅能夠影響在中國大陸的媒體,而是還可以反過來影響在外面的媒體。

中國畢竟能讀外文的人還是很少的,直接能讀西方媒體的人還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國家,比如生活在美國的中國人,每天能看《紐約時報》的人還是很少的,大多數人還都是以看中文報紙為主。那麼中國政府非常重視在西方的一些中文媒體,它要控制這個資源。那麽控制了這個資源以後呢,即使你在中國上了外國的媒體,你以為它是外國的媒體,實際上那個媒體也是中國政府控制的。因為現在它的力量已經擴大到能夠控制海外媒體了。

比如說,現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體。當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樣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報》、《文匯報》這種模式。它們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從業人員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總編輯、黨委書記都是從中國派來的。現在不再是這種模式,而是當地華僑自己辦報紙,講的是當地華僑自己的事情。但是這些當地華僑辦報的資金是從哪裡來呢?我們不知道。當地華僑要辦一個當地小報,往往生存是很困難的。但是,我看到這樣的小報卻越來越多。當然,它有正面的一方面,就是華人在整個西方社會,越來越要爭取自己的發言權。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華僑,為了經濟上的利益,他們不得不和中國做生意,那麼中國的政府可以通過這個,來影響他們媒體的傾向。它並不是明確地告訴你要怎麼樣做,只是大使館請你吃吃飯啊,參加宴會啊,介紹幾個生意給你啊,然後呢?當然你也就會想,那我講話我就不要去碰觸中國政府不喜歡的東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這就是一種巧妙的控制。

我們也看到,如果中國政府它現在再要在香港再辦一份的媒體的話,它也不會自己去投資辦,它會跟某一個華人資本家說,我想辦一份這個媒體,你在中國可以有某一個生意,但是你把你這生意賺的錢拿到香港,去幫我們資助某一份刊物。那這個刊物實際上還是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像這樣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這幾年是越來越多。

比如說,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當時我還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校園裡,因為香港本地的媒體都是廣東話的,我就收看當地的中文普通話的電視台。本來我是可以看到CNN ,可以看到BBC ,但是香港中文大學宿舍的CABLE 是由學校控制的,自一九九七年以後,類似CNN BBC 這樣的頻道,就不斷地被減少,不斷地被減少,最後就沒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戰爭期間,我通過CABLE 已經看不到CNN,看不到BBC 了。說起來這簡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過Cable 我看不到CNN,看不到BBC 。而我又看不懂廣東話,我就只能看在香港辦的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台啦。

那麼我看這個電視台一個晚上,就看到說美軍在巴格達遇到抵抗等等諸如此類的。我想這個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結果到了第二天早上一來報紙,通欄標題說「美軍攻佔巴格達」。我想,這什麼時候發生的事情啊?一看說,我昨天看電視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我就覺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一晚上電視,都不知道美軍已經攻佔巴格達啦。這個時候再去看這個中文普通話電視台時,它還在那裡講美軍在巷戰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你說它沒有報導巴格達的事情,沒有報導伊拉克戰爭吧,不,它是充分地報導了。

我看到一個材料說,中國的中央電視台對於伊拉克戰爭的報導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於中央電視台在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收視率,翻了二十八倍​​​​。這可是極大的一個數字啊。那就是說它報導的很多。打戰,很多人很喜歡看。所以收視率飆升。可那又怎麼樣呢, 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卻不知道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在中國也有很多在媒體從業的朋友,他們也有特權可以看到這個在香港的普通話電視台的頻道,他們也沒有看到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也看中央電視台,也看香港的這個普通話電視台,可是三天以後他們還不知道美軍已經攻佔巴格達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們一定會相信我說的,因為他覺得說他在中國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現在他會說,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電視台呀。他相信那個在香港的這個媒體是自由的。就是由於這樣的一種非常巧妙的一種控製手段,使得他們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發生了什麼事情。

【旁白】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國互聯網公司谷歌發表聲明,宣布關閉在中國大陸的搜索引擎,將中文搜索服務轉往香港。谷歌在聲明中稱,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谷歌受到了來自中國的網路攻擊。有證據表明,幾十個與中國有關的人權人士的郵箱帳號,定期受到侵入。中共當局一系列限制網絡言論自由的規定和做法,使谷歌決定退出中國。與此同時谷歌宣布,不再配合中共當局對搜索內容進行過濾。

【吳國光】過去我們認為互聯網相當地自由,沒有邊界,對於中國這樣的一個媒體傳播世界是一個強力地衝擊。但是我們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聯網。我們現在看很多中文網站的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國政府有某種程度的合作關係,金融的、財政的、經濟的合作關係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關係也好,甚至還有更深層的政治合作關係。很簡單,中國政府控制的媒體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問題,它也不能碰。你不能說這些媒體就是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來是獨立的身份,但是扮演類似共產黨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產黨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為共產黨舌講的話你不相信,但是它講的話,你想它是一個海外自由媒體,你會相信,這就是很精緻的控制啦。

還有一種控制媒體的機制,是通過控制人的思想。我們知道中國的經濟發展以後,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大大地高漲。這就使得中國人在看待事件的時候,有一些「盲點」。比如說,我們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機構裡,包括媒體機構,包括這個學術機構,包括經濟機構等等,都有很多的華人,那麼隨著中國的經濟力量增大以後,海外華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這個時候他們就很樂意替中國講一些「正面」的東西。本來這個也有它非常正常的一面,但是中國政府就借助這個東西影響這些人,使得他們有意無意之間按照中國政府的調子來講話。那麼這些人講話對中國民眾的影響力就比黨的官員講的話有說服力。這個控制並不是說一個黨的宣傳官員來告訴一個在美國大學教書的中國後裔的教授說你要怎麼講,而是利用他們民族主義情緒,利用你對中國的這樣一個自豪感,你要到中國去的時候跟你談談話、吃吃飯,讓你多看「正面」的東西,那你就很不自覺地就會接受了他們那樣一套東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獨立機構主辦的一些媒體,但是它要進行中文廣播,或者是進行中文報導,它也要藉助來自中國的人。中國政府利用這些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結來影響他們,使得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替中國政府講話。那麼他們哪怕只講一句,也比共產黨的官員在那裡講一百句要起作用。這也是它精緻化的一種表現。

包括引入西方資金爲它服務。就是說你可以競爭中國這樣一個媒體市場,但是它給你設置「底線」,這也是我們能夠看見像YAHOO 和GOOGLE 這樣的大的電子化國際媒體公司,他們在中國這個市場上也要和中國政府合作。這個很簡單,中國的市場就是這一個,那麼能夠控制市場准入的就是中國政府,那麼這樣的公司有很多,你不接受中國政府的「底線」,他接受,他就賺錢啦。所以呢,即使是這樣一個全球化、國際化的環境,即使中國媒體市場向外資媒體開放,但是你也很難以撼動中國政府對於媒體的控制。結果還帶給大家一個假象,說你看這麼開放了,外國媒體也都進來了,這個東西不是《人民日報》說的,這個東西是YAHOO說的,那當然是真的啦。但是你要知道YAHOO和共產黨也要有這個交易,否則,它在中國怎麼能夠混得下去。當然就是說,它的控制有力不從心的一面,也有故意利用開放因素的一面,那麼這些種種因素的一個總合,就使得它一面控制媒體,那麼還顯示出實際上沒有控制住的這樣一個假面目。

【記者】全球化並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意義上的這個新聞自由?

【吳國光】沒有。我想這個全球化不僅沒有給中國帶來真正意義上的新聞自由,它還有一個很大的負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一個以為已經媒體自由的假像這樣的一個社會生活當中。所以, 對於新聞自由的那種強烈的追求,都已經越來越減弱了。

現在中國的新聞官員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恥地講,中國的媒體是最自由的。當然這個簡直就是笑話。那麼,中國民眾、中國的知識份子、中國的新聞從業人員等,很多人都會講我也很自由啊,他們就現在認同這樣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和一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剛才講,一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這一方面,但是媒體的工作者也不斷地試圖要踩它的「底線」。那時候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啦。叫做這個「踩線論」,「打擦邊球」等等。現在他們追求新聞自由的這個衝動,比以前從總體上來講小了。當然也有人不斷地在追求新聞自由,我們看到像《冰點》啊,像《南方都市報》啊,也在做這個事情,但是從總體上來講都小了。那麼原因呢,一個就是說經濟的原因,媒體從業人員的經濟待遇改善了很多,他們現在成為整個政治菁英,知識精英聯盟的一員,中國經濟繁榮的受益者。一方面,如果你聽它的話,你經濟上會得到好處,那如果你不聽它的話,你不僅得不到好處,你可能整個都會遇到生存的威脅,它可以讓你坐牢。所以,在兩相權衡之間,大家都自動地按照它的指示跟著走, 去賺錢,享受現在這樣一個地位呢。 「八九」以來,大家都明白這個「邊界」在那裡,沒有人再去肯碰觸那個「邊界」了。那另外一個呢,它給你的指示也比較委婉,比較柔軟。它現在不是給每一個新聞工作者講,你要做黨的喉舌。它現在也在講,但是主要的是給那些老總們講。那麼這些老總對底下的新聞工作人員,就是說你要加強你的專業素養;你要把這個東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後,各種各樣的因素促成了中國的今天的這樣一個媒體的世界。這也是為什麼我不得不發明一個新詞來描述這個世界。就是說它是一個扭曲到,你也不能說它虛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實的。那麼這是一個非常扭曲,特定的製度- 共產主義的權威主義制度和相當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說中國擁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國家擁抱得都積極,是相當充分的經濟「全球化」,這樣結合起來,形成的這樣一個非常怪的這樣一個現狀。

【記者】您曾在您的一篇的文章中提到兩個概念, 一個是「洗腦」,另一個是「宣傳」,這兩個概念有什麼不同?

【吳國光】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這個概念我是從一個政治學家- 漢納阿倫特那裡看到的。她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德國政治學家,是位女性。她在研究共產主義制度和納粹主義制度的時候發現了區別。她認為「洗腦」就是讓你要相信他所有講的東西。那麼」宣傳」呢。包括講的人他可能也不一定相信,但是他還是要講。

毛的時代是以「洗腦」為主。他要說服你,讓你從眞心裡相信共產黨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麼他講的這些東西要進入你的靈魂,要進入你的血液,要化為你的行動。那麼現在呢,其實共產黨並不是太在意說你相信不相信它講的,你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則,他不是太才在意。那麼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夠說服你,讓你說不要採取行動和他對抗;讓你覺得說不這樣又有什麼別的選擇呢?你可以以你的行為方式,你的思維的方式,就是說你回到家裡根本就不要聽共產黨的所謂「主旋律的歌曲」,現在你要去聽那些毛澤東時代說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你。那麼你原來回到家裡,你要看革命的小說,那麼現在你要去看其它的東西,他也不管你。但是只要在政治問題上你不要冒犯我,你不要冒犯我。你可以心裡想共產黨真是壞,但是要通過宣傳讓你意識到就是說中國離了共產黨不行,那你要反抗共產黨,你會非常倒楣的。而共產黨呢,雖然它的製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還是做了很多事情,它還在不斷地改善,那麼它在不斷地使中國在改善的過程中得到很多的好處。就是說,你不是從世界觀層次相信它,你是在現實層次相信它,這就足矣啦。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區別。

就像商業宣傳一樣,你說我這個產品如何地好。你不必要相信說這個商家就是獨一無二的,只要你買他的東西就好了。共產黨現在也是這樣,它已經從總體上分解為個體,你只要買它的貨就足矣啦。你在這個事情買它的貨,那個事情買它的貨,最後你會發現,在政治上中國只有一個供應商,這個供應商就是中國共產黨。

【記者】面對這種精緻的宣傳,中國老百姓怎麼能分辨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被誤導的呢?

【吳國光】中國老百姓可以從他的真實生活中體驗到很多東西。比如說,中國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可以不斷地講,我們的反腐敗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是,中國老百姓都知道真相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他可說中國的環境保護取得很大的進步,但是中國的老百姓是可以體驗到真實的情況。但是我們知道一個人所需要的信息,不僅僅只是通過親身體驗,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和一個猴子就沒有什麼區別了。人類有文字,有信息的交流,可以超越你切身體驗的東西。我們可以知道很多很多切身之外的,和我切身利益相關的東西,也就是說和我們有限的BODY,有限的身體,不能夠經歷的事情。

我老家在山東臨沂,我看到海外的媒體報導說,山東臨沂的那個農貿市場發生了一個爆炸事件。那個農貿市場位置離我們家不是太遠,所以我當然就很著急,怕萬一我的家裡的人, 我父母到那個市場去。所以我就打電話給我媽媽, 我說農貿市場好像昨天發生爆炸,妳有沒有問題?我媽說, 不知道啊,沒有這個事情吧。這個事情發生過兩次。又過了幾年,我們老家發生了一個公共汽車爆炸的事情。就是有一個人因為對生活中什麼東西不滿,他搞了這麼一個事件。那麼海外也有報導,那我打電話去問我媽,我媽也不知道發生了這個爆炸事件。這就是說,即使你身邊發生的事情,你只要沒有在現場,你也不知道。所以說,在我們山東臨沂這樣一個很小的城市,那裡的居民並不知道這個城市每天在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回去中國一個月,那你就完全不知道中國每天在發生什麼啦。你回來以後,你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聞報導,那你才能知道這些日子裡中國發生了什麼。
比如說,我們在海外知道,在前兩年四川漢源有發生了幾萬農民對修水庫強佔他們土地不滿,把省委書記都扣留了一段時間。我們知道在廣東汕頭和汕尾這兩個市,發生了農民因為失地抗議,被警察槍殺的事件。那麼我相信在中國生活的人,可以說絕大絕大多數都不知道中國發生了這些事情。那更簡單就是「天安門事件」也是一樣的,這麼大的一件事情,改變了中國歷史,震驚世界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在中國大家也不知道。

我們從這樣一些最簡單的生活現實,就可以看到,你雖然生活在中國,雖然你從本質上對中國肯定有所判斷,比如說你可以知道它其實很腐敗,但是由於中國政府這樣一個選擇性和過濾性的宣傳,由於中國政府對於歷史完全的這樣一個隱瞞和扭曲,其實中國的民眾對於中國的這樣的一個信息的瞭解是最少的。如果你每天只是看中國政府的那些媒體,去瞭解世界的話,你就是一個聾子,你就是一個瞎子,你根本不知道這個世界在發生什麼事情。

【記者】那您覺得中國媒體有沒有可能突破,我是指中國媒體的從業人員有沒有可能突破中國政府對媒體的控制呢?

【吳國光】現在看是很難的啦。我想在沒有一個政治上大的變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新聞從業人員能夠突破這種封鎖的。當然他們也在不斷地在做努力,但是每一個努力都會帶來新的這樣一個鎮壓,然後它們也在相應地加強這個控制的手法。

記者: 媒體能不能「反控制」呢?

【吳國光】其實,你可以從「反控制」當中看到控制。每一次「反控制」的這樣一個鬥爭或者勝利,都會引起控制機制的調整和加強。當然也有削弱的層面,但是它為了要加強控制,它必須進一步地調整,進一步地精緻化。

比如說,我們看《冰點》這個事件。 《冰點》原來主要的編輯就試圖反控制,他們要利用自己的版面來發出他們的聲音。他們做了這個反抗以後,我們看到共產黨在遇到壓力的時候,就不像以前那麼粗暴,而把《冰點》完全撤掉,他做了一點讓步,還繼續讓《冰點》辦下去,但是,它把編輯換掉,進行新的重組。在這個情況下,我可以講現在這個《冰點》如果還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話,你也許感覺到它還是很進步的,但實際上這個《冰點》已經不是原來的《冰點》了。那麼過去的話,它會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沒有這本雜誌了。

【旁白】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共青團機關​​報《中國青年報》旗下的《冰點周刊》因刊登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的《現代化與歷史教科書》一文被中宣部點名批評,一月二十四日,團中央下令《冰點周刊》停刊整頓。翌日,主編李大同發表《公開信》,抨擊當局的打壓,並在網上公開徵集簽名,得到眾人響應。二月十六日,《中國青年報》黨組宣布,《冰點周刊》三月一日復刊,但主編李大同和副主編盧躍剛被免職。

【記者】那面對這種封鎖和扭曲,中國的百姓怎麼樣才能知道這個真實的世界呢?

【吳國光】我想像海外真正的獨立的自由媒體,要擴大對中國的信息輸送的渠道,廣播啊、 電視啊,我想平面媒體是比較難,當然還有電子網路啦。我想這裡面真的有一場爭奪,有一場爭奪。因為中共也試圖佔領這個陣地。當然我想自由的、獨立的媒體也要去充分發揮這個功能。

【結語】二零一三年的第一天, 一北一南兩條有關媒體的消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來自北京的消息稱,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宣布改版,並在官方微博中宣稱: 「新的一年,我們將努力說真話、寫實情,……」。此言一出,語驚四方,引來網民的陣陣調侃。 「說真話」本來就應該是新聞媒體的職業準則,可《人民日報》卻把它當作自己新的一年的奮鬥目標,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另一條來自廣東的消息稱,《南方周末》的新年獻辭《中國夢,憲政夢》在出版前被大肆刪改。有超過十五名記者和編輯因討論此事而被封微博。另據報導說《南方周末》二零一二年被「改撤」的稿件多達一千零三十四篇。新年伊始,一北一南,一笑一怒的兩件事,凸顯了中國大陸新聞媒體的真實生存狀況。這也正與國際社會對中國新聞自由度的評估相吻合。在二零一二年度全球新聞自由指數排行榜上,中國排在被調查的一百七十九個國家中的倒數第六位。

《南方週末》是中國少有的幾個以敢講真話而著稱的媒體。儘管它曾多次因敢言而遭到整肅,但其敢言的傳統依然沒變,也因此得到了許多民眾的支持和聲援。而以講假話而著稱的《人民日報》,突然發誓要講真話,大夥兒還真是有些不太適應,更別說相信了。但願《人民日報》的新年承諾,不要成為「真的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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