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2月7日訊】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在上海寓所雙雙自殺身亡。誰也不知道傅雷夫婦在赴死前的最後幾小時里商量過什麼，他們死後，警察發現了一封由工筆小楷謄寫而成的遺書：
人秀：因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為我們別無至親骨肉，善後事只能委託你了。 …… 四，舊掛表（鋼）一隻，舊小女表一隻，贈保姆周菊娣。五，六百元存單一紙給周菊娣，作過渡時期生活費。 …… 八，姑母傅儀寄存我們家之飾物，與我們自有的同時被紅衛兵取去沒收，只能以存單三紙（共370元）又小額儲蓄三張，作為賠償。 ……十一，現鈔53.30元，作為我們火葬費。使你為我們受累，實在不安，但也別無他人可托，諒之諒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傅雷其人
傅雷，字怒安，號怒庵，一代翻譯巨匠。1908年生於上海南匯。幼年喪父，在寡母嚴教下，養成嚴謹、認真、一絲不苟的性格。
1924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附中。次年參加「五卅」運動，1927年赴法國巴黎大學文科學習藝術理論，得以觀摩世界級藝術大師的作品，大大地提高了他的藝術修養。1931年春應「義大利皇家地理學會」邀請，在羅馬發表題為《國民革命軍北伐與北洋軍閥鬥爭的意義》的著名講演，抨擊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同年秋回國，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講授美術史和法文。
1934年秋，與葉常青合辦《時事彙報》周刊，任總編輯。因不願從流俗而閉門譯書，幾乎譯遍法國重要作家如伏爾泰、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的重要作品。數百萬言的譯作成了中國譯界備受推崇的範文，形成了「傅雷體華文語言」。他多藝兼通，在繪畫、音樂、文學等方面，均顯示出獨特的高超的藝術鑒賞力。抗日戰爭期間，積极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抗戰勝利后，與馬敘倫、陳叔通等發表宣言，籌備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併當選為第一屆理事。中共建政后，被選為第一、二屆全國文代會代表、上海市政協委員。
傅雷之死
1966年9月，58歲的翻譯大師傅雷服毒而亡，夫人朱梅馥自縊隨君而去。在那樣一個人命如蟻的年代里，「自絕於人民」的事是經常發生。當女傭周菊娣失魂落魄地將二人亡故的消息報告給當地政府後，幾個警察經匆匆訊問便決定火化，甚至連近在北京的傅敏（死者的次子）也來不及向父母的遺容告別，就匆匆地掩埋，像送走一盆過時的盆景。
而在這對夫婦臨終前的最後幾天里：在震耳欲聾的口號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他們先是被罰跪在地，繼而被人拉到長凳上戴高帽；……但這一切絲毫沒有影響到傅雷有條不紊地書寫他的死亡文告，甚至連火葬費，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補助，姑母首飾的賠償額都一絲不苟地抄出。這位翻譯巨匠面對死亡表現出驚人的冷靜。
傅雷在遺書中自稱自己是「舊社會的渣滓」早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並說「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如此謙卑而自瀆似的陳述表明，這個東方文人並非是對時局絕望而選擇死亡。那麼，究竟是什麼力量支撐著這個人坦然赴死？
「家國」夢的破滅
可以肯定的是，傅雷並不是一個叛逆的文人，相反傅雷一直熱烈的歌頌那個「新生」的中國。他這樣寫信告訴遠在波蘭的兒子：「想想有這樣堅強的黨、政府與毛XX，時時刻刻作出許多偉大的事業，發出許多偉大的言論，無形中但是有效地鼓勵你前進！……照著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負他老人家的領導才好」。
以此就可以看出，傅雷是有著明顯傳統的士大夫氣質的中國文人，他有著一腔真誠為國奉獻的熱情。但是，他的此種熱情卻遭到了懷疑和莫大的侮辱。
1957年，傅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上海市作協開會批判凡十次之多，但因拒不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而無法戴帽。但到1958年的「反右補課」中，傅卻再也無以倖免。在一次專門為他召開的批判大會結束后，傅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然而，在人格尊嚴飽受摧殘之後，這樣一個堅守家國信念的老人，晚年還遭到了兒子「出逃事件」的打擊。在傅雷家書中，教是教導兒子如何「愛國」之類言辭。而傅聰的出逃徹底宣告了傅式「家國」教育夢的破滅。
據傳記資料顯示，他有整整兩晝夜粒米未進，痛苦，震驚，憂慮，寢食懼廢。毫無疑問，一個一心渴望「精忠報國」的舊式父親無法容忍自己苦心教導的兒子竟然跑到「敵國」深造。家與國，親情倫理與國家倫理在傅雷心中形成了緊張對抗。
至此之後，傅雷開始閉門不出，這位翻譯巨匠還開始用大量的時間研習書法，搜求碑帖、字畫和各種小古董，並專註于嫁接藝術，酷愛月季、玫瑰，並培育出五十多種英國玫瑰。然而這位在「家國夢」破滅之後，欲修身養性不再問任何世事的老人最終還是未能逃離毒打和辱罵。
士可殺不可辱
在傅雷夫婦臨終前幾天，為了搜尋「反革命證據」，戴紅箍的「紅衛兵」挖地三尺、煞費苦心，傅雷辛苦培育的玫瑰被連根撥掉。在震耳欲聾的口號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中，傅雷夫婦先是被罰跪在地，繼而被人拉到長凳上戴高帽。四天之後，他選擇了將一杯和有毒的藥水仰脖吞下。
實際上傅在此前已多次透露了死亡的消息。1958年在專門為他召開的批判大會結束后，他見到夫人以後的第一句話就是：「如果不是阿敏還太小，還在念書，今天我就……」。
1966年，傅雷對來家探望的周煦良明言：「如果再來一次1957年那樣的情況，我是不準備再活的。」而當「運動」才開始一月，他就向朋友們喃喃自語：「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
也就是在1966年，經過四天三夜的查抄、罰跪和變著花樣的辱罵、毆打后，這位老人失去了最後值得在這個人世逗留的理由。然後，讓後人慶幸的是，這位翻譯大師的遺骨得以入土為安。
在聽聞傅雷死後，江小燕，傅譯名著的一個普通愛好者，從傅家保姆周菊娣那裡得知，當時凡自殺身亡的「黑五類」，一律不準留屍骨，就毅然冒險來到寄存骨灰的萬國殯儀館。那裡的工作人員被這個從天而降的傅雷「乾女兒」的淚水打動，答應把骨灰交給她。她從殯儀館的登記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幫助下，她買了一個大塑料袋，將傅、朱的骨灰裝好，並以「怒安」為名，寄存於上海永安公墓。
之後，她回到家中，提筆給中央領導寫了一封信。詳細地報告了傅雷夫婦負屈身亡的經過，希望能昭雪英魂。可信一寄出，她就立即因替「老右派」鳴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幾年一直過著一種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慘生活。
文章來源：《星島環球網》
